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4年1至9月的经济形势看，政府并不是没有财政赤字和货币投放，但确实发生了居民、企业和政府相对少的收入需要应付沉重债务的还本付息循环，流动性不足，消费等需求收缩，生产者看不到再投资市场需求的希望，已经到了深度通缩的区间。CPI回落的幅度大于政策刺激的力度，再不出手进行较大强度的刺激，国民经济可能会进入一直下旋回落的状态。

中央和国务院及时出台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政策，无疑是及时和正确的，笔者并无异议。需要提醒的是，政策刺激仅仅是对经济外部注入流动性加温，只有大力度的体制才能释放被计划行政禁锢的内生动能。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与现代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体制有着重大的区别。因此，宏观经济刺激与大力度市场化体制改革同时发力，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重经济刺激于一役，轻体制改革之根本，经济复苏结果很可能会无功而返。笔者就此开一专栏，今天发出前三节。

一、政策刺激的前提是要给民企和外资以明确的方向及安全感

二、若轻大力度改革释能而重政策刺激升温复苏将无功而返

三、一定要想清楚刺激中国经济景气潜能究竟在哪的基础逻辑

四、温故知新：三次增长从下行转向上行主要由改革启动

五、刺激为主前提假定的五大错误和须改革同时发力的可靠逻辑

我们实施宏观刺激政策时，需要清醒认识的是中国体制基础的不同。这里简述一下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政策刺激。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代的欧美各国，还是20世纪90年代到2020年经济低迷的日本，政策刺激受众方面，生产的竞争主体是非国有企业，资源配置的基础是市场机制；货币流动从央行和财政到大中小微企业、劳动者和家庭的主干和毛细渠道是畅通的。他们采取宏观需求管理的扩张政策刺激，是因为企业偏好储蓄而不投资，居民持有货币而不消费，导致经济的流动性不足，政府扩张性政策的目的是补充流动性，使经济景气水平恢复到潜在应有的国民经济景气状态上。但是，中国渐进转轨经济的宏观经济刺激面临着体制方面的困境。

我国1978年进行了改革开放，1992年确立改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至今我们并不是一个完善的一元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国民经济体系。

最近梳理了一些理论。1957-1977年，中国经济发展不尽如人意。当时的经济困境，需要发展生产力，于是现实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建国后酝酿、实施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都算上到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74年了。1978年后为什么要发展个体民营外资等非公有经济，为什么需要市场，理由是生产力不发达，需要有追求经济利益的有活力的多种所有制，需要有高效率配置资源的市场。于是，我国在1992年更加明确地提出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多种所有制发展和市场调节的经济体制。

经典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定义得很明确：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商品、货币、价格和市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资源和生产由计划安排，按劳动贡献和以劳动券进行分配。当然，就是曾经的苏联和中国，经济调节方面并没有做到取消商品、价格和货币，只实现了行政定价和保留货币，部分还要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所有制方面并没有实现全民所有制，而是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分配方面除了农村实现了生产队很小范围的非货币工分（劳动券）领取消费品外，城镇并没有实现以劳动券计量和领取生活用品，还是保留了货币工资方式。

社会主义阶段方向不明确与民营和外资企业没有安全感。

现在的方向是：2035年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剩余的时间是11年；2050年要转向高级社会主义阶段，初级阶段剩余26年。那么，理论上的逻辑困境是，2050年后转向的是经典政治经济学定义的高级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转向当年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是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市场配置资源方向仍然不变，转向高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我觉得目前大家说的方向不明，实际就是这一最大的不确定性。

因为前几年已经有学者提出，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最终目标，消灭私有制是初心；也有学者判断个体私营经济已经完成发展经济的任务了，到退出历史舞台的阶段了；还有的部门领导提出民营企业要职工参加管理和利益要共享，被理解为要进行当年做过的职工接管企业和利润共同分配方式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2009年到2023年，国有资产占社会非金融企业总资本的比例从20%上升到了40%，这些都使民营和外资企业有所担心和不安。

因为如果目标的方向不论是经典社会主义，还是重回苏联和中国曾经的社会主义，那么在初级阶段还剩26年的时间中，就家庭、个体、民营和外资创业、经营和置业者的考虑：一是会不会再过26年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又会进行社会主义公私合营到全民所有制的再改造；二是现有的资产未来是不是安全，要不要将现有资产在初级阶段前向安全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移；三是还能投资、建设和经营几十年和上百年的非国有企业吗？有无必要在国内进行新的长期置业和创业资产的投资和建设；四是还要不要持有国内的股权、股票和国债等长期资产；五是现在批租的四十年或者七十年的国有土地，居住70年国有土地产权的住宅，有的不到2050年，现在就或者陆续到期的，土地会不会政府收回；六是初级阶段就剩余26年了，再购买四十年的土地去建设和经营企业，再去购买70年产权的房屋，到时说好的使用年期会不会作废。

这个作为基本方向和安全感方面的问题不明朗、不确定和不安心，那么，对内，民营和外资企业对再多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和吸引外资的政策都会半信半疑，观望躺平；对外或者在外，在财产安全的国家和地区寻找投资机会和财产的安放之处。

在上述基本方向和安全的不确定前提下，经济大力度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效果必定会大打折扣。因此，笔者建议的是，需要宣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间在原来100年的基础上再加100年，时长200年，并定义现在开始的时期为跨世纪的社会主义新初级阶段，主要任务是增强活力，提高效率，极大地发展生产力，富裕人民，建设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将未来要建设一个更发达更美好社会并与世界各国和平发展的任务，留给2150年时中华民族的子孙们去努力。

改革若不能同时发力的政策刺激有六大不确定性。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方案和具体措施。9月政治局会议又出台了刺激经济回升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笔者认为，政策刺激应急和体制改革释能二者要同时发力，相互配合和互补，才能使刺激升温启动后，释能支撑住景气，使经济增长恢复后进入稳定中高速增长的区间。

中国经济收缩降温是表，内部因体制禁锢而动能不足是本。在这个前提下，如果忽视精准和大力度的体制改革，短期强力的升温刺激，可能会是转热短期一显，以后的景气并不可能稳定和持续。就此看，如果刺激和改革不能同时发力，可能会断送政策刺激之功效，达不到复苏和重回景气的结果。因而，注重刺激，忽略改革，甚至发力于单纯的刺激有以下六大不确定性和风险。

第一，人口变化、外部经济关系等不确定性与改革释放动能对此的平衡如何。中国未来假定体制不变的自然经济，受到体制禁锢、外部经济关系不确定和国内总人口及就业劳动力负增长，绝大多数经济模型计算的结果是处在3%上下低速增长的区间。从最重要的动能看，体制朝积极方向变化，是克服外部不确定和人口及劳动力负增长最好的替代动能。但是，如果改革的力度小于外部不确定性和人口及劳动力负增长的压力程度，一种短期的政策刺激作用极短期热一下，作用随后就会消失。

第二，不同时大力度改革，注入的流动性大部分会在主干体制系统内惯性循环。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功能不能单纯是为了扩大流动性，不能一放了之。由于中国体制上正式融资渠道太集中，非正式融资的毛细渠道越来越微弱和不断断裂，不能理想地流向中小微企业、个体商户和家庭及个人，经过生产经营和劳动工作，变成他们的利润和工资。于是释放的大部分流动性往往在金融体系和二级资本市场上循环。

第三，扩张财政赤字与增加政府收入不平衡的困境。从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占GDP比例看，比当年日本经济低迷时要低得多，财政向民生支出扩大刺激，并且变成未来的经常性状态是应该的。然而，若要财政收支宽松，一是企业效益、居民就业收入、国民经济增长是支撑财政收入的基础，二是还要逐步精简和企业化一些党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机构和人员。如果轻体制改革而财政收入来源不能接力改善，一次大刺激，还可以承受，二次或者多次，会快速提高中央与地方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最后不得不以增加税收、税外收费和公共服务涨价等方式，平衡财政。于是如当年日本在财政刺激的同时，提高消费税，造成财政政策刺激被对冲和无效的结果。

第四，金融体系放量与资产质量变动的不确定性。央行宽松货币政策刺激，除了前述的渠道流向问题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使央行扩表速度不断加快，中央银行总资产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降低利息、降低准备金率和利差缩小，贷款资金变通流入股市，贷款偏向增加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商户等等，也会造成银行系统资本充足率下降、不良资产上升。多次推出量化，若经济周期不能理想回暖，基础的国民经济运行效率这一质量不能改善，金融体系的风险也会放大。

第五，刺激会使房地产领域短暂回暖，下行的客观压力依然较大。因房地产投资、建设、销售、价格和地方出让金等收入回落，影响国民经济景气的权重较大，这次刺激的目的之一是扩张性政策释放的流动性一部分流入这一领域，促进并稳定相关指标，解开债务链，维持经济实现平稳状态。然而，人口变动趋势，城镇住宅已有存量、未销售存量和在建规模，刺激只能使其回落放缓一下，但总体上重启的可能性不大。

第六，体制没有积累与消费转型相关的设计和改革，重投资、建设和生产的发展模式和体制固化惯性，释放的流动性大部分仍然会流入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央地国有企业领域。如果不进行财政支出体制的改革，教育、医疗、居住和生育等预算比例本来就较低，若没有连续调整比例目标，并不进行积累与消费模式以及政府建设和民生预算体制的转型，追求GDP时，财政赤字和货币量化的流动性又通过各部门和各地区报项目，发改委上项目，银行贷款和财政发债投资的惯性，最后政策刺激还是大部分进入了政府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国有企业投资建设的过剩领域，没有流入急需促进劳动者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和扩大消费需求的领域。

因此，只重视和依靠政策刺激一役，而轻视体制改革之根本，如无精准和大力度的体制改革同时发力，主要由政策刺激主导的经济升温可能又会回降并无功而返。

一般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体系，当储蓄者不愿意投资、持有货币不愿意消费，或者日本当年收入用来还本付息修复资产负债表，经济陷入流动性不足时，央行和财政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刺激，使其实际的经济增长摆脱萧条，恢复到潜在的增长水平上。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经济政策面临的客体是一个渐进转轨的经济体。其生产力禁锢在体制扭曲中，唯有针对性的体制改革，才能盘活和释放这些被体制扭曲禁锢的增长潜能。对于经济增长乏力，只有总量刺激政策，只能治标升一下温，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开禁锢而获得增长的动能。

理论上分析思路的迷茫和实践上没有精准的应对方略，是中国二元体制经济缺乏科学逻辑计算学理和方法造成的。中国经济复苏和未来长期中高速增长的动能到底会来自哪里？在技术创新、发展方略、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和政策刺激四个方面如何摆布，在政府作为和市场力量二者之间如何选择。对这样两个不同视角的分布逻辑和部署逻辑上，我认为经济学界和经济政策研究界，梳理的至今可能也并不十分清晰。

理论上的困惑来自——西方现代经济学各种计算经济增长潜能的模型，由流动变量按照一定的数理逻辑组成，没有体制变化因素，假定体制不变，用其刻画中国的经济增长，既看不到体制释放生产力的影子，也无法据此科学和精准地安排体制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案和对策。

笔者自2014年研究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到2016年对此还是比较模糊。2017年开始，笔者一直纠结在一个现象之中，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比非国有企业要低，乘以其总资产，年GDP损失很大。而只要通过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提高资本利润率水平，就会获得新的经济增长。因为资本投入数量不变而生产率提高获得的新增产出，在西方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上又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将其来源笼统地归入广义的技术进步。假定体制不变的模型无法计算体制改革会带来新的增长。

笔者几乎用了整整六年的时间，可能理清了中国渐进转轨二元经济体制扭曲禁锢、体制差值变量、体制剩余、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生产率、自然资源和产品资产化改革获得溢值等中国特有的经济学范畴和逻辑。

首先，1978年以来，中国几乎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渐进体制不断转轨的经济体。其体制在不断地变动，需要将体制变量化，并构建其嵌入生产、分配和需求函数，构建计算的数理逻辑和分析算式。

其次，中国经济新增长潜能来源于体制改革的两个部分：一是通过体制改革市场化配置资源，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二是没有价格标示土地房屋资源产品放开交易的体制改革，使其成为可交易资产，一旦交易，获得货币深化和财富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

再次，科学计算中国增长新潜能最为基础和最为通俗的表达式为：

（1）生产率提高的新产出=所用资源×（市场竞争领域配置比例-计划行政领域配置比例）×（市场竞争领域产出状态-计划行政领域产出状态）。

（2）资产货币和财富化溢价=没有价格的土地资源和已经开发土地和建造房屋产品面积×（允许交易1，或者不允许交易0）×（当期价格，或者没有价格）×当期实际发生的交易率。

两个式子中，前一个括号中的是参数变量，表达了资源在计划行政领域和市场竞争领域间的配置格局，各自的比例；或者虽有资源，是放开交易还是禁止交易。后一个括号中的是状态变量，表达了资源利用效率和高和低；或者有价格，还是无价格。参数变量和状态变量的差值，就是体制变量。

经济学家伍晓鹰认为，在国民经济的计算中，体制无法变量化。笔者觉得上述数理逻辑，符合中国渐进转轨经济体制与经济运行和产出的内在关系，解决了这一难题。也可能是笔者处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实践之中的长期感觉，形成了这几年对几十年改革与增长数理逻辑关系的一点思悟。

（1）式的实践经济意义为：（A）当低效率领域配置的资源，通过体制改革向高效率领域转移，每年差值率的缩小，就会带来新的国民产出，就是市场化配置改革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潜能。（B）当体制不再转轨，符合体制假定不变定义，体制既定，不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增长潜能的期望为零。（C）当高效率领域配置的资源，如果体制复归向低效率领域移动，就会损失增长潜能。比如，2008年到2023年，国有企业资产占社会非金融企业总资本比例从19.45%上升到了40.33%，其间国有资产平均利润率为2.36%，非国有企业资本为7.94%，资本从高效率领域向低效率领域逆向配置，经济增长年平均损失0.84个百分点。

在解释（2）式的经济含义前，先要阐述的是：中国土地房屋的二元体制：城镇住宅可以交易，有价格，是资产；农村住房宅院、农村其他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禁止交易，没有价格，不是资产；农村城郊集体向城镇国有转移的土地，不是等价交换，征用后可以在行政垄断的一级市场上交易，有价格，是年度流量资产；但城乡基本上没有建设用地的二级市场。

因此，（2）式的实践经济意义为：（A）当改革允许没有价格的土地和房屋交易，而其一旦有部分进入交易，则发生交易物发生零到交易时价格的溢值，国民经济核算中支出方面购买者需要一笔购买支付，收入方面出售者收到一笔款项，但变现的国民收入并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没有价格的资源和产品货币和财富化大幅度零到市场价格溢值形成的。如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开始于1998年，原有没有价格房改住宅陆续进入二手房交易，到2023年房改存量房平均交易率为2.32%，其零到动态市场价格的溢值，给这一时期的经济平均形成了2.08个百分点的增长率。

当然，如果（B）被目前禁止交易影子价格为650万亿元的城乡土地房屋存量不再推进资产化改革，即不再继续放开允许交易时，未来的国民经济，就不会再有资产货币和财富化溢值形成的新经济增长潜能。

也就是说，笔者简单以上述分析为例，如果土地房屋体制不再变化，甚至国有企业资产比例继续扩大，当前大规模的政策刺激对促进未来的经济增长也没有用处。因为二元体制经济自然增长率在3%左右，体制复归可能还会使增长速度下降，而城乡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不再推进使增长没有新的动能，这使得经济还能中高速增长的预测，没有推进改革释放增长动能转轨经济数理逻辑科学计算的支撑。

因此，发展是第一要务，而深化和精准改革是发展的关键。这可能是渐进转轨国家颠扑不灭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