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产业是我国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关键领域。当前，主要国家已进入未来产业抢位谋划期，我国未来产业发展顶层设计不断加强，部分未来产业领域发展势头向好，但也存在规律性认识不足、短板环节突出、对外开放合作受阻、地方积极意愿与畏难情绪并存、多重风险应对难度加大等问题。需要把握未来产业的动态演变性、前瞻布局性、一体部署性、精准灵活性，加快推动颠覆性原创性科技创新，补齐科技成果转化薄弱环节，繁育新型未来企业群落，拓展技术和产品应用场景，优化产业布局引导机制，建立完善安全风险防范机制。
来源：本文原载于《经济纵横》2024年第10期，编发时有删减
作者：徐建伟 李子文（徐建伟，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子文，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作为大国必争领域，未来产业在引领经济创新发展、增强国家竞争力、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产业体系看，未来产业是一个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相对的概念，是增强产业体系接续性、有序性、完整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因科技和时代变化而具有动态性。对我国而言，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是着眼于新科技革命的主动作为，是具有前沿预见性的系统部署。这既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催生发展新动能的关键举措，也是确保我国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科技产业竞争中赢得主动权的战略选择。
未来产业的发展规律
目前，学术界关于未来产业尚未形成统一且权威的概念定义，但普遍认同未来产业在技术来源、产业发展周期、产业地位等维度上具有显著区别于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突出特点。如，李晓华等认为，支撑和驱动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属于具有突破性和颠覆性的前沿技术，这类技术的实用性和产业应用前景已得到初步验证。胡拥军认为，未来产业是具有发展成为新一代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巨大潜力、但尚处于孕育孵化阶段的新兴产业，具有孵化过程的不确定性、支撑技术的多迭代性等特点。史丹等认为，未来产业是对生产生活影响巨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能够产生全局带动和引领作用的先导性产业。本文认为，未来产业是由前沿技术驱动，当前处于孕育萌发阶段或产业化初期，具有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新兴产业。其发展具有以下规律性：
（一）基于技术创新周期的动态演变性
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是紧密关联、梯度演进的概念。未来产业的发展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前沿技术取得突破，进而加速实现产业化的过程。未来产业处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探索试错阶段，其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尚未完全明确，因此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不确定性。相比之下，新兴产业已经初步完成了重大技术的试错过程，具有了较为清晰的产业形态和发展模式。可以说，新兴产业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而未来产业则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必经阶段。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和孵化，随着技术路线的逐渐清晰和产业化模式的逐步成熟，未来产业基本上就会实现向新兴产业的演进。当前布局的未来产业有望在未来15～30年内崛起为新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从更长的时间周期看，随着技术创新空间缩小、市场需求瓶颈显现，由未来产业演变而来的新兴产业也会进入相对稳定状态，甚至进入逐渐衰退的传统产业发展状态。可见，发展未来产业核心是“先行”，需要站在技术创新的前沿、产业孵化的前端、场景构建的前哨、政策措施的前方，进行全局性的谋篇布局。
（二）以新技术突破为引领的前瞻布局性
支撑和驱动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属于具有突破性和颠覆性的前沿技术。1995年，克里斯坦森首次提出“颠覆性技术”，将其定义为“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取代现有主流技术的技术”。未来产业的源头是颠覆性、原创性科技创新，不是对现有技术、产品的渐进式、迭代式、集成式创新，而是在基础科学层面上彻底改变既往研究范式、开辟崭新领域，衍生形成新的技术路线和技术群，创造出更高技术含量、更优品质性能、更新应用场景的新产品、新服务。作为一个相对新颖的产业概念，不同机构和学者对未来产业的内涵特征、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的认识存在显著差异。全球著名科技咨询智库iCV TA&K综合主要国家未来产业的标准和定义，将未来产业界定为量子信息、绿色能源、机器人、元宇宙、先进通信和生物技术六大领域。需要说明的是，未来产业必定是前沿科技成果的产物，但从前沿科技到未来产业的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可能超出想象。从科学技术进步的趋势来预判未来产业的具体形态，只是一条预见路径而已，某个前沿科学技术及其成果不等同于某个未来产业。
（三）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一体部署性
在传统国际分工模式下，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在很多情况下是彼此分离甚至完全脱节的。如，科技创新和产品开发往往集中在发达国家，而生产制造则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然而，未来产业提供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全新布局契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特征和内在要求。在新技术交叉融合趋势下，研发、生产和需求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一旦未来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形成兼具成本经济性和功能颠覆性的新产品，产业规模就会在短时间内呈现指数级膨胀，推动消费场景、商业模式、企业组织结构等发生快速而深刻的变革。在此过程中，未来产业的“首批玩家”将会迅速占领新的蓝海市场，并在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中积累技术、数据、市场等重要资源，加快核心技术和产品性能的迭代跃升步伐，构筑起以海量数据、技术标准、知识产权等为支撑的“先发优势”“护城河”。
（四）政策生态体系构建的精准灵活性
颠覆性、原创性科技的出现和发展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当前，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命科学、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在基础科学层面的理论大方向相对明确，但当进一步具体到细分技术领域和应用场景时，技术创新就会呈现多个路线分支，其中一些技术路线甚至可能相互排斥，要“摸着石头过河”，找准技术路线难度很大。事实上，绝大多数技术路线在概念验证和探索研究阶段就以失败而告终。即便是在实验室中完全可行的新技术，在成果转化阶段也可能面临技术过度超前、关联支撑不配套、应用场景缺乏等问题，在长周期的反复试错、调试测试和迭代优化过程中同样面临巨大的失败风险。因此，未来产业在发展逻辑、市场培育、政策支持、体制机制等方面与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巨大差异，急需构建符合未来产业发展规律的发展模式、体制机制、政策体系，把发展的主动权交给各类创新主体，让各种创新资源得以充分释放，鼓励多元技术路线的积极尝试，在百舸争流的创新大潮中发现和培育未来产业新增长点。
未来产业的发展态势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未来科技和未来产业将在很大程度上重塑全球科技版图，影响国际分工格局。作为大国发展的必争之地，布局建设未来产业不仅关乎新增长点的培育和新旧动能的转换，更关系到我国能否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赢得主动、能否在更前沿的产业赛道上抢占先机。因此，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更加系统的部署来拥抱并发展未来产业。
（一）主要国家进入未来产业抢位谋划期
国际经验表明，能够抓住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机遇，率先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迅速形成产业引领优势的国家，往往能够掌握国际竞争的主动权与话语权。当前，围绕科技和产业新增长点的竞争日趋激烈，主要国家在战略布局上不断前移和加力，在突破未来科技、发展未来产业上形成高度共识和战略一致。如，美国发布了《关于加强美国未来产业领导地位的建议》《2020年未来产业法案》《无尽前沿法案》等文件，加大对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下一代无线网络和基础设施、先进制造、合成生物学等未来产业的投入，加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产业化、市场推广等全生态流程，以保持美国在全球的先行和引领地位。欧盟把未来产业作为重塑工业辉煌的主要发力点，制定发布《促进繁荣的未来技术》《加强面向未来欧盟产业战略价值链报告》《欧洲新工业战略》等战略指引，加快在自动驾驶汽车、氢技术系统、智能健康、工业互联网、低碳产业、网络安全等领域布局，提高面向未来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和领导力。日本是国际上较早开展技术预见调查并具备强大科技转移转化能力的国家，通过发布《未来投资战略2018——迈向社会5.0和数据驱动型社会的变革》《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2020》《第六期科技创新基本计划》等战略规划，描绘了未来产业发展蓝图，公共卫生、氢能、生物技术、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成为其加大研发投入和人才培养的重点。
（二）我国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不断加强
面对世界主要国家的激烈竞争，我国未来产业发展面临“不进则退，慢进亦退”的局面。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未来产业发展需要科技创新先行。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先进制造、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前瞻部署一批战略性、储备性技术研发项目，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前瞻谋划未来产业，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领域谋篇布局的纲领和思路更加清晰。2024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重点发展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六大方向，进一步明确了攻坚发力的重点方向和任务路径。目前，我国关于未来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发展思路愈加清晰，政策支持逐渐强化，对未来技术创新和产业培育形成强力有效引导。
（三）我国在部分未来产业领域发展势头向好
我国未来产业部署早、起步快、势头好，在部分领域形成了技术和应用先发优势。《2022全球未来产业发展指数》对全球未来产业进行了全面、系统排名，报告指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未来产业企业有17.5%来自中国，在主要经济体中仅次于美国，以量子信息、绿色能源、机器人、元宇宙等领域的创新优势较为突出。在人工智能领域，我国算力、芯片、5G等新型基础设施领域发展迅速，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应用成效显著，在智能工厂、智慧农业、智慧旅游、智能驾驶、智能物流等领域的推广力度不断加大，一些新的制造范式和商业模式正在形成。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教育、金融、制造、交通等领域的应用水平全球领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企业采用率达到15%左右。在量子计算领域，我国量子计算基础研究能力跻身全球前列，工程化应用不断推进，自主研制的第三代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已经上线运行。在元宇宙领域，我国已处于应用场景拓宽发展的加速成长阶段，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全球占比近30%，在网络游戏、网络社交、文化旅游、工业生产、医疗健康等多个应用领域取得阶段性进展。
（四）国内各地迎来未来产业密集布局期
目前，国内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和重点城市已经把未来产业作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培育发展新动能、抢占技术产业新赛道、构筑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发力点，聚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未来能源、生物制造、深海空天等重点领域，谋划推动未来产业发展。由于未来产业技术创新密集，对创新资源、科创企业、应用场景、风险资本等条件要求较高，深圳、上海、北京等创新高地在发展上更有先发优势。2022年6月，《深圳市培育发展未来产业行动计划（2022—2025年）》发布，计划在5至10年、10至15年内分别培育4个未来产业，使其成长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此后，上海市、南京市、江西省、浙江省、北京市、福州市先后出台支持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发展的行动方案、专项计划、发展规划、实施意见等。这些规划或方案除了对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和领域作出部署外，还提出了“现有产业未来化”和“未来技术产业化”、构建千亿元未来产业集群、打造未来产业策源高地、构建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生态等新的提法和思路。
我国未来产业发展面临的现实制约
（一）对未来产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不足，从科技走向现实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未来产业的培育、成长和成熟过程不同于过去四十多年以技术和资本引进为主的传统产业发展路径，也不同于过去十多年以应用技术开发和市场推广拉动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路径，其发展不确定性会相应地增加政府决策、方向选择、政策支持的难度。当前，地方政府、学界、企业界对未来产业内涵特征、战略地位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还不充分，甚至存在“把未来产业等同于科技创新”“把发展未来产业等同于新一轮建设项目的投资”“把未来产业发展等同于应用场景建设”的认识误区，一些地方还把推动传统产业发展的政策做法不加调整地迁移到未来产业上，造成未来产业发展“布局雷同化”“战略碎片化”“目标短期化”“发展项目化”。以量子计算为例，从产业周期看，量子算法复杂程度高、耗费时间较长、产业化进程缓慢，国际学术界一般认为实现通用量子计算机仍需10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显然与一些地方“突击战式”地推进量子计算发展的投资计划、制定的不切实际的产业目标相矛盾。
（二）未来产业发展的基础和短板环节突出，对产业行稳致远构成挑战
未来产业根植于强大的科教创新体系和要素资源支撑。我国从事未来技术研究和开发的人员规模较大，论文和专利成果数量较多，但对技术和行业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战略领军人才、跨学科复合人才不足，原创性和颠覆性的重大研究创新成果不多。在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公布的“2022人工智能全球最具影响力学者榜单”（AI2000）中，美国入选及提名学者数量为1146人次，占比57.3%，我国仅有232人次，不足美国的1/5。同时，我国在支撑未来产业发展的基础理论、关键设施、核心资源上也有突出短板。如，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大多侧重于新型人工智能模型的开发与训练，而在大模型基础技术理论、核心算法、框架平台研究等方面积累不足、应用效果尚不理想。根据斯坦福大学《2024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2023年，61个著名的AI模型来源于美国机构，而我国这一数量为15个，不到美国的1/4。在数据资源上，国内海量数据资源优势的价值潜力释放受到制约。由于数据资源分散割裂、专业数据服务起步较晚，许多领域缺乏准确、完整、及时、可靠、一致的高质量数据，存在数据积累少、缺乏整理标注、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共享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三）未来产业发展的良好国际合作秩序被打破，推进未来产业开放合作存在较多变数
未来技术发展是一项全球议题，协同创新、开放合作是加快技术进步的有效途径。但是，一些国家以“国家安全”等名义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对华技术封锁和产业打压变本加厉，企图通过构建排他性、对抗性的逆全球化“小圈子”孤立、割裂与中国的产业、技术和市场联系。在供给端，一些国家通过限制科研交流往来、禁止技术装备出口、阻挠企业科技合作等，试图在全球构筑对华科技封锁网，实施产业链供应链“脱钩断链”战略，导致我国开展国际创新合作的难度增大、技术开发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提高。在需求端，一些国家高举贸易保护“大旗”，对我国科技型企业发展和创新型产品出口进行打压，将部分科技型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制裁清单，抬高企业参与全球合作的成本甚至剥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机会，导致企业先占优势丧失、推广新技术新产品的市场空间严重受限。
（四）各地布局未来产业高涨的积极性与畏难情绪并存，建立因地制宜的布局引导机制至关紧迫
在传统产业增长乏力、新兴产业竞争加剧的情况下，许多地方把未来产业当作经济发展新的突破口，部分领域出现扎堆布局和抢风口的苗头，资源、企业、项目、市场等竞争日趋激烈。以氢能产业为例，有氢气资源的地区、有新能源支撑的地区、有科教资源的地区、有装备制造能力的地区、有应用场景空间的地区都把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当作充分条件，纷纷长链条全生态布局氢能产业。截至2024年5月，国内提出“氢都”“氢城”“氢谷”等发展口号的城市超过30个，部分省份甚至有二三个城市提出同等定位的氢能发展布局。无序布局不可避免地带来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问题，可能再蹈“一哄而上”又“一哄而散”的覆辙，从而对企业竞争秩序和产业发展生态造成不良影响。同时，一些地方认为发展未来产业既“高大上”又“高精尖”，是先进地区、发达城市的方向选择，对于本地来说遥不可及、高不可攀，在发展中把未来产业和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割裂开来，在工作中存在“畏难情绪”“观望状态”“等待心理”，结合本地资源和优势产业嫁接衍生未来产业的布局不够积极主动，这就可能错失产业转型契机和动能转换空间。
（五）未来产业发展可能带来一定治理风险，对加强监管、趋利避害提出较高要求
与高度市场化、批量规模化的成熟产业相比，未来技术突破和产业发展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伴随着失业增加、隐私侵犯、伦理安全等多重风险。2021年，欧盟发布《工业5.0：迈向可持续、以人为本和富有弹性的欧洲工业》，对技术进步的方向和影响进行深入思考，提出技术进步需要增进社会福祉，避免大规模失业等社会问题发生。在数智技术方面，人工智能大规模应用可能带来内容安全、数据安全、模型安全等多方面问题，大数据处理可能涉及用户隐私和算法偏见问题。根据Group-IB发布的《2023—2024年高科技犯罪趋势报告》，2023年有4583家公司的信息、文件和数据在勒索软件数据泄露站点上发布，比2022年增长74%。在生物技术领域，脑电图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结合有助于改变人机交互方式、提高大脑健康水平，但保护用户认知自由、精神隐私等伦理议题成为关注重点。因此，未来产业发展需要加强有效监管、趋利避害，兼顾创新激励和安全发展，在充分发挥技术创新正向效应的同时，防止技术滥用、数据投毒、隐私侵犯、文化渗透、伦理违背等负面效应。
构建适应未来产业发展的全新生态
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选择，是我国形成先发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支撑。不同于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未来产业要把一体部署、创新引领、生态构建摆在突出位置，围绕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发、产品开发、中试熟化、上市推广、场景拓展及标准建设等环节系统施策，营造鼓励试错和大胆求索的创新友好型生态，推动各类主体“对接融合”“协同作战”，争取在新技术领域和新产业赛道实现突破，确保我国在未来全球科创版图和经济格局重塑进程中抢占先机。
（一）创新为基，推动颠覆性原创性科技创新
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是未来产业的“金种子”。加强对全球前沿基础科学和关键应用型技术的情报分析工作，及时识别和捕捉潜在的颠覆性技术，超前部署推动理论突破和科技攻关。构建“自由探索”和“军团作战”相结合的科研组织模式，针对复杂度高、系统性强、战略性突出的科学问题，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和重大科技攻关工程，加强科研组织协调和科研任务合理分工，整合资源力量，高效推进科研工作。对于不确定性高、处于“无人区”的基础科研工作，充分赋予科研人员自主权，落实科研经费包干制，优化科研项目评价机制，为科研人员“解绑减负”，让科研人员在探索未知的过程中成长为领军科学家。建立“企业界出题、科技界答题”新机制，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以加大直接投入、设立基金、公益捐赠等方式支持基础研究。
（二）畅通两链，补齐科技成果转化薄弱环节
培育未来产业需要更加注重产业链、创新链“两链”融合，推动颠覆性原创性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政府部门要加力推进科技创新向产业创新转化，但须避免代替市场选择特定的技术路线和产品、产业，尊重市场规律和企业主体地位，将更多资源用在推动各类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上，建立科技成果“沿途下蛋、就地转化”机制。支持高校院所、企业、事业单位等联合建设一批未来产业概念验证中心，围绕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开展原理验证、技术可行性验证、产品原型制备和验证等服务，降低技术选择的机会成本和成果转化的不确定性。针对细分产业领域，加快建设一批集中试熟化、小批量生产、精密计量、样品测试等于一体的专业化中试平台，推出项目可行性论证、市场调研、商业模式设计、知识产权等第三方服务，压缩成果转化、产品上市和产业育成的周期。加快建成高标准技术要素市场，优化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机构布局，健全科技成果产权制度，繁荣技术交易市场，畅通“技术—产业”流动渠道。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和风险投资的关键性作用，持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提升金融服务未来产业发展的能力。
（三）做强主体，积极繁育新型未来企业群落
布局未来产业不只是选择产业方向，关键是培育一大批在未来时空中善于捕捉技术前沿、勇于变革创新、长于市场开拓的创新型企业。适应未来产业的创新型企业在组织方式、生产形态、产出模式、管理方法等方面可能不同于现有企业。要适应未来产业特性要求，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建立“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投资家”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和利益共同体，加大技术驱动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扶持力度，构建完善硬科技初创企业发展体系。支持企业深度链接创新端、制造端、市场端资源，创新资源配置组合新模式，建立灵活高效的运行模式和管理组织架构，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活力。鼓励领军企业提升技术、专利、标准、品牌等竞争力，支持企业参与制定未来产业标准规范，增强产业发展新生态的构建和引领力。建立高层次、常态化的企业技术创新对话咨询制度，发挥企业和企业家在国家创新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把行业发展主动权交给企业，激发企业家创新创业热情，加大未来产业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力度。
（四）激活市场，开拓丰富技术和产品应用场景
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对于前沿科技应用和新产品推广的强大支撑作用，在精准有效管控各类风险的条件下，构建多层次、差异化的技术和产品应用场景，在真实场景中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从需求侧牵引未来产业发展壮大。推动未来技术与生产、生活、生态、治理各领域全环节融合，重点扶持行业级、场景级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鼓励优势企业围绕场景拓展行业应用领域，孵化未来产业产品。综合采用政府采购、消费补贴、资质发放、试点示范等方式持续释放场景资源，推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氢能源等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率先落地应用。强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布局高性能算力、下一代通信网络、数字孪生城市等相关设施，为开拓全新应用场景提供基础支撑。
（五）因地制宜，优化未来产业布局引导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明确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条件和要求，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建设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合理布局未来科技重大设施、平台载体，重点突出、稳步有序地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引导各地客观理性看待自身发展优势和潜力空间，结合本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在科技创新、产业化、整零配套、应用推广等方面错位布局、协同合作，鼓励关联地区共建未来技术创新高地、共育未来产业发展集群。鼓励各地把未来产业发展有机融入地方产业体系和全国未来产业赛道，既要保持市场敏锐和发展热情、做到前瞻部署，又要避免一哄而上“追风口”、撒网布局“求全面”，既要保持对客观规律的清醒认识、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又要避免犹豫不决“失窗口”、畏缩不前“漏机遇”。
（六）高效监管，建立完善安全风险防范机制
针对人工智能、数据信息、生物制造等新技术安全治理难题，建立创新发展与有效监管相平衡、弹性空间与底线约束相衔接的风险防范机制，提高敏捷监管水平，避免过度监管阻碍技术创新发展，防止疏于管理引发各种风险。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协同共治的未来产业治理机制，组建技术、伦理、法律、政策等跨领域专家队伍，完善科技伦理审查和监管制度，对高风险技术领域研究开展前置性审查，强化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增强监管部门技术治理能力，强化人工智能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技术研发，提高技术和产业安全性测试评估能力。明确安全底线约束，开展生成式人工智能、信息安全利用等法律问题研究，加快推进安全法规体系建设，明确相关主体权利、义务及责任边界，建立完善追溯问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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