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7日是天津南开中学120年校庆日。而我是在南开中学60年校庆的1964年考入南开的，14岁入校认真读了2年书便“运动”了，到17岁半的1968年2月就应征入伍了。算来在南开度过了3年5个月，这几年对我的人生还是有着深刻和长远的影响的。因为南开是我的精神家园，是一片纯洁少年初心长成的沃土。60年过去，我已是古稀之人。早年间，当兵在外未能与母校多亲近，退休后久居北京，回母校的次数也不很多，但未敢忘记母校对我的恩泽。而且年龄越老，思念越重，时常梦回南开。

两位为南开精神注入灵魂的一代人师

严修（1860—1929），字范孙，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1882年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1886年任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协修、会典馆详校官。1908年奏定各级学堂毕业生执照，这是我国最早为毕业生颁发的文凭。1909年拟定八年教育计划，这是我国最早制定的国家教育计划，还最早推行了学校文理分科。1918年筹办私立南开大学，设立“严范孙奖学基金”，并捐三万图书给南开大学。南开大学的建立是严修从事教育事业的最高成就，培养出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等一大批社会精英，个个风标独立，自成一家。

严修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同时他还是一位文人、书法家。也许在教育方面的巨大成就与影响，或多或少掩盖了他书法艺术的成就，但他仍不失为一位书法大家，与华世奎、孟广慧、赵元礼共称“近代天津四大书法家”。

严修崇尚新式教育，不仅开办了多所新式学堂，为当时的教育带来了很多革新思想。严修的人格魅力还表现在对自己家庭的管理以及子女的教育方面，他为严家定下八条家规：“一、全家均须早起；二、妇女宜少应酬；三、夜不出门；四、消遣之事宜分损益；五、少年人宜注意礼节；六、少年人宜振刷精神；七、勿妄用钱；八、周恤亲友。”

（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者是严修和张伯苓）

在南开众多的传说中，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严老与周恩来的交情。1913年秋，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入学后不久就显示出其卓越才能和非凡智慧。学习上孜孜不倦，成绩突出。积极参加各项课外活动，主编校刊。深得严老的赏识。1915年9月，周恩来到严府拜访，请他为自己主编的《敬业》杂志题词，老先生即书之。

1916年春，全校举行作文比赛。由严先生亲自阅卷并选拔。周总理凭《诚能动物论》取得全校第一名，奖品是一面写有“含英咀华”四个字的旗子，是严范孙先生亲笔写的（注：《含英咀华》意为：口中含着花细细咀嚼。比喻读书时细细琢磨领会文章的精华。）。严老还多次称赞：“周有宰相之才。”这使我联想起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先生见到学生毛泽东后说的那句名言：“欲栽大木柱长天。”杰出教育家目光如炬：独到、犀利、神奇！

我们节选获奖文章中的一段，以感受周总理的文采：“浩浩乎大地之上，集无量数生物分子以成人。人者，万物之灵也。各具本能，感拥仁智，发挥其固有之天性，以角逐于天演界中。优者胜，劣者败。强有力者统一部分之人民而驾驭之；庸愚者慑伏于权威之下，无敢或动；暴烈者不甘居受治之地位，思起以代。于是相动以干戈，相搏以血肉，胜者得存，仆者继起，辗转相寻，有争无已。呜呼！芸芸众生，相率以入此潮流中，争生死存亡之道者夥矣……”

爱惜人才的严老，通过自己的大儿子说项，希望周恩来和自己的小女儿结秦晋之好（巧合的是杨昌济也把爱女嫁给毛泽东）。周恩来考虑严家是名门望族，自己是一介穷书生，于是婉拒了。但严老丝毫没有因为此事影响对周恩来的器重和关爱。南开大学成立后，他和校长张伯苓批准，周恩来免试入学。

1920年，时在南开大学的周恩来在参加学生运动后被捕，出狱后失学。此时，严老再次向他伸出了援手，拿出自己7000元的资金设立“严修奖学金”。经校董会讨论，决定资助周恩来和教员李琴湘之子李福景赴欧勤工俭学。资助三年，每半年付款一次，从无延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录了1936年采访周恩来时的一段文字：“周在欧洲时，他本人的经费支持是南开大学一位创办人严修。以后，周又对我说，当时有朋友提到，我用了严修的钱，却成为一个共产党人，严引用了中国一句成语‘人各有志’。”

1950年9月，周恩来在南开师生的小范围聚会时说：“严修先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好人。”“他就像一碗高汤，清而有味。”

1929年3月，严修在天津病逝。在严修的追悼会上，张伯苓曾满怀深情地追念：“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称严修“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哀其逝世“诚为学界之大不幸”。

严修最早提出：教育的宗旨：尚德、尚武、尚实。这在今天看来依然不过时。

南开诞生于民族忧患的时代背景下，严修、张伯苓目睹时艰，椎心于民族之不昌盛，国家之不富强，始终将忧患意识悬于脑际，以教育救国，造育人才为己任，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清末民初，严修和张伯苓都属于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都去日本和美国的学校考察过他们的教育理念和体系。但是他两人，既不崇洋更不媚外，只是把他们的好办法拿来改造中国的教育。

如果说张伯苓校长也是“行伍出身”，不知是不是大不敬？　张校长身材魁梧高大，精神饱满，豁达坚毅，目光高远，心胸博大，颇具大丈夫气概。

1892年他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他是航海驾驶班最好的学生，从不参与打牌赌博活动，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教官问学生们：为何来读书？有答，为了生计找口饭吃的；有答，为了升官发财的；张伯苓说：为了国家富强。

1894年，张伯苓等十八名同学完成堂课，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1897年，承甲午败绩，帝国主义强盗的协议既成，清廷派大员去山东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张伯苓随舰前往。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黄龙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国的黄龙旗，升起英国的米字旗。张伯苓目睹这场“国帜三易”的接收和转让仪式，亲自尝受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气愤填膺。从威海卫归来之后，他认为海军报国无望，决定退役。

伯苓校长幸遇范孙先生，严先生亦慧眼识人，南开有幸！1904年5月，经过四个月的细心赴日考察后回国，他决定成立中学，遂将严、王两馆合并，成立“私立中学堂”（南开中学）。从此他结束了家塾先生的生涯，成为学堂的学监。

自1904年创办南开中学以来，到1917年学生已满千人，中学基础日臻巩固，教育设施逐渐完善。张伯苓认识到：“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于是他决心赴美学习和考察。1918年，适逢严修与范静生也赴美，张伯苓乃与严、范遍游美国各地，考察了许多私立大学的组织和实施。12月，张伯苓与严修游美归国。不久便积极筹募经费，并获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绅之助，开始筹划创办南开大学。

（严修先生）

1919年春，在中学南端空地建大学教室，当年秋季落成。1919年9月5、6日，举行大学新生人学考试，25日正式上课。

办学首先是需要钱的，作为校董，盐商家庭出身的严修纵是纾困解难也是杯水车薪。为了筹款，严修和张伯苓坐过不少冷板凳，也挨过不少白眼，但为了办成南开大学，他们坚持了下来。张伯苓曾说：“虽然有时向人家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伯苓校长甚至说：“南开南开，越难越开”以自勉。

张伯苓认定，国家贫弱，乃国人不能自强，而欲使国人自强，必发展教育，遂立志“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

南开是私立学校，所幸的是校董和校长都不是资本家，也不允许教育资本化，更没有将学校看作自家和一己的私利。他们也没有把南开办成官二代、富二代的“豪横”学校。坚持凭考试成绩录取，而是采取了一系列关照贫寒子弟的政策，减免学费，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设立奖学金和助学金制度。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让学子们感受到两位人师的温暖。

1937年日寇毁掠南开，六十二岁的老人，三十四年苦心经营的学府，一朝被毁。然而，他并没为此沮丧挂怀，一句“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以新生命”，足以见其坚毅的品格。南开精神就体现在“坚毅”这两字之上。

记得老校长说过：人在倒霉的时候，越要打起精神来，理发净面。这使我想起校长提倡的“镜箴自鉴”就是在教学大楼和办公楼面对正门，竖一大镜，镜框镌有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校长常对学子们说起“校父”严修的教诲：“勿志为达官贵人，而志为爱国志士”。

张伯苓担任校长期间，南开大学财务状况全部公开，放在校图书馆供人随便查阅。他本人长期只领120元月薪，只相当于当时其他大学校长的1/3，而学校的不少教授月薪都达到了300元。他的公车是一辆人力车，自己不用，全校老师均可使用。他出差随身带杀虫药，因为他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馆，卫生状况极差。

他在1935年9月17日开学典上提出著名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在今天问问国人也还会触及灵魂的。

（在北洋水师学堂时的张伯苓）

在杭州笕桥空军航校博物馆里，就有张校长的四子张锡祜烈士的照片，一个1米九的大帅哥。他的照片下写着他说过的一句话：“儿虽不敏，不能奉双亲以终老，然亦不敢为我中华之罪人。”他牺牲时仅25岁。当老校长得知后，沉默良久，脱口而出：“死得好！”他把痛失爱子的悲痛深埋在心中。他把为国而捐躯视为忠义，他把为战而死视为英勇。所以才说出那3个字。当时没有告知夫人，后来夫人追问：我的老儿子哪去了？张校长答：“我早已把他许给了国家。”我的学长张伯苓嫡孙张元龙说：祖父给我们“留德不留财”。

南开人最骄傲的是抗战期间没出过一个汉奸。早些年南开大学教授艾跃进去北大、清华演讲，有学生问：你们南大有多少学生出国留学生？艾教授说：对不起，确实不如你们多。但我要问：他们有多少人回国了？

在一个小视频里，看到一个黄口小儿在班会上大言不惭地说：他的理想就是挣大钱，当大官，过好日子。震惊之余，我不知道这是童言无忌？还是百多年来，教育的大退步？抓权捞钱已经深入到某些人的骨髓，并且影响到孩子。

张伯苓教育的真谛是“公”“能”教育。张伯苓要求南开的学生“允公”，指的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说到底，就是要将自己学习到的知识和才能，学以致用，报效祖国，奉献社会。大公亦大德，道德万不可滑坡，更不可缺失。那些精致的自私自利主义者，首先在格局上就输了，无论装得多么高大上也不能成事。不仅要求受教者能充实个体，同时它还进一步的要求个体的充实。

“不为己用，而应该是为公为国，为人群服务。在以往，一般人常常指责政治风气贪污腐化，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了解贪污的由来，是不知有“公”；腐化的原因，不外无“能”。如果我们以往的教育都能切实注意到“公”“能”，并重观念的培养，那么，或许社会上贪污腐化的风气，将可日见肃清。

在“公”“能”的教育宗旨之下，张伯苓对于教育的方法曾不断改进。在校政的措施上，也都本着这个原则去努力。他特别注意那些优秀贫寒的青年子弟。他深信，教育的对象应该是不分贫富的，只要我们能给以受教育的机会和适当的训练，每个青年都不难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在平时，他希望他的学生都养成独立不移的人格，并且是合群服公者，他勉励他们求学戒空谈，而希望学校教育不致与社会脱节。

教育家，与周恩来一起在南开中学读书，被人称为“老南开活字典”的黄钰生认为，张伯苓有许多教育思想值得今人借鉴。如重体育、重道德教育、重科学实验，还重视开展课外活动，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他把办学的宗旨概括为“公、能”二字。“公”，就是为公不为私，“能”，就是知识、技能、本领。南开确实培养了大批办事公正的人才。

一个中学竟能培养出两位大国的总理，实属罕见。今年，为迎接120年校庆，南开中学建造一座从这所学校培养的70位共和国院士（其中61位为双院士）的浮雕墙。南开中学几十年来还出过不少的省部级高官，恕我孤陋寡闻，鲜有听说丑闻和贪腐的，这与严修和张伯苓一代人师的教育宗旨和主张不无关系。

百多年过去了，两位人师亦已远行，可是南开的学子们并不觉得遥远和陌生，他们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导一代代传承了下来。他们告诉我们后生：多读书、立大志、看长远、修德行、长本事、健身体、要自律。现在的年轻人问：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两位人师做了最好的回答。

现在的老年人多在讲究长寿，两位人师告诉我们：死是必然，只有像他们那样，才能活成“不死”的样子，他们的名字永远被后人记得。

百多年来，我等众多的南开学子，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劳动者和平凡人，没有大能，或许有点小能，但我们都心存感恩，为母校的良好校风而骄傲。我们也应该向历届的学校管理者们，教职员工们，热心的学长、学友们致敬！他们使南开精神得以传承和发扬。

敬爱的周总理说的那句：“我是爱南开的。”最能表达南开学子们的心声。

祝我的母校永远年轻，兴旺发达！

202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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