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用10年“分享探险”，肯道尔中国带来了什么？

英国肯道尔山地电影节在亚太区唯一运营机构

十年前，户外爱好者孜孜第一次参加英国肯道尔山地电影节（Kendal Mountain Festival），在肯道尔小镇与一千多人共同因那些引人入胜的探险故事鼓掌或感动。

“那时，我感受到了一种聚合的力量，电影节结束后，恰逢其总监生日，我把我所能想到的对一个山地电影节总监来说最美好的生日祝福写在了贺卡上：亲爱的Steve，我希望能有机会跟你们一起‘分享探险’，将探险精神带给更多的人。”那之后，肯道尔被孜孜带到了中国，于中国户外探险高速发展期的自我找寻之际。

探索未知的自然是人类发展的原动力，从最初人类基于延续生命、寻找生存环境需求对地球各个角落的不断探索，到皮西亚斯在北极圈的航行活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的环球航行以及中国的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下西洋……人类的足迹遍布大陆，而至当代社会，也有如高山攀登、徒步远征等山地运动持续诠释着探险的现代社会价值与个体意义。

上世纪中旬，国外的探险（adventure）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国内起步稍晚，80年代至今，中国户外探险迎来了变化最为迅猛的40年，从家国热血、精神流浪到自我找寻，群星闪耀的广袤大地之上，是一代代的生命足迹。

雪山、森林、沙漠，从群山之巅，到辽阔荒原，那些探险过程中最闪耀、正逝去的瞬间背后，也充斥着疑惑、矛盾与争议：人们登山是为了什么？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前往偏远且危险的地区进行山地探险活动，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

所有的地貌都只是地理学上的偶然事物，“高山世界不过一方屏幕，是我们在其上投射出一幕希望、梦想、欲望和恐惧交织的舞剧。”对于探险家们而言，这个原因或许说不清道不明，或许会随时间变化，但原因，终要去自然中找寻。

近期，2024肯道尔探险山地电影展·成都站及肯道尔中国十周年户外运动嘉年华成功举办，已在“分享探险”这条路走过了十年的肯道尔中国与在户外道路上走过了十五年的孜孜，于这场“远征”中极具意义的节点，再次与探险者及户外爱好者们齐聚，在故事的交换与共鸣中，持续发现探险的不同意义。

为什么需要山地电影节？

“人的嗜好各有不同，有些人搜集古钱或外国邮票，有些人喜欢刺绣，有些人则利用大部分的空间时间从事某种运动。有些人只看报纸或漫画，有些人喜欢看小说，有些人则偏好某些特殊题材的书籍，如天文学、自然生物或科技新知等。”对于从小便生长于山野的孜孜而言，自然便是贯穿一生的命题。

孜孜是瑶族人，生长于恭城瑶族自治县的一个小乡镇，那里有错综复杂的喀斯特地貌——峰峦起伏、巍峨峥峻、林箐茂密。“走出家门500米，就是稻田、河流、山林，从小我就喜欢去山里窜。”

她的童年有许多关于村庄的美好回忆——水里游泳、下田摸鱼、捡板栗、钻山洞、蛇鼠和小虫子、芭蕉与竹树、小溪与稻田、渔灯与棹歌.....任何虫鸟草木或瞬时的天光云影，都激发着孜孜对自然最初始的探索欲。

“我还记得五六岁时，有几个英国女性探洞者来到村庄，找寻附近岩溶地貌景观。当我无意间翻到老照片，才将这段记忆与现今的经历串联起来，童年的生长环境是我天然的探险地。”

孜孜第一次远距离徒步是在2009年，去冈仁波齐转山。“从塔钦出发，两天时间，56公里，4400米到5600米的高海拔爬升，对于普通人来说，属于王炸的起点。但当时的我并没有什么概念。也是结束徒步后才意识到，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很适应这种状态，翻过卓玛拉山口之时，我忽然豁然开朗、浑身充满了劲儿，最后10公里一路冲在最前面。”

那时候的孜孜还在外贸公司担任经理，工作之余唯一爱好就是户外，冈仁波齐转山获得的正反馈，使她热衷于更广地域的户外探索，并时时泡在旅行论坛上。后因论坛上一本书《从喜马拉雅到喀喇昆仑——1300张照片和旅行的故事》与背包客老虎结识相恋，并以一场为期800天的环球旅行作为新婚纪念。

2013年6月14日，二人从新疆出发，从首站俄罗斯开始，去了欧洲大陆、巴尔干半岛、土耳其，然后是新西兰、印尼、印度、英国、美洲……800天，40个国家。“‘世界’从一个词语和一张地图，慢慢变得彩色、高清、立体、IMAX，原来只能想象的事物，能够亲眼看到，真实地感受和互动，最后变成生命的一部分。”

孜孜把旅途的高光时刻叫作时光胶囊，一瞬间的极度震撼，成为了未来生活的能量，“让我元气满满。”

也是在此过程中，他们遇见了肯道尔。之后孜孜独自前往英国参加活动，三天，七十多部电影，十多场分享，全英国户外文学及电影类最高奖项的评选和颁奖，重重叠叠的活动，“大家都在小镇的各个地方不停赶场，往往一千多个座位都无虚席，欧洲的探险家和户外爱好者们齐聚一堂，每个人都是话唠，一个逮一个的。”

浓厚的户外氛围让孜孜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聚合力，也是此次，孜孜与Steve谈好了要把肯道尔带到中国的计划。

英国肯道尔山地电影节自创始距今44年历史，已成为国际山地户外运动的超级盛事之一。而对于做肯道尔最大的原因，孜孜与Steve想法完全一致：肯道尔国际山地电影节的核心，是山地电影的播映和评奖。但整件事情的精神是“分享”，肯道尔为热爱户外与电影，志趣相投的人创造了相聚的平台，大家参与其中的兴奋与感触，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肯道尔小镇是英国湖区国家公园的门户，英国湖区国家公园可以说是英国甚至欧洲户外运动发源地，具备天然优势的山地运动场。小镇不足4万人中几乎百分之六十都是户外爱好者，户外就是他们的日常。”孜孜的英国肯道尔同事，每天都会骑行10英里上班，路途经过一片湖，还会顺带游个泳。

“户外并非奢侈品，而是可以成为生活日常的，每个人都需要这种更深度的愉悦，希望肯道尔中国的成立，让大家在探险故事之外，也能找寻到更多户外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地使用身体拥抱自然。”

重新投身工作的日子是另一种战斗，孜孜和老虎环球旅行后，正式创办了肯道尔中国，立马投入了诸多工作中，中国英国两头跑，“当生活里充斥的全是outside, climbing, inspiring, training, the top of mountain这些词的时候，过去两年半旅行像是一场醒过来就被瞬间遗忘了的梦。”

孜孜那时候问自己：我想念环球旅行吗？随后她可以肯定地回答：我不想念。我们经历了人生中非常棒的一段时光，现在它已经是我的一部分。永不失去，不用想念。

肯道尔中国十年

户外探险行业发展因国内外经济、社会、文化、探险资源的不同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的境况也为肯道尔中国的落地发展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困境与挑战。“因国土面积巨大，针对此类大型活动，受众十分分散，全国各地都有，光是这一点，就很难复制肯道尔英国的模式。我们需要做各种各样的尝试维持平衡，保证既能存活也能发展。”

所幸他们碰到了对他们而言很大的机遇。环球旅行之前，老虎任职于深圳登山户外运动协会，也因此结识了国内其他户外组织、爱好者们，那时国内户外嘉年华等类型活动亦在兴起，各方因素促成之下，2014年10月，他们在温州永嘉楠溪江，举办了第一场活动，向中国户外爱好者打开了新的一面世界之窗。

后于2015年，肯道尔与深圳市南山区文体局连上线，合作了南山国际山地电影节暨肯道尔国际山地电影节世界巡展南山站，并紧接着在北京落地，将《虹霞》《惊心动魄》《弗兰克与塔》《超级蜜月》《脊骨》《高空芭蕾》等影片带到两城观众面前。“Steve也来到了现场，英国肯道尔给予了我们巨大支持，会站在我们的角度思考肯道尔在中国需要什么。”

中国是山地大国，自东向西、自北向南呈现了不同的地形地貌差异，无论气候、植被、景观、水文、地质都形成了不同特色，不论是从地理优势，还是近年国内户外探险产业发展来看，肯道尔中国的下一步都拥有广阔空间，“中国一直是许多探险家的梦想之地。”

也因此，孜孜和老虎进一步从户外影像着手，“先将探险和自然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大家才会想去一探究竟。中国需要好的户外影像，中国优秀的户外影像也应被更多人看到。”

这之后，他们构建了肯道尔影片库，并开通了中国户外影像走向国际平台的重要通道——肯道尔直通车。至今已翻译引进国外将近300部影片，覆盖25+海陆空户外类型，并持续征集中国优秀山地户外纪录片，向合作的国内外电影节展进行推荐和展播。“2016年时，英国肯道尔山地电影节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单元。”

“那时候国内户外探险仍旧是十分小众的事，其实现在也是，在国内做山地电影、山地文化推广有一种众所周知的难，我没有足够的资金、经验和资源，并非任何二代，也非名校出身，没有登过‘珠峰’。”对于孜孜而言，这几年困难的时刻不少，肯道尔中国的发展就像是攀登的故事，时刻准备、快速学习、永不放弃。

包括为增加与户外爱好者连接频率的每月一次迷你电影节肯约（Kendal Weekend）、联合推出山地文学作品、带户外爱好者们国际出行、发起更面向于大众的iKen+计划、布局户外教育、与Bilibili（B站）合作推出《奔赴山海》专辑、在疫情期间开启“线上影展”......

2019年巡展成都站，孜孜与观众一起从头到尾将三天影展的影片都看完了，忍不住一直掉眼泪。“我们团队四个人，做完了整场展，极其有限的时间内，策划活动、联系版权、挑选影片、设计网站、海报和宣传物料、联系嘉宾、沟通与邀请来中国、翻译制作字幕、组织志愿者、招募观众、主持采访等等。在此之前，还有长达半年的邮件和电话沟通，过程真的很折磨，但当看影片时，有一种极大的治愈感，使我再次充满能量。”

即使推广层面并不容易，但多年间仍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人的热情和兴趣、理解和支持，也有无数源于纯粹喜爱和欢乐的聚集。孜孜曾不止一次想，这些人能够聚在一起，实在是太棒了。

百老汇影城成都区域经理蔡娟从肯道尔落地成都后便一直与其展开合作，对于影院来说，2018年的户外电影几乎是一片空白区域。“当时孜孜邀请我参加了两次活动，短片放映和探险分享会，我从中感受到了户外电影的力量。”第二年，百老汇成都区域与肯道尔合作了第一次影展，为期一周。

某次满场的放映过程中，发生了一起“美好的事故”，放映过半，因设备问题，观众需转至另一个影厅，又因重新拷贝影片等种种原因，造成了40分钟的空档。“我们表达了诚挚歉意，现场的观众都十分包容理解，孜孜也一直跟大家聊着天。这让我感受到了与户外一样的体验，随时会出现意外，但大家都一起去面对，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仿佛都成为了战友。”

这之后，蔡娟也时常去往户外，去猴子岩体验攀岩与几组家庭结缘至今，大家常常在影展或户外相聚；成都的冬天，在琉璃坝碰见漫天雪国，踩在松软的雪地上，轻盈而柔软，墨绿与白色交织......

“户外电影的出现，一方面让我们期待走向山野，一方面也让我们学会如何正确地走向山野，安全、规范都需注意。与此同时，探险背后的故事或许更加震撼人心。”蔡娟最喜欢的一部户外影片《往事之路》里，超耐力山地自行车手Rebecca Rusch和她的越南骑友Huyen Nguyen沿着越南的胡志明道骑行了2000公里，寻找飞行员父亲在越战期间的坠机现场和埋骨地。

四十年后的胡志明道两旁依然可见当年的满目疮痍，遗留的炮弹仍旧危机四伏。两位骑向远方的人，感受着跨越民族与国界的人类共同情感，同时也触摸着历史的痕迹，呈现这条警醒着现在世界、必须正视的往事之路。“这部电影平实、平淡，没有任何特效，静默却震耳欲聋。”

《比山更高》的作者宋明蔚亦是一位高海拔、越野跑、探险爱好者。2018年10月，他第一次参加肯道尔山地电影节，那时他刚为肯道尔翻译了一部电影《攀登浪子》（Dirtbag）。“影片非常棒，无论是主题内核、故事情节、剪辑或叙事方式。弗雷德·贝基的故事很直接地道出了美式攀登文化中最幽默、反讽却又无比纯粹的精神，也许这也是攀登文化中最让我着迷的部分。”

翻译这部电影的过程也是宋明蔚走进《攀登浪子》的过程，这个过程让他愈发相信无比投入地做一件事，无需在意他人的眼光，纯粹可以直抵伟大。“我还相信这部电影——就像肯道尔的其他电影一样——一定会改变许多人的心灵。”

在《攀登浪子》之外，《最后的冰峰》及《南极大穿越》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说《攀登浪子》是关于个体生命力的一次诠释，那么这两部则是人类团结协作的完美体现。《最后的冰峰》呈现了一次抛开政治与商业层面的伟大喜马拉雅式攀登——对天气、管理、攀登、装备、资源协调的要求无比精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南极大穿越》则是另一个层面的团结协作：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语言与语言、文化与文化之间。”

对于宋明蔚而言，他的户外经历平淡而普通，但那些自然场景之中，那些平淡而普通的经历之下，也隐藏着一些奇妙时刻，并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命运感。

比如在2018年登顶雀儿山下山途中，在偶遇李宗利并预约了一周后的专访后，李宗利便登顶了贡嘎山，而宋明蔚也成为了第一批采访记者；再比如2018年他在深圳看完肯道尔影展后，来到了一家仅有两个攀岩者的空旷攀岩馆，结果发现那两位攀岩者——昊昕和阿左也刚看完同一场影展，后来他们仨一起攀岩。对于宋明蔚而言，《比山更高》的梦幻高山部分，从那天起就已经开始书写了。

“类似的场景还有许多。正是这一个又一个奇妙时刻，与肯道尔一般，串起了mountain men/women之间的联结。这些瞬间带来的冲击不亚于一次深刻的户外体验。”

华大运动CEO曹峻是最早一批中国民间攀登推广者，有三十年攀登经验的他，曾3次抵达南北极点，2013年登顶珠峰，先后完成50多个全程马拉松，4次100公里越野赛。“除了肯道尔中国2014年在楠溪江的活动之外，后面我都参加了。此次十周年让我一瞬间回到十年前南山站，攀登者在台上分享自己的故事，夜幕降临，又聚在湖边聊天。”

对于见证中国户外探险多年发展的曹峻来说，目前中国户外探险已进入政府、商业、爱好者多方推动的阶段，而肯道尔中国的成立，则更多是在户外文化方面施加力量，打开了不同的全球视野。

为什么登山？“登山已经成为了我的生活状态，制定一个目标，然后去做，与一群朋友一起，去克服困难，并从中获得人生体验和满足感。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1990年8月，曹峻所在的北大山鹰社前往青海玉珠峰开启第一个攀登计划，“傍晚时分，天地间异常地安静，好像我们是这一片高原上唯一的生命。”那段通常只需要6-7天就可以完成的攀登路程，他们用了足足26天。一名队员在回到学校后写下了一首经典诗歌：不是为了到一个孤独的世界里寻找寂寞，所有我们志竟奋斗的事业，虽不免从孤寂的跋涉开始。

2000年7月，曹峻与陈骏池、徐晓明和杨春风阿式攀登博格达峰，达成中国第一个阿式攀登纪录（Alpine Style）。整个过程用了5天时间，在曹峻的记忆里，“那是最自由自在的一次攀登，与一帮朋友一起。在《最后的冰峰》中，波兰传奇攀登者维利茨基带领波兰探险队远征K2冬攀，与这座最后的冰峰展开了一场长达60天的攻坚战，即使最后并未实现这场壮举，但对于登山而言，这就是真实的一面。”

十几年前的韩子君还是身背上亿指标的世界500强外企金牌销售，后来她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分别从珠峰南坡和北坡登顶的女性。“大概16年的时候，我在肯道尔的分享会上分享自己攀登珠峰的经历，17年初，去四姑娘山攀冰前夜，大家在三千米海拔之上围坐烤火聊天。直至九点，人群散去，一直坐在我对面的女孩突然走上前对我说：你知道么子君，去年在我人生最糟糕的时刻看到你在肯道尔的分享，才发现还有这么多精彩我尚未去体验，这之后，我去报了攀冰班。”

那一刻，韩子君意识到了“分享探险”的切实意义，也从未想过自己的故事能帮助他们渡过人生艰难的时刻，肯道尔与她在那一刻变成了桥梁。

2016年5月韩子君登顶珠峰 / 图源韩子君

十余年间，登山对她而言发生了意义的转变，从追求不一样的状态及身心的强大到接触更广阔的世界，再到“回馈”——将登山和公益相结合，创办了“山致静公益基金”，帮助更多人。

2018年，在攀登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过程中，韩子君对西班牙队友UNAI感到十分好奇，因他扛了一个特别重的相机。“后来他告诉我，他在记录自己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过程，为了给基金会募资。多年前，与他一起攀登过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的好朋友回国不久就确诊了渐冻症，这次出发前朋友坐着轮椅来机场为他送行。此次攀登，不仅是为了实现朋友的梦想，也是为渐冻症群体募资。也是那时候，我才发现，登山原来可以帮助他人。”

2020-2021疫情期间，肯道尔用了两年才完成一场巡展，主题为“The Long Today”，意喻为今日方长，希望每个好友影迷们，都能过好每一天。而那几场票房也很高，在困难的时期，大家被自然治愈，那一刻，孜孜感觉大家关系似乎更加紧密了。

这些情景让她想起曾听Patagonia联合创始人Rick Ridgeway的演讲，分享中的启发和传承令她感动：1963年美国队第一次登顶珠峰，年仅14岁的Rick被当时国家地理杂志关于那次登顶的封面深深吸引，立志要做一个攀登者。28岁那年，他作为美国第一位登顶K2的人，也登上了国家地理的封面，当年同是14岁的小男孩Conrad Anker正是因为看到了Rick登顶K2的封面，而也想成为同样的人。21年后，Conrad因和Rick一起在阿拉斯加完成一个大岩壁的首攀而登上国家地理封面，Rick对他说：“太好了，说不定又有哪个14岁的孩子因为看到你的照片而找到方向。”

这或许便是“分享探险”的意义，对于国内户外产业发展，安全保障、体验、教育、赛事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基础，但户外文化却是影响力最大最深的一项。而肯道尔想做的，便是聚焦户外文化，帮助爱好者们建立一个正确且深度的认知，从上往下辐射。在了解山野、理解探险以及山地文化的情况下，也更能享受快乐和珍惜自然。

“我愿把肯道尔叫作‘微光’和‘信使’，它并非刚需，而是一丝微弱的需到一定阶段才能察觉的光，融进灿烂，点亮黑暗，照亮某些方向也就足够。‘信使’也是如此，非标准和范本，而是一个方向与选择。”

我们只是需要一座“山”

我们又怎能期待每个人心中的“山”都需要攀登？此次十周年影展中一部影片《努子峰三征》还原了这种思考，在经历了两次登顶失败，一众人花了许多时间消化挫败感，第三次登顶成功后，埃利亚斯形容自己为“大山的囚徒”，而这种被目标裹挟的情形也出现在了另外几位攀登者身上。

探险时代，人类不得不在新的环境中寻找生存方法，每一次尝试，都在面对未知的挑战，也都带有一定的民族色彩，多与扩张开拓相关联。时至现代，抛开生存问题，远征探险的需求逐渐弱化，新的探险生活逐渐多元且大都依靠个人力量去完成，仍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

从宏大叙事的勇气鼓舞下对宏观空间的探索转向更微观、更细致探索的过程中，如未真正识别探险动机，则易看似在对探险天堂的热烈追寻和渴望中，不知不觉中转入一种对“探险精神”的乡愁，或随大流在无身心建设的情况下踏上生死路。

对许多人来说，探险的概念仍难以捉摸，被对未知的恐惧、交通不便、特权或社会期望等障碍所笼罩。经济上的制约、身体上的限制或文化规范都会阻碍人们完全接受探险精神，使其难以成为具体的现实。

交错的境况使得我们不能只聚焦于探险的追求，而忽视其代价。曹峻曾在分享中说到：“相信每个攀登者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攀登前行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面临寒冷、缺氧、危险的地形、多变的天气等各种挑战；有时候我们甚至会怀疑自己离开舒适的家，到这里来受罪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当我们回看《毅者之路》里Kyle Dempstere在片尾说的话，或许能察觉到探险的本质：这是我所相信的，真正的冒险一点也不体面。不是市场运作的结果，也没有固定的标签，它在地图边缘闪耀着，却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它存在于想象和荒诞之间。

探险的本质是不确定和危险的，但每一个探险家的出发，都知道并接受路途的风险。他们并非盲目前行，也非不珍爱生命，而是在放下人类中心主义的前提下，不约而同地在人生某一时刻意识到了生之有限，从此再无法只是“活着”，而真正道路的开始在起身之间。

或许我们只是需要一座“山”，它是我们保持“好奇心”的路径，是我们探索世界的绳索，而我们也只需记得一个问题，如Kyle问的一般：“在此生，路走到尽头的时候，你还会不会继续踏步向前？”一筑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