在学术的殿堂里，博士生与博导之间本应是纯粹的学术传承与指导关系,然而，近年来，多位博士举报博导“权力过大”的事件屡屡见诸报端，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深刻思考。
近日，南方某“双一流”高校在读博士顾恺（化名）在采访中提及，每月本应获得 5000 元的补贴，却被导师以各种手段侵吞，最终自己仅能拿到可怜的 200 元，甚至有时这 200 元都要返还给老师。如此行径，不仅是对学生经济权益的严重侵犯，更是对学术道德的肆意践踏。
近年来，高校导师压榨、欺辱学生事件频频报道。中国人民大学在读博士生王迪7月21日在微博发视频，实名举报她的导师、人民大学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王贵元性骚扰，要求依法依规惩治王贵元，并更换指导老师。
在这段长达58分42秒的视频中，王迪拿着身份证，实名举报王贵元。据王迪在视频中称，她在2022年5月21日去王贵元的办公室谈学术，却被导师王贵元骚扰，随后她打开了录音。
在之后的谈话中，65岁的王贵元当着她的面脱衣服，询问她自己身材如何，接着说可以给她发几篇论文，提供一些学术上别人难以获得的资料，利诱王迪跟他“做夫妻”，提出肢体接触的要求。王迪说，王贵元强制猥亵她，自己一直反抗，对方才停下。
这次之后，王迪称，王贵元多次让她做无报酬的杂活、骂她，并威胁她不能毕业。至星期一晚7时，这条举报视频被查看5500多万次。
7月22日晚，中国人民大学通报称，针对王贵元的涉嫌师德失范行为的举报情况属实，王贵元严重背弃教书育人的初心使命，严重违反党纪校规和教师职业道德。
人民大学经研究决定，给予他开除党籍处分，撤销教授职称，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撤销其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同时报请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并将问题线索依法反映给有关机关。
今年4月，北京邮电大学15名研究生联名举报该校副教授郑凤，称她在师德、师风方面存在问题。举报材料长达23页，指郑风情绪不稳定、对学生进行人格侮辱与毕业威胁、截留学生工资、实验室全年无休等。举报还称，郑凤使唤研究生帮忙取快递、开车、搬家打扫、陪同其女儿进行乒乓球、跑步等训练，为其女儿打印资料、协助其女儿考试等。
华中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系教授黄飞若被11名硕士、博士研究生集体实名举报学术不端。举报信中也提到，黄飞若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采用高压、严苛的方式，频繁进行人身攻击和辱骂，压榨学生劳动力，强迫学生进行与学业和科研无关的私活，少发助研津贴等。
关于我国的“导师制”
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向正规化发展。起初，我国主要的学习对象是苏联模式，1958年，中央颁发《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求进一步普及高等教育。所以50年代末期，中国大学进行了一次学校数量的扩张与学生人数的扩招。高校以教学为重心，结合课本学习和生产劳动，但在教学计划外，不对学生规定科研任务 。
改革开放之后，导师制纳入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最初在博士阶段开始实行。作为学位制度重要组成部分，博士生导师聘任制度历经国务院批准、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和博士学位授予单位自行审定三个阶段。从1993年开始，博士生导师聘任的权限下放到地方高校的博士点。
博士生导师审批的行政程序不断简化，但对导师的职称、学历和科研资历要求不断提高，强化了导师资质审核，但缺乏对导师有效的监督管理和评价机制。相比之下，国外高校成为博士生导师容易得多，只要教师具备一定科研指导能力就可以成为博士生导师，但在指导研究的过程中却要接受诸多监督和考核。
伴随高校制度改革的深入，导师制逐渐从博士阶段推广到硕士甚至本科生阶段。2003年北京大学开始在本科生中实行导师制。2005年公布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有条件的高校要积极推行导师制，努力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优质和个性化的服务”。然而，高等教育逐年扩招，导致师生比严重不平衡，高校教师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本身就重，难以抽出充足时间为本科生提供服务。指导教师的岗位津贴标准极低，也难以形成激励机制。对教师来说，让本科生参与到科研工作之中，分担科研压力，提供低廉甚至免费的学术劳动，成为了指导实际的驱动力。随着高校以论文数量与课题项目为核心的工作绩效考评体系的建立，科研成果成为关键绩效指标。教师的职称评定和晋升渠道，都取决于科研成果。在这一普遍压力之下，学生成为导师转嫁和外包科研工作最直接、方便和廉价的人力资源。
2008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建立以科学与工程技术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和导师项目资助制”，这一建议主要针对理工科专业。在导师责任制和导师项目资助制的基础上，研究生导师不仅是学生论文的指导老师，同时也成为了科研经费和生活费的直接来源。其潜在后果是让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变成某种意义上的老板-员工的雇佣关系，而这一雇佣关系又是非正式的、不被法律承认的，自然也不受劳动合同法的保护。
在科研立校的发展趋势下，高校的利益和学术大牛紧紧捆绑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公平、严格的导师监督机制则需要第三方独立调查机构介入，而不能期待学校行政管理者能够摆脱利益，实现公平和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