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交流丰富起来。
从年初逼近10亿票房的《哥斯拉大战金刚2》，再到年中凭借恐怖氛围拉客的《异形：夺命舰》，今年的引进片的曝光同比往年略有回温。
这种回温，不仅在于口碑和票房的提升，更在于作品类型的丰富。在传统好莱坞大片和日本动画电影之外，泰国片、印度片也出现在了影院里，其中，泰国片《姥姥的外孙》票房1.27亿，中国是它在海外的第一大票仓。
引进片多元化的同时，华语电影也一步步在国际上呈现出全新的样貌。年初的《封神第一部》和《深海》都在法国数百家影院大规模上映，累计排片场次过万，展现出了不俗的市场影响力。世界电影节展上，入围华语片大幅提升，今年的戛纳“第六代”更是久违地重逢。
世界各地的电影市场迸发出久违的活力，一方面说明世界电影正在焕发出全新的样貌，丰富着观众对于电影的想象，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电影市场的交流正在逐渐深入，有了更系统的发行制作策略。
（图源：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在此契机下，12月7日上午，第六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金椰主论坛邀请了壹同影业总制片人、中国资深影视制片人钱重远、阿里影业总裁李捷、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焦宏奋、制片人、监制单佐龙、国际知名主持人、作家、演员、原CGTN法语频道外籍专家奥利弗·格朗让共同探讨电影在全球语境下的未来发展。
以下是毒眸（id：DomoreDumou）根据现场论坛发言整理——
“请进来”与“走出去”
钱重远
早期我参与的合拍片，主要是“请进来”，把国外的主创请到中国来拍摄取经，来讲中国的故事，但是现在越来越多是“走出去”，去国际取景，跟当地的艺术家和主创携手制作一部电影。这样的合拍片会有更丰富的元素，给观众带来了更新鲜的感受体验。
在中国，合拍片市场还是很受欢迎的，从票房就能看出来。《唐探1》是在泰国，《唐探2》是在纽约，《唐探3》是在东京，《误杀1》和《误杀2》都是在泰国取景，这几部票房成绩都非常理想。我觉得我们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多地“走出去”，可以跟国际的电影人去做更多的交流。
钱重远（图源：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李捷
电影的跨国家、跨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在今天整个世界文化交流的环境下，越来越平了。很多海外电影我们认为可能引进，国内观众不一定能够理解或者喜欢，但事实证明都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这让我们进一步地坚信中国电影观众是具有世界级审美的。
而且，现在观众越来越分众了，不再会趋同地看同一类型或题材的电影，观众想看不一样的题材作品、有创新的故事、与自己有关的电影。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合拍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不再只有美国好莱坞电影，还有印度的、泰国的，中国台湾地区的、日本的；第二，引进片的题材和类型几乎都是不一样的，有悬疑、有动画，有罪案题材，还有现实主义；第三，电影会随着口碑的扩散，票房节节升高。
我认为现在引进片对中国电影市场非常重要，以前我们认为它是国产电影的补充，但今天我认为引进片对中国电影票房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留住了一批喜欢电影的观众，让他们重新进入电影院。
在此，我也有一个期待，希望海南岛未来努力成为中国电影市场中引进片的政策高地，利用自贸港优势，为引进片提供更多的便利和支持，让中国电影多一些超越本土电影票房的海外引进片。
李捷（图源：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单佐龙
我这两年很深刻的体会是，中国电影要走出去，或者说华语电影要真正走向世界。大概分为三个步骤，或者我们也认为是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如何让我们最优质的中国电影能够去到最头部的世界电影节舞台上去，包括像戛纳、威尼斯、柏林。这是一个文化软实力的象征，而且我们不能止步于让中国电影只是出现在这些电影节。
第二个层次是我们如何真正去实现华语电影在全世界范围的商业发行。这两年其实有很多华语电影开始纷纷在全世界各华人聚居区上映，但有一个问题是他们大多都是华人开的公司，主要是发行给华裔观众。可事实上，一部电影真正的软实力象征是拥有全球的多元市场，它能够被真正多元的观众看到。
第三个层次，如何在保证中国故事的基础上，让国际元素融入我们东方基因，同时，我们好的中国电影要能够落地到其它本土市场，被本土的观众接受。
在困难中汲取生长经验
钱重远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沟通上的一些差异。比如说《唐探2》是在纽约拍的，当时跟美国电影人有过很深的接触。他们的电影工业要求标准都很严格，就像他们的工会制度，我们中国电影人有时会不太适应。他们要求什么点就要完成什么事，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可能就得明天再说了，而中国电影人可能经常会有些变通，有临时的变化和调整。我记得，陈思诚导演在拍《唐探2》的时候，最常用的口头语是“ go ！go ！go ！快快快！”催促我们中国的工作人员要加快速度，所以，最后用了47天就完成了电影的拍摄。
（图源：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在日本也一样，日本电影人也是非常的严谨和认真，需要提前一个多月甚至两个月就要做好拍摄计划。当时《唐探3》是在全世界人流量最大的涩谷十字路口取景，包括在秋叶原封了一条街，这些其实很早就完成计划了，但是那段时间天气有些变化，可是没办法，如果今天不拍摄完，这个景就再也进不了了。
我们确实是跟国外电影人做了很多的沟通磨合交流的工作，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当然，他们电影人也从我们电影工作者身上学到了很多临时变化的技巧——快速调整，快速反应，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交流机制。
（图源：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李捷
我们一直致力于把中国最好的电影带到海外市场，但坦率地讲现在难度主要在于，如果去追求一个全球发行路径的话，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目前来看，华语电影在全球发行方面遇到很大难度。这里头有复杂的原因，既有内容的原因，也有发行渠道的原因，也跟当下整个国际环境形势有关。但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
比如，我们试图通过欧洲团队，在法国进行主要市场的发行，成功实现了《封神》这部电影并不只在法国华人聚集区放映，《封神》在法国所有大的影院和院线都拿到了排片，有很多法国人就能去影院看到《封神》的法语版本。
第二个路径是节展，我们过去送了很多电影参加全球节展，但总体来讲，节展拿到的或者认可的电影都是不太商业类型的，都是文艺片。在这点上，我们还是希望海外观众通过节展渠道，能够看到中国的一些文艺片。
第三个途径是市场，各个电影节展和国家都有电影市场活动，我们会把一些商业片拿去做路演。我们与海外的发行商能够通过预购或者是合作的方式来做。
（图源：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奥利弗·格朗让
我创建了一个协会“中国的法语使用者之桥”，我认为协会是一个桥梁，就是全世界讲法语的人，不仅仅是法国，还有瑞士，还有魁北克，所有讲法语的人来到中国，可以通过我们的协会和中国建立一个直接的联系。以往想要合作，如果走外交途径，可能这种联系会比较麻烦，但是通过协会就可以有更直接的联系，我们也可以帮助大家去联系部委、外交部、使馆、文化中心，所有的资源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汇集到一起，这样的话可以有一个更快的联系。
我们协会也非常愿意去帮助促成中外合拍，帮助所有有愿意来建立合拍关系的人，可以通过我们去洽谈合作，包括在这里建立工作室或者建立片场、摄影棚，这是通过机制的联动来实现的合作。
奥利弗·格朗让（图源：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中国最近几年在世界上遭受了一些负面因素影响，我从事中外交流方面工作很多年了，我非常了解西方人是怎么看中国的。最近几年国际局势紧张，现在讲对中国的热爱，比起以前来说是降低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更需要去推出共同制作的文化性项目，来抗衡现在的紧张局势，建立一个美好真实的中国形象。
文化艺术的交流始终要继续下去。我们一直有非常强烈的意愿来进行电影方面的合作，而且这种联合制作正在不断地增加。
李捷
我觉得我们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面向全世界的电影市场，我们目前的电影市场是非常分散的。
坦率的讲，对于海外的合作方来讲，他不可能一年来中国三次是吧？上海来一次，金鸡来一次，海南来一次，这对他们来讲成本非常高。我曾经跟电影局提过建议，说我们要不要把中国面向海外发行的电影市场整合成一个大的电影市场，我觉得海南就挺适合的，又免签。
我认为我们目前走出去的三个路径，海外发行结构和市场都没有形成有影响力和太大的规模优势，这一点非常不利于我们华语地区的全球发行。我们希望通过一个集中的力量，让全球的发行商都愿意发行华语电影，他们也能在发行中赚到钱，这样的话就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当然，我们自己的内容也要具有国际性。我们华语地区的导演，拍的很多电影并不具备国际性，这就比较难进入到其它非华语地区市场，因为存在比较大的观众认知差异。导演的作品要具有国际视野叙事，能建立文化的跨国界交流理解，这样他们拍出来的电影海外观众才可能愿意看。
焦宏奋
中国电影走到今天已经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从交流层面来说，主要有四个层面：
第一个，“引进来”，也就是电影进口，我们每年大概进口110部国外电影，这些电影在中国市场取得了很好的票房，也补充了我们电影院的票房缺失。
第二个，中国电影“走出去”，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电影在海外“走出去”的步伐也在加快。
第三个，我觉得合拍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就是纯商业投资的片子，来自国外一些大的制作公司投资。另一种模式是故事性的合作、人文现实题材的合作，主要是在相同文化背景和叙事方式相一致的区域合作，主要在东南亚和港澳台地区。再一个就是在政府的引导下，“一带一路”、“金砖系列国家”这种命题作文的合作，这个也包括故事片、纪录片。我觉得合拍主要就是这三个层面：商业、文化情怀、政策引导合作。
最后一个，就是协拍，协拍是中国电影海外合作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很多在境外拍摄的协拍片，包括国外电影到中国的协拍都取得了非常好的票房和影响。
焦宏奋（图源：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单佐龙
我觉得欧洲电影的合作，是一个多元融资和创造性的分配模式，它跟中国电影不一样，它不是走全球收益比例的模式。我用我自己的总结来说，它是一个区域切割模式。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一部国产电影，它是由上海、浙江、江苏三个省的三家公司来一起合作完成的，可能浙江的资金做后期，上海的资金支付演员的费用，江苏的资金用来拍制作，当这个电影完成上映后，江苏地区所有的院线发行票房全部归江苏所有，上海归上海所有，浙江归浙江所有。
我觉得这从制度设计上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帮我们中国电影的制作预算降了下来，同时我们又开源，我们又找到了法国的资金来完成这部电影。相当于是法国的投资者，但电影的收益比例是不会动到中国投资人的收益比例，中国的投资人也不会动到法国的收益比例。我们用一个辅助回收市场收益去把我们的制作成本往下降，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供中国电影借鉴的投资模式。当然，在中国可能它还具备很大的挑战，不具备完全现实的基础考量，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是我们这几年跟法国合作很深的一些体会，是一些优势。
单佐龙（图源：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奥利弗·格朗让
电影本身是一个普世性的东西，我们不能说一个地方的人就不看另一个地方的电影。电影本身就是人民来看的电影，我们不能说是中国、法国的电影就不一样了。我的建议是电影本身也可以呈现一些共通的东西，比如说农村话题。
我觉得在电影中如果说能够更多地放一些我们文化的相通之处，让海外观众更好理解的话，中国电影可能会更容易被海外观众所接受。
奥利弗·格朗让（图源：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如今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冲突和隔阂，其实电影是打破这种隔阂的重要方式，我们需要做出切实的行动，电影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我想说电影是会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美好的、可以幻想的途径，但是除此之外，电影也是社会性的，可以讲很多社会问题，可以讲爱情，也可以讲喜剧。现在的电影类型很多，观众喜欢的东西也很多。
电影一定是普世性的，全球的观众都可以共享他们的感情，文化的融合可以让我们获得更多的和平、更多的和谐。电影可以让我们可以跨越国界更好地互相理解，可以去实现各个领域的大计划、大项目，所以电影是社会性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可以讲社会问题的地方，也可以为全世界人民共同携手合作做出很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