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以死推动《劳动法》进步”，它可以是矛头直指权贵，壮烈而雄浑；它亦可以是焚身殒命，遗憾但伟大……
总之，无论如何，它不应是挥刀向更弱者，让不知情的无辜群体作为某一个个体进行政治表达的陪葬。
这不是革命，也就不可能壮大革命队伍。
从历史看，韩国的全泰壹同志就是正例之一。
上世纪60年代，朴正熙治下的韩国开始转向出口导向性经济，从此开始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大批农业人口往新兴城市和大型出口财阀涌入。
这被称为「无计划进京」（무작정 상경），又被称“盲流”。
这与我国90年代开始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十分相像。
六七十年代的韩国农村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下，大规模的工业化伴随相应的是快速的农民无产化，配置世界级的加工企业需要大量吸收和榨取工人的劳动，并通过“新圈地运动”不断的制造农民贫困，让农民单靠种田就无法生存，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如化肥农药等的价格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成本加大。
在此情况下，农民无法通过种田养活自己，故大量涌向城市。
1966~1975年间，大约有510万韩国人从农村地区迁居到城市，1975~1984年间又迁居了590万人。
加起来，在韩国工业化的头二十年大约有1100万人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农村地区的年流出率为4.7%，转移的人口总数占韩国农村人口的60%。
根据《京乡新闻》的报道，那时汉城火车站附近每天都能增加几十个「无计划进京者」，年龄多为15至20岁，女性数量比男性多，常有被骗甚至沦为娼妓的事情发生……
从政客们好听的话说，这些韩国的新工人都是“汉江奇迹”的创造者，然而盛世之下的蝼蚁，命运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1960年，朴正熙下令解散了韩国所有工会，污蔑其是“北边传来的东西”。
随后，朴总统控制的韩国中央情报局（KCIA，纯粹模仿美国爹的玩意）“精心挑选”了九名劳工，组了一个“九人委员会”，用来重建韩国工会。
这，不就九只工贼嘛。
不到十天，“大韩劳总”成立，然而这只不过是隶属于政府机关的一个机构罢了，根本代表不了韩国工人的意志。
更不要说，朴正熙的中央情报局几乎将触角伸到了韩国各个工厂的内部，“任何人不得阻碍国家经济的腾飞！必须努力工作！”
后来1980年全斗焕上台后，又对这个已经十分政权化的大韩劳总及其下面的工联和工会进行了改组整顿，并将全国所有的劳资纠纷纳入法律裁决框架之下。
同时，1980年全斗焕又策划了《劳动协议法》的修改，规定禁止工人同时参加多个工会组织、禁止工会的政治行动等“四禁”，这实质是从组织上和法律上使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非政治化。
东亚劳工研究的前驱之一、以十年时间完成经典之作《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的具海根（Hagen Koo）就曾这样说：
我无法在劳工困境中，赞扬所谓的‘经济奇迹’。
工业事故的高发率更是骇人听闻，仅1978-1980年间就发生12625起工伤事故，是同期日本的十五倍。
在一系列的悲剧中，最为让韩国工人心碎、也是在当时与国际共运在东亚的高潮相呼应的，就是1970年，年仅22岁的缝纫小哥全泰壹的自焚身亡。
1964年，16岁的全泰壹在和平市场一家名为“三一社”的缝制厂打工，当时首尔清溪川6街和平市场有五百多家小型缝制厂，工作环境非常恶劣，工人们却未能得到相应的收入。
60年代后期，在和平市场约有两万多名工人干活，其中80%至90%是十几岁的女工。在伙伴病了或全身痛的时候，全泰壹还用自己的钱为她们买药。
当时，全泰壹根本不知道《劳动基准法》，直到1968年，全泰壹得知国家为了保护劳工而制订了有关工作时间等方面的规定即《劳动基准法》，立刻决定依据这一法令改变目前的情况。
1969年6月末，在和平市场干活的十多名工人聚集在德寿宫附近的一家小餐厅，他们都是“傻瓜会”的成员——一个在全泰壹的带领下成立的亲睦团体，以“傻瓜”自嘲工人被剥削的可怜，开始集体学习《劳动基准法》，想要为改善劳动环境而努力。
1970年9月，傻瓜会会员又聚在了一起，对清溪川一带的劳动环境进行调查后，向劳动厅厅长进行了投诉。京乡新闻社还大肆报道了他们向劳动厅投诉的消息，引起了巨大反响。
但是，他们的工作环境仍然没有获得任何改善。
傻瓜会数次向劳动厅投诉，并向雇主提出要求，却如石沉大海。
走投无路之下，全泰壹选择的最后一个方法就是举行“《劳动基准法》火刑式”。
1970年11月13日，作为工人代表和资方和政府谈判未果，全泰壹手握《劳动基准法》在和平市场当众自焚，希望唤起大众对于劳工的关注。
他留下的遗言是：
我们不是机器……不要让我白白死去…劳动法就是一张废纸！
全泰壹的死，掀起了全国劳工的怒火，给韩国社会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波，尤其是唤醒了知识界，使他们注意到出口加工业的黑暗面，让许多大学生投身到工人队伍之中。
而最直接的效应，是激励了整整一代韩国劳工的抗争运动，在韩国工人心中播下了抵抗和反叛的种子，成为韩国工人阶级意识觉醒的强大象征。
到今天，全泰壹纪念馆更是显著的政治地标，他的祭日也被称为“工人日”。
2020年，全泰壹逝世五十周年之际，文在寅还曾追授他国民勋章。
在全泰壹生前，他是给身为总统的朴正熙写过一封信的，但杳无音信，这沉痛打击了他对政府的信心。
信的内容如下：
尊敬的总统阁下：
您身体安康吗？我是一名从事产品（成衣）工作的裁缝。
您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我们高度尊敬您在 5·16 革命后成就的一切，此后也会一直尊敬下去。关于「三选改宪」，您做出了我们难以体会的牺牲，我们深深感激您。您有耐心、智慧和勇气，我们国民将以尊敬和信赖，把大韩民国的十字架交给您。
我是住在首尔特别市城北区双门洞208号2通5班的22岁青年，职业是成衣系统的裁缝，有5年的经验。我的单位是市里东大门区和平市场，是亚洲最大的成衣企业之一，有将近2万名职工。我们被分到4栋大楼里做工，每个厂大约有30个人。
我们都很清楚这是适用劳动法的企业，但我们根本得不到劳动法的照顾。
况且，超过2万的职工里，90%以上是女性，她们的平均年龄是18岁。
就算没有劳动法，作为人，怎么可以要求女性每天工作15个小时呢？缝纫的活是最苦的劳动之一，女性难以忍受。并且，在两万多人中占40%的见习工，是平均年龄15岁的孩子，对发育期的他们，是不可恢复的致命伤害。
他们全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为了战胜饥饿和贫穷，领着90至100韩元的日薪，每天工作16个小时。
面对善良的他们，社会实在太冷漠了，我不得不在这里恳求您！
在受更多伤害之前，请保护这些纯净善良的孩子。在劳动法里有对儿童的保护，但为什么不能遵守？
也许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面貌，但等这些孩子长大了，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呢？劳动法是我国的法律。是对应我国现实来做的，是我们的法律。我认为，在不合身的时候，应该努力适应它。
但现在的企业主怎么样？把法律当作什么奢侈品，不让员工靠近。
作为热血的青年、身处此境的裁缝，我实在不能接受残酷的现状。我为了改变这个现状，曾找到劳动厅和市政府的劳动主管，口头要求他们监督。劳动厅也派人来调查，但没有任何对策。
每月第一周和第三周各休息一天。公务员每周工作45个小时，而15岁的见习工被每周98个小时的苦工摧残。熟练女工平均年龄20岁，工作经历6年左右，大部分有眼疾、神经痛、胃病。因为呼吸道疾病、肺结核，许多熟练女工感觉不到生活的改善。
按照劳动法，企业应当给员工检查身体，但企业主违法而行！一个厂的30多个员工，只有2—3人在和平市场有限公司指定的医院里接受形式上的诊断。
在拍 X 片时，里面根本不放胶卷，事后也没有任何处方。是因为企业主需要负担每人 300 韩元的体检费吗？还是因为大家都健康？为了国家经济发展，这是没法改变的现实吗？
请速速保护身体精神上弱小的女工，这些纯真的孩子，只要能到「不严重影响他们健康」的程度，就很满意了。
您是国父，就是我们的父亲。作为儿女，我们告诉您痛处。如果不告知痛处还埋怨父亲，就违背道理了。
我们的要求是：缩短每天 14 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希望减至每天10—12个小时，每个星期天休息；认真给职工做体检；对见习工每天70—100韩元的工资，至少涨薪 50%。
我发誓，这绝对不是无理的要求，这是作为人最小限度的要求，企业一方也充分可行！
全泰壹上一次映入中国网民的眼帘，是在2021年1月11日，47岁的外卖员刘进，点燃了浇在身上的汽油。
众人劝他去医院，他却声音微弱：
不去，我要我的血汗钱……
刘进为什么选择死，这不得不提他的雇佣单位将原先的6元/单改为阶梯制：跑900-1100单为5.5元一单，1100-1200单之间为5.8元一单，1200-1400单为6元，1400单以上则为6.2元一单。
刘进的日工作时长约十二小时，但跑够1200单突然变得吃力，这等于变相减薪。
2020年12月初，刘进想跳槽，可11月工资到手时，比预计的6000元少了整整5000元。
理由是：离职需提前一个月和公司打申请，而刘进急辞，每单只能按1.5元结算。
接下来便是长达十八天的讨薪之路，直到自焚事发。
为了5000块钱，一个男人选择了结束生命。
如全泰壹一般，刘进家庭贫困，文化程度不高，这意味着他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去讨要血汗钱。
他的妻子患有肝病，做零工月工资不足两千。大女儿初入社会并无积蓄，小女儿刚读大学，入学学杂费是亲戚们凑的，他还有远在老家的母亲，需要定期汇款打钱。
刘进被送往医院时，妹妹问他为何这样做，他说：
我不想活了，我活够了，太累了……
由此，其实思考应当更深一层。
对底层的恐怖分子行之挞伐是一件极显性且容易的事情，那么，对那些掌握着权力、财富、知识、文化、不凡的素质、优雅的气质、法律的解释权、高耸的地位等一切稀缺资源的人物，进行“请不要再打造诞生恐怖分子的土壤”之呼吁，是不是对很多人来说便不那么容易了？
还记得去年的“陈志龙事件”吗？将造谣生事者绳之以法实在是太应该也太轻松了，然而一桩人造的剧本式新闻竟可以引得全网共鸣共情呼应响应，这背后又说明了什么？
还是说回全泰壹与韩国吧。
为什么全泰壹直到今天依旧被韩国社会缅怀着？
90年代后期，投入新自由主义的韩国政府开始着手打压工人，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政府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管(IMF)，谋求拯救国内的财阀（1997、1998两年，韩国先后9家银行、3个财团倒闭清算，受到的金融打击比日本还惨）。
而IMF给出的条件之一，是要求韩国“实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韩国政府便“借坡下驴”实施以整理解雇制为特征的劳工改革，鼓励企业使用临时工、派遣工……
到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韩国至少六成以上的劳动力都被雇佣临时化，都有被瞬间裁员和拿不到正职薪资的风险。
列宁曾鲜明指出：
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九年前，朴槿惠打算以弹性、按表现计算的薪酬制度，取代按年资计算的制度，并将这些改革包装为解决“青年失业率”的方案，一方面安抚青年，一方面保证选票。
此外，朴槿惠的智囊团还提出“300人以上企业员工的退休年龄延长到60岁”，这种延迟退休的手法不但令年轻人就业形势难上加难，也让在职工人的退休权益遭到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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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小姐为的就是迎合美韩贸易协定的劳动量，这与四五十年前其父亲为了打造“汉江奇迹”而碾压韩国工人的暴君手段，别无二致……
本文虽然以全泰壹为看似“正面榜样”而开述，但从心而论，也仅仅是为了反对无差别报复社会而已……
事实上，在不分析为什么会诞生全泰壹式悲剧人物的前提下，便快哉快意讨论全泰壹们究竟应该去自杀还是应该无差别杀戮，这实为一种更加血腥的维稳分化之术。
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
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解决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
工人从来不是单纯为谋一份生计而流血流汗的，它应当是统治阶级的一份子，是国家政权的掌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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