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水稻上山”作为农业技术引发广泛讨论。这项技术通过将水稻种植从水田转移到旱地，利用雨水和灌溉，节约水资源并减轻农民负担。目前“水稻上山”仍存在争议，反对者担心破坏环境，而支持者认为可增加粮食安全。实际上，“水稻上山”可能更多是地方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而推动的政策，而非真正出于粮食安全考虑。
近年来，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个宏大语境之下，一些地方大力宣传“水稻上山”的现象，引发了国人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网络上更是闹得唇枪舌剑、针尖对麦芒。有人力挺，有人狂喷。有的说是科学新事物，有的说是笑林旧杂谈，还有的说是纯属忽悠与扯淡。
不少自媒体在利益的驱动下为了赚取流量，故意居间拱火，博取眼球，炒作煽动，弄得真假消息满天飞。一时间，从百姓到官员，从江湖到庙堂，全国“口水战”猛烈开打，战火至今还在熊熊燃烧。
平心而论，“水稻上山”并非一个新生事物，而是一种被南方人早就称之为“水稻旱种”的农业技术。在缺乏水田资源的条件下，它主要是通过将水稻的种植场景从水田转移到旱地，然后利用天然雨水和人力灌溉，实现一定产量的粮食生产。这项技术既展示了科技进步的力量，也体现了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我当过11年农民，也干过水稻旱种的活儿，知道将水稻种植从水田转移到旱地或山坡之后，每年确实可以明显地节省平整土地和育秧插秧的许多投入，既能减轻了农民的劳动负担，也能降低了粮食生产的经济成本。同时，中国的水资源并不富裕。以湖北省为例，过去的水田种植过程中，一季水稻平均每亩需要用水426立方米。水稻旱种之后，大多利用自然降雨和适当的灌溉即能满足水稻生长的需求，确实节约富贵的水资源。因此，“水稻上山”作为一项农业技术，在水田资源比较匮乏的农村具有研究价值和推广意义。
其实，“水稻上山”这项农业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工作，在中国西南的一些山区与丘陵地带一直没有停止过。由于这些地区天然的优质水田比较少，大量是坡地，年均降雨量约在1500毫升左右，本特别适应种植玉米、土豆、红薯等农作物，但当地群众习惯或喜欢吃大米，最好的选择便是让水稻“上山”。
媒体上讲，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带着他的研究团队在云南澜沧县竹塘乡蒿枝坝村进行多年试种的结果，竟然实现了比传统旱作物更高的产量（最低达1200多斤，最高达1500多斤）。我认为在专家们的试验田里实现这个产量是有可能的，具有特殊性，一般老百姓的种植未必能够获得这样的丰收结果。但不管产量高低，都证明“水稻上山”这项农业技术应该是成熟的。在有条件的地方推而广之，也可以为我国的粮食安全增加了一道“保险杠”。
实事求是地讲，凡参与“水稻上山”是非曲直之争论双方，无论是赞同者还是反对者，所表达的态度都是出于对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关心与关切，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当前绝大多数人不大看好“水稻上山”这件事，纷纷对此表达出了各种解读、怀疑、质问、批评与冷嘲热讽等态度，这种“杂七杂八”的声音，说明争论的本身不仅只局限在科学技术的范围之内，更有其他领域的一些深层次社会问题。
纵观反对者的主要理由，几乎都不是质疑此项农业技术本身，即不是说山上不能种植水稻，而是在国家实施了很多年退耕还林政策，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之后，现在再支持鼓励“水稻上山”的行为，必然会破坏“金山银山”的生态环境，也很容易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和劳力浪费。虽然人造梯田看起来五彩缤纷，绚丽夺目，却由于种植单位面积小、地形弯曲狭窄，限制了农业机械的运用，这与集约化、机械化为典型特征的现代农业发展方向显然背道而驰。
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能构成反对“水稻上山”的真正理由。众所周知，在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区，利用梯田种植水稻已经是历史悠久的故事，即使国家实施退耕还林政策多年之后，他们仍然还是坚持在梯田里种植水稻，而且把农业生产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很完美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远近闻名的文化农业、旅游农业、生态农业，发挥出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还有一种说法，即随着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占用农业的土地太多，导致现有的耕地面积严重不够。为了确保国家粮食生产的基本产能，或者说是为了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一些地方政府只好另辟蹊径，不得不迫使水稻“上山”。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交通业建设的猛烈扩张，确实占用了大量的农村优质耕地。在很多地方，一些小城市包括县城的建设动辄便是数十平方公里的发展规模。大城市与超大城市更是以“跑马圈地”的方式大铺摊子，成百上千平方公里的“一体化”规划，各种名目的高新区和经济开发区“一条龙”建设，规划蓝图之笔所触及的耕地随之一扫而光，导致全国的农田数量急剧地减少。
从逻辑上分析，大量优质农田的急剧下降，必然严重影响到国家粮食生产的产量与粮食供应的稳定。然而，现实状况却是：我国的粮食生产从整体上不但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反而一直在向上增长。全国各地的粮食市场始终处于供销平衡的状态，没有出现因粮食减产导致粮价飞涨，国民严重饥荒的情况。
到2023年底，农业农村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3年，我国有效克服黄淮地区罕见“烂场雨”、华北东北洪涝、西北局部干旱等灾害影响，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现在的农业形势很好：“我国粮食产量增、结构优、储备足，粮食安全有保障。”
耕地面积与种田农民年年在减少，粮食生产却岁岁增产。有人怀疑农业农村部门在统计数据上做了手脚。但此事若没有真凭实据，恐怕是不能妄议乱断的。我认为中国的粮食之所以能够形成连年增产的态势，这里面的客观原因大概率只能归功于诸如“种子革命”“化学革命”等科学技术进步的巨大贡献了。如果真的如此，那么，政府多年来一直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红线”政策，是不是把耕地条件绝对化了？算不算我们在传统观念上的认知错误？
既然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已经非常显著，耕地面积在粮食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轻，现有的耕地面积足以支撑起我国农业生产的历史重任，粮食安全问题实际上已无大碍，“饭碗”可以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了。那么，一些地方为什么不好好地在存量耕地上做文章，却要大力鼓吹“水稻上山”这件事呢？
于是，类似“挂羊头，卖狗肉”的闹剧便粉墨登场。实际上，很多地方推动“水稻上山”的真正动力与目的，并非真正出于对国家粮食安全压力转化而来的种粮场景的创新和对粮食增产的追求，而很大程度上只是以维系“红线”原则为掩护，打着保护基本农田的旗号，借国家实施“占补平衡”政策的机会，为本地区GDP的快速增长和财政的快速增收开辟新的路径。
凡在基层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在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考核与提拔主要领导干部时最重要的指标为两项，一项是GDP的增长速度，一项是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由于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农业领域既难以贡献GDP份额，也难以贡献财政税收。所以，对于“三农”工作领域的投入多半采取一种应付策略，努力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工业化城市化的建设上。
这在县市区一级党委、政府工作的同志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你知我知，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潜原则。对“三农”工作不应付肯定不行，因为这是维护“政治正确”的需要。但倘若真抓实干则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投入，而且这些投入不见得能够在自己的任期内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于是，只好采取“雷声大，雨点小”或者“干打雷，不下雨”的办法来敷衍上级。
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在县域发展的路径选择中，唯有工业与房地产业才能扛起繁荣昌盛的大旗，才能在短暂的任期之内展现出空前的建设活力与显性政绩，并给当地带来丰厚的财政收益。于是，基层政府巧立名目侵蚀基本农田的“红线”，把农村的耕地倒腾出来支撑工业经济与土地财政，便也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共识。
这是一块油滴滴的大“肥肉”，但要想吃到这块肥肉并非易事，最大的难题就在于国家一直在执行“最严格”的基本农田的“红线”保护战略，并辅之以“占补平衡”的政策机制，经常运用卫星技术进行督查，让地方政府在政策的“高压线”下不敢轻易出手。
国家除了严格执行基本农田的保护“红线”之外，每年还耗费了巨额的财政投入在各地推进国土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些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止基本农田快速下降的作用。但无奈农业经济的比较效益低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种粮不如种菜，种菜不如养鱼，养鱼不如栽果树，栽果树不如种药材，种药材不如进城打工。绝大多数农民群众根本不指望几亩农田能够养家糊口，更没有人把耕地当成“财富之母”。
在很多农村，只要哪个“老板”愿意每年出个300元以上的好价钱，绝大多数农民便会毫不犹豫地将全家的几亩土地几十年的承包经营权一次性卖了。买到土地经营权的人几乎很少有种粮的老板，因为种粮本来不赚钱，再加上300元的土地流转费便无疑会更亏。所以，包括乡、县、市三级政府在内的不少领导干部也都对基本农田的实际价值嗤之以鼻，视如敝屣，普遍认为是一种负能量的资源。
恰好，“占补平衡”的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各种漏洞，可以为地方政府将上述负能量的资源摇身一变成为正能量的资源提供富贵机会。其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就是“占优补劣”。例如利用“水稻上山”的形式，把并不具备种粮条件的丘陵或已经退耕还林的坡地进行复垦，改造成一片片美丽的景观梯田，专门用于补充被工业化和城市化所超额占用了的基本农田面积。
“占补平衡”政策的初心是从宏观上维护基本农田的平衡与粮食产能的稳定，对于那些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广大农村腹地的县域（多为贫困地区）来说有着很多实在的好处。如果农业县域的耕地指标的“占”与“补”已经平衡，那么多余的指标和新复垦出来的基本农田则可以“地票”的形式到省内专门的土地交易市场上去拍卖交易。
以中西部地区某省为例（各省的差别不大），一亩“地票”通常价格可以卖到59.9万元。如果一个县一年新复垦出5000亩耕地，则意味着县政府的财政能够增收30亿元。对于那些入不敷出的县域而言，这毫无疑问地具有不可抗拒的极大诱惑力。在如此体制与机制的作用之下，耕地面积的“占”与“补”看起来已经平衡了，优质耕地面积却是不断地在萎缩，粮食产能的潜力实际上也是下降的。
正因为如此，以“水稻上山”名义所新复垦出来的基本农田，其主要目的不是用来种粮，而是作为“占补平衡”的成果上报给省政府和国家，同时又以“地票”的形式拿到专门的土地市场上去交易赚钱。所以，当人们以“能不能种粮”和“是不是环保”为标准来评价基层政府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制造出来的梯田行不行的时候，其性质与内涵显然已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也有媒体为追求流量扮演着“吹鼓手”角色，说广大农民群众非常拥护和坚决支持“水稻上山”这一农业技术的创新与推广，因为亩产1200至1500多斤的高产形成的增收，能够大大地提高了农民上山种植水稻的生产积极性。某网站为“水稻上山”鼓与呼，还配发一组高清照片：站在山顶的农民们，看到大型工程机械挖出来的梯田，一个个都露出了憨厚的笑脸，仿佛看到了金灿灿的秋天。
其实，这个说法很可能就是一种“低级红”的表达方式，不值得去辩驳。现在，农村传统的单纯的种植与养殖都已经很难赚钱，稍有不慎或“老天爷”不帮忙的话，还会亏损。即使多收三五斗，也无济于事，不可能真正地富裕。所以，当绝大多数青壮年进城打工之后，家里的“熟田”主要由留守老人们采取随心所欲或广种薄收的方式耕种，根本谈不上生产积极性。这种现象才是国家粮食安全的真正隐患，也是我们应该尽快采取政策措施及时予以有效解决的大问题。
作者简介
宋亚平
宋亚平，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组副书记、研究员，政协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出版了《湖北地方政府与社会经济建设（1890-1911）》《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咸安政改：那场轰动全国备受争议的改革自述》《出路》《湖北新型城镇化转型与治理研究》等专著，主编《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年度报告》。科研成果多次获国家部委奖、省委调研成果奖、省政府发展研究奖等。2008年当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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