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重夺香港(下)

文摘   2024-11-27 00:00   西藏  
文 / 欧洲金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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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新收复
2020年6月30日,几乎是港独分子乱港行动一周年之际,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和闭幕会,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由领袖签署第49号主席令予以公布。
该法下的四类罪包括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中央驻港国安公署可以在香港办案,国安案件的诉讼可不设陪审团、由特首指定的法官审理,在该法律定明的特定情况下可移送到大陆审理。
那一天我真的兴奋异常,发了条微博:

《国安法》雷霆出炉,让此前不久还在享受着港英法系“保释来保释去”的黎智英、何俊仁、黄之锋、周庭们,听见了丧钟的声音。

出炉一周前,被称为“独派教父”的李柱铭、陈方安生已接连缴械投降,称自己不再搞事情,劝香港年轻人也别再搞事情……一时间还冲上了微博热搜。
随后,一大票受西方圈养的港独团体也宣告解散。

《国安法》的意义是历史性的,如我那条微博所言,它让「香港回归」这件民族重迹不再只是一个表象化的史册空壳,而是从法统和伦理两个层面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及背后的十四亿人民对香港无可争议、不可撼动的主权。

五天之后,中央正式任命骆惠宁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事务顾问。
同日,国务院还宣布任命郑雁雄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署长,任命李江舟、孙青野为副署长。
注意这位孙青野同志,他没有任何公开的历史任职信息,仅知其来自「国家安全机关」,却甫一露面便就任香港安全公署副署长,辅佐香港回归以来首位拥有省委书记履历的中联办主任骆惠宁。
这在当时令英美等国和乱港分子惶惶不安。
一个月后,林郑月娥宣布“因新冠肺炎疫情,推迟第七届立法选举”——顶住滂沱压力,阻止了泛民派继续涌入港会;
半年后,黄之锋等乱港分子悉数入狱;
再三个月后,202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附件二(香港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

规定:参选人须获新成立的“资格审查委员会”许可,以及由亲北京人士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提名。

立法会议席则由70增至90席,但直选议席只占20席,比例大幅缩减。

这时候,林郑月娥八个月前的“推迟”之为,其内涵终于浮出水面,让人啧啧称叹。
而特区政府背后为其倾囊施策、撑腰输血的,当然是党和千千万万的我们。
《国安法》维系暴力专政,《基本法》附件保障立法执政,两只拳头一前一后出击,拳拳到肉,让人依稀看到七十年前共产党刚刚建政时的英气:一手暴力剿匪、解放边藏、稳固海防,一手筹备人大、撰写宪法、确立思想。
这两只拳头的威力,从香港大学这个一度沦为暴徒大本营的学府之巨变,即可一窥:《基本法》附件生效后三个月,香港大学便宣布“不再承认港大的学生会作为独立注册社团以及它现有在校内的角色。港大会按大学程序严肃调查学生会评议会事件,并根据调查结果对涉事学生进行进一步处理。”
而就在那整整一年前即《国安法》生效时,港大也早已宣布罢免2014“占中”发起人、港大法学院终身法律副教授戴耀廷,并禁止学生在校园内散发反华政治传单、发动反华行动。

这就是专政的威严。

2022年5月,警察系统出身的李家超接替林郑月娥出任特首,他上任不到两年就完成“第二十三条”立法的任务,整个立法过程都打破历史纪录和惯例。

港府是在今年1月向立法会提交“第二十三条”立法草案的,当时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期,收到13489份意见书,其中98.6%支援“第二十三条”立法。

西方媒体原本预期法案最快也得到6月立法会休会前通过,然而真正的进度比此前所有传出的消息都快。

3月初,全国两会进行时,李家超突然提早一天在3月5日结束北京行程返港,翌日3月6日港府公布谘询期间收集的意见,3月7日召开特别行会审议通过“第二十三条”,3月8日早上刊宪草案,立法会同日加开特别会议进行首读。

包括周末的短短十二天内,议会“马拉松式”审议了181项条文,3月19日完成二读和三读,以89票全票通过。

李家超向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汇报工作时表示,特区政府团结社会力量完成“第二十三条”立法是“爱国者治港”的一项光荣成绩”。

“爱国者治港”,这是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治港方略,其高度已完全超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一如2014年4月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早已取代过去的所谓“井水不犯河水”、“有所为有所不为”。

3月23日,“第二十三条”正式刊宪生效,香港又多了一套国家安全法。

6 覆舟水是苍生泪
我曾在评述今天中国高考时,引申过香港的例子:

不要说学习鸦片战争的历史了,从2019年乱港闹剧中诸多暴徒的言行来看,这一部分青年群体的文化修养极其贫乏、学识修为更是明显处于社会底层。

但就是这样一群让人看着就觉得可怜的无知青年,却极度可悲地走上了反华不归路,给香港无辜平民造成了巨大伤害。

我们为什么那样关注香港,只因为它走过的路太过典型,典型到让人深思且警惕。
2022年春天香港疫情大破发,水深火热之中恍然发现:全港疫情感染最严重的油尖旺区、观塘区、黄大仙区,全部是中低收入地区;而外资云集、寡头遍布的深水湾、浅水湾、赤柱湾等富人区,感染寥寥。
同时,感染密度恐怖的整个九龙半岛也是老年人密集区。
在发生医疗资源挤兑的紧急状况下,普通的香港老百姓、特别是身体免疫力差的中老年群体,竟然连一张病床都弄不到,只能等死。
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四年前的五月底(《国安法》出台前夕),李嘉诚们会表态宣布“拥护一国两制”?
对于李嘉诚这帮老家伙们而言,一国两制是他们绝对拥护的,因为一国两制也许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东西,但至少可以替他们维持住一些东西。
回归二十年,这已然是他们可控范围内的利益最大化。
李嘉诚旗下公司市值在香港回归前的1995年“只有”420亿港元,盈利30亿港元;到2009年已猛增到了万亿港元,相当于同期香港经济总量的50%,盈利超过2000亿港元,增加近70倍。
但是香港回归的二十年,地区总体GDP只增加了不到一倍。
李嘉诚们心知心惧。
香港青年的恐怖主义暴动,最希望尽快平息下来、希望香港永远安宁的人,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只能排第二,排在第一的正是以李嘉诚为代表的、早已卡特尔化的香港几大家族们(广义是四大家族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但不同语境下亦有不同划分)
早在2014年3月,李嘉诚接收财新专访时就说过:“香港若真的走上民粹主义之路,就会像野马易放难收。”
因为暴动意味着阶级业态的失序,失序则意味着重组的可能,重组就意味着对现有顶端的颠覆。
香港的平均房价早已超过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十二倍,居全球首位。
截至2011年,47.7%的香港市民因无力购买私人住宅,居住在公屋(政府廉租房)或居屋(政府限价房)内,而其人均住房面积仅有12.8 平方米。

连续五年蝉联全球住宅楼价最难负担城市,楼价入息比率为十七倍,远超第二位温哥华十倍,均为「香港特色」。
根据2016年乐施会报告,香港七百万人口中,贫困人口已超百万,为世界发达经济体(区域)之最。
在据香港政府统计处同年中期发布的人口统计报告《主题性报告:香港的住户收入分布》:1997年回归以来,香港收入最低及最高的住户数目双双增加,中等收入住户的比例却逐年萎缩,家庭收入差距显著走向两极分化。全港最低收入家庭的入息中位数是2560元,与全港最富有家庭相差四十四倍。
两年后,港府公布了《2018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显示2018年香港本地贫穷人口高达140.6万人,以香港749万总人口计算,大概每五人中就有一人贫困。
这一数字创造了香港过去十年来新高记录(根据香港政府的定义,贫穷人口指生活于低收入住户的人口,而低收入住户指按不同住户人数划分,收入少于或等于全港住户入息中位数一半的住户)。
如果进一步按照年龄划分,香港每三个60岁以上的长者中就有一位处于贫困线之下;18岁以下青少年儿童中,则每五人就有一人处于贫困线之下。
全港最贫穷10%家庭的平均月收入,从2001年的2590美元下降至2011年的2170美元(十年间下降了16%)——那十年间,香港薪酬最高10%的人群收入增长率却高达惊人的60%。
1997年回归时,李嘉诚本人资产七十亿美元左右,到2014年已超过三百亿美元。 
根据2016年瑞士信贷统计,香港人口中前10%的富有人群控制着全港77.5%的财富,这一比例比十年前高出了近10%。
从2004年到2018年,香港所有职业薪资增长63%,但同一时段房价却大幅上涨420%,住宅租金也在十四年中上涨177%。
可以看到,以李嘉诚为代表的实力雄厚的地产商早已垄断香港市场,地产业也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形成“地产霸权”。
但由于西式奴化教育和商业消费洗脑的问题,香港青年长期在自身的压迫中却意识不到压迫、在被剥削中却意识不到被剥削,反而在权贵的繁华图景里虚醉着遥远的繁华——而一旦社会问题被英美等国阴谋地绑架上反华的战车,这些原本应该去攻陷李嘉诚大别墅的无产者们,便纷纷将拳头挥舞向北京……

7 李嘉诚们的“拥护”
对于李嘉诚们而言,他们唯一恐惧的就是随着暴动持续深入,香港青年们难保思想会产生“正向的异化”——将矛头对准自己。
注意,四年前不少香港市民在就《国安法》签字、声援支持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时,已经表达了对香港几十年来少数垄断资本家的不满,尤其是四大家族为首的地产财阀。
这是阶级认知的觉醒。

对于李嘉诚等地产霸权的憎恶其实一直有之,但是在大陆商品经济崛起之前,香港人的优越感普遍盖过了阶级分化的痛苦,同时也总是在独派媒体的蛊惑下动辄将香港经济的停滞甩锅给“1997回归”。
很多年来,香港的大富豪们被市井百姓亲切地称为“诚哥”“彤叔”“四叔”,如称呼自家亲戚,不但将他们视为明星、股神一样追捧,还听不得他人的任何诋毁。
待陆港此消彼长之后,香港人对李嘉诚们的心态也开始崩塌。
2005年,李嘉诚捐赠十亿给香港大学医学院,港大校务委员会决议将医学院命名为“李嘉诚医学院”,引发轩然大波,新老师生和市民一致不忿、同声谴责校方和李嘉诚;2013年4月,李嘉诚控制的核心企业和记黄埔旗下的港口管理公司发生要求改善待遇等的罢工,显示出香港民众对他的厌恶。
每每听闻香港社会对自己的“排斥”,李嘉诚的反应都是毫不在乎:“不喜欢我,那我就去别处投资。”
他确实是这么做的。
90年代,外资企业大举撤资中国大陆,彼时李嘉诚却大举进军中国大陆市场,成为香港在大陆地区的最大投资者,二十年来生意一直红火。
但是所谓红火也是伴随着狡诈,李嘉诚旗下的“长和系”在中国内地变相囤地已经是常态。
过往多年来,“长和系”在中国近十个城市十余个项目,均通过“蜗牛式”开发方式,延长土地开发周期从六到十多年不等。
比如在北京明十三陵附近“皇家别墅”的北新嘉园项目,合同约定2004年11月开工,但到2014年都依然未见开盘动静……
李嘉诚在内地的舞动一直持续到2012年的十八大,戛然而止。
当年大会结束刚过半年之际,李嘉诚就开始抛售内地项目。
同样是在那一年,香港特区大选,李嘉诚押错了宝,没有投给梁振英,转折便是接二连三。
这几年大陆地区风清气正,也是港商频频从内地撤退的时期,包括1987年把大陆带进别墅时代的刘銮雄,以及许家印的“贵人”郑裕彤和张松桥,在2015年纷纷离开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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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栽了跟头,待到2017年在林郑月娥表明参选前,李嘉诚表示“不会提名任何人参选”
遥想2000年举行的选举委员会选举,李嘉诚、李兆基、黄志祥、郭炳江等地产富豪齐齐在地产及建造界成功出线——李嘉诚在地产界别以323票的最高票当选,长子李泽钜在政协界别自动当选,次子李泽楷则在高等教育界以298票入围,成绩属于中上。

二十四年前的那届选委会成员中不少都有亲姻关系,当中又以父子兵居多,兄弟班亦为数不少,形成了一个结构严密的门阀宗亲体系。
但到了2021年9月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举行界别分组选举,选举委员会已明确“将限制香港富豪家族们在该机构的政治影响力”,大家族们未来各自最多只能有两名成员出任选委会委员。
离开大陆,2016年遇上旺角骚乱,2018年退休,2019年又遇上大暴动……这些吸了香港人一辈子血、把香港打造成不足十平米的房子售价19万/平米的“超繁华鸽子笼”的富豪家族们,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晚节得保。
所以表面上看,他们比谁都“红”,因为他们比谁都渴望“维持现状”。
经过百余年的开发建设,香港已开发土地仅存275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比例仅为24.9%,远低于内地大中城市。
其中用于私人住宅土地更是只有26平方公里,用于公屋用地的则有17平方公里,低密度的乡郊居所竟占去35平方公里——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改变现行土地政策,根本没有足够的土地来盖房,香港市民的住房梦想是很难实现的。
在历史上,李嘉诚们普遍会于土地价格较低的时候购买大量土地,其中不少并未开发,而是放在那儿坐等升值。
仅所谓“地产四大家族”在香港囤积的农田就达到13950亩,加之现行香港法律对囤积土地并未作出严格监管,长期持有土地不开发并没有太大的风险。
因此,对李嘉诚们来说,囤着足够多的土地即意味着带来源源不断的利益,而不用投入太多的成本。
回到那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这么关注香港?
因为香港的种种惊心困局,没有一样不值得内地警觉和思考。

2020年国庆期间,骆惠宁同志走进基层社区探望老人家和劏房户。解决住房等基层民生问题,是中央治港的重中之重。

8 未来
原本为统一台湾而提出的“一国两制”政策构想,被首先运用到香港和澳门,实乃历史机缘巧合促成。
香港是现代中国的创伤性记忆,1842年清廷于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连同鸭脷洲和附近岛屿)永久割让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及其合法继承人。
1860年,清廷再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败于英法联军,签订《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永久割让给英国。
1898年,清廷再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据此租借“新界”(包括新九龙及逾二百个离岛),为期九十九年。
这三份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承认的不平等条约,实际上形成了今天香港所辖领域大致范围。
自70年代末始,随着新界地区租借期限的不断逼近,在英国政府的动议和催促下,中英两国才开始进行关于香港前途命运的外交接触、商讨和正式谈判。
中英关于香港前途地位的谈判,恰好与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思考台湾统一问题的时间重叠,这使得领导集体开始考虑将刚提出不久的“一国两制”构想,率先运用于香港。
以“一国两制”的方略来解决香港问题确实是一个政治层面的创举,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一问题是在非常仓促的情形下被提上议程的。
实际上,当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并与小平同志首次谈及香港前途问题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刚刚结束对越南的大规模自卫反击作战不到十天,中央政府尚未对香港在1997后的地位和管治问题做出深究,遑论做出重要决定。
随着中英关于香港前途命运问题的接触和商谈的深入,中国政府才逐步把香港问题在内地百废待举的情况下“插队”提上议事日程,并最终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就香港在1997年回归形成了初步决策。
起初,我们对于“一国两制”框架下未来香港政治运行的设想,是十分“急冻式”的回归。
即:快速于1997年6月30日午夜时分将香港既存的社会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基本不动地接收,保持大体不变,然后再因应时代的变化择机予以解冻和变革。
80年代香港回归谈判期间,香港人最常听到的六个字——“马照跑、舞照跳”,形象表达了北京对于在回归完成后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和不同于中国内地的生活方式的设想与愿景。
80年代,北京甚至有官员表示香港回归不过是“换面国旗、换个总督”般简单,中央对港工作系统的负责官员也经常强调回归后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华人公务员队伍、精英阶层地位、司法体系、营商环境等,均会同港英殖民地时期保持“高度连贯性”……
甚至,某位主政对港工作官员曾说出:“将来香港如何发展民主,完全 是香港自治权范围内的事,中央政府不会一涉”之类极为宽厚的政治表态。
1997年回归后,中央还将港英时期派驻香港的隐蔽战线力量几乎全数撤回北京,原因就是:回归之后香港都是自家人了,特区由港人掌握“完全放心”。
“急冻式”回归,已然超出了其作为一个较为原则性的、粗糙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初步政治设计的本来面目。
这被不少香港居民有意无意当作是北京中央权力对自己做出的某种具体承诺和香港回归的某种既定模式。
也使得部分香港市民后来对于“一国两制”的理解,始终存在政治性偏差。
那么对于未来,面对今天人均GDP25000美元的台湾岛,其经过七十年甘当帝国主义仆从的冗长崛起期、凭借地缘优势而壮大的殖民地经济规模事实上非常稳固的割据状态,我们是否还要继续沿用“历史经验”?

自2012至2020年,再到如今,香港问题趋近于「根本性解决」的态势,让人欣慰也敞怀。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

在中央层面大的政策方向已经调整的背景下,“一国两制”的最优先目标正式由强调“维护特区的繁荣稳定”,转而强调维护国家在港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2015年3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也专门指出:“在'一国两制’下,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是一道醒目的原则红线,不容挑战和触碰。”

这是一个关于「主权能见度」极为重大的改变。

至今年,香港教育局官方文件已陆续出现“爱国主义”这个以往在香港的所谓“敏感词”,并首度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

该法律于2023年10月24日由中国全国人大通过,虽不会直接在港实施,但有专设条款把“港澳台同胞“纳入其中。

香港特首李家超随后在《施政报告》宣布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与国家法律对接。

该部法律明确规定教育内容包括新时代思想、中国共产党史、“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重大成就”和“革命文化”等红色主旋律策律。

香港教育局今年7月公布了《小学教育课程指引》(2024),强调香港“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着力培养学生的“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在操作上会以新推出的「人文科」作增润中华文化、国史及国家地理等元素,有系统地培养民族感情。
初中方面,今年9月在中一级推行新的「公民、经济与社会科」(公经科),新课程删去了原属必读的「世界公民意识」及「国际政治格局」等内容,新增「香港与内地紧密的经济关系」、「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等。

自2024/2025学年起,香港八大公立院校增加了非本地生的本科招生人数,将非本地生的招生比例从20%提高到40%。

根据港府统计,香港大学自资研究生人数由2020/21学年的9,373人,增加至2022/23学年12674人。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丁智善曾做过统计,以她所在的学院为例,如今一个总人数50人左右的研究生班级非大陆学生仅有不到10位。这种比例如今在香港的大学里非常常见。

一切都在得到扭正。

1960年12月24日,联合国通过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带领四十余个亚洲国家提出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草案。
这个草案,将香港和澳门纳入名单之中。
正是这份《宣言》,赋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所谓“自决权”,使其可以“自由决定其前途,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
从历史纵向维度而言,这份《宣言》成了此后苏修进一步炮制所谓“有限主权论”、干预第三世界国家内政的沙文主义预演。
其时,正是毛主席敏锐觉察到苏联和西方帝国主义集团有可能通过该法案干香港、澳门等地区形成事实“独立”。
为了将中国的主权领土——香港与澳门从法案名单中永久删除,在联合国席位彼时仍被蒋介石政权非法把持的情况下,毛主席与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毛主席立刻指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尽早行动:港澳问题完全是为中国主权范围内议题,不可以“殖民地”性质而论,应将港澳两地剔除出名单。
1972年11月8日,联合国大会对港澳问题进行表决:支持删除99票,反对5票,其余弃权。
香港和澳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底色,被毛主席以不容撼动的政治决心成功维护,也奠定了此后回归祖国的水到渠成。
两年后,1974年5月25日,年迈的毛主席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对香港问题做出了最后的交代。
中共中央档案馆保留的谈话稿上准确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都成历史了!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

苦尽孤心纵身付,山河悲风一曲吟。

于历史,感恩1997。

于未来,告别199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当一个人成了谜

你不知道

他们为何离去

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

当一辆车消失天际

当一个人成了谜

你不知道

他们为何离去

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

一条船的沉没,像极了一个时代的挥别。

两年半前,就在2022年6月21日珍宝海鲜坊沉没的同时,香港警队宣布自2022年7月1日起将全面采用中式步操、步操口令及对答,且会使用普通话和广东话,“yes sir”的英式口号会成为历史,全部改成“知道,长官”“明白,长官”

尽管“明白,长官”依旧不是契合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话术,但“中国化”的前提必须是先“去殖民化”。

在这中间,“香港本土化”是一个必经的过渡。

毕竟现实已经告诉了人们:1997年香港的回归在很多层面都只是表面的,埋坑一直埋到了近十年。

夺回香港,顺理成章;

重夺香港,何其艰苦。

四年,一锤定音的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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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靴主义
去碉楼,拿回你们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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