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桥|史读桂林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圈子这东西，就古代官场的生态来说，未必是件坏事，起码它能在圈子里维持一种理念的传承。对于理念的坚守和承继，古人可能做得更到位一些。

接任张栻位置的是刘焞，他完全认同张栻的理念，所以他把张栻推荐的吴猎留在了身边，继续当教授，旨在把张栻的理念继续发扬光大。刘焞之后，当广西老大的是王卿月——这个人也是个读书人，还文武双全，我们后面再聊。王卿月之后的是谁？张栻的“小迷弟”詹体仁。所以，张栻明面上只在桂林待了三年，而他的影响力，十余年间，其实一直未曾减弱。老百姓似乎更喜欢亲民的范成大，但潜移默化间，论及对桂林和广西的真正影响力，无人能超越堪称灵魂导师的张栻。

毫无疑问，张栻是位理论大师，并且一点不脱离实践，这从他的弟子皆擅长抓经济也能看得出些端倪来。作为一位高高在上的大咖，虽然他在桂林期间，于执政一途，颇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在“皇恩”浩荡却鞭长莫及之地，执政桂林三年的张栻，也是有所疏忽的。毕竟，教化百姓是百年之功，而百姓们眼下的生存，却是火烧眉毛的急事，这个时候你和没吃饱饭的百姓讲多少仁义道德都是没用的了。

张栻离开桂林才一年多，李接的农民起义就如火如荼地爆发了。解决问题的，当然是接张栻位置的刘焞了。

李接起义的原因，由来已久，说来说去，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边区的老百姓活不下去了。

我们前面讲过，陈尧叟、李师中、沈晦、张孝祥、范成大、张栻等来广西任职的封疆大吏，都通过自己的努力，用不同的方式给桂林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让静江府的百姓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在鞭长难及的广西南部地区，地区差异依然活生生地存在。这件事情，现在来看有两个原因，一是前述官员的任职时间太短，通常都是两三年时间。两三年时间，最多也就改善一下静江府的面貌而已。从基础设施建设入手，短期能见成效，但想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广西，显然不太现实。第二个原因，可能要归咎于南宋王朝的税负了。

史料记载，北宋初年，每年的赋税收入为一千六百多万缗，中期的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每年为三千六百八十多万缗；北宋后期，在全盛的神宗熙丰年间，这个数字为六千万缗左右。而到了南宋，领土不及北宋时期的三分之二，但孝宗时每年的赋税额却竟然高达六千八百多万缗，而且还不包括一千六百多万缗的四川钱引在内。

钱从何来？

南宋王朝在要求农民在正赋(两税)的输纳之外，还要交纳所谓的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折帛钱、身丁钱等苛捐杂税，此外盐、酒、茶等专卖的垄断，更加让贫苦农民收入来源无几。结果，“里胥临门捕人，父子兄弟送县鞭笞，血流满身”。这种中原地区常见的现象，身处偏远地区的广西自是不能例外。怎么办？只能是“奋臂而起，啸聚数千人，劫掠州县，迫杀官吏”。于是我们看到，淳熙六年(1179)，广西爆发了李接领导的农民起义。这一年，张栻已经离开了桂林，接他位置的是刘焞。也不知道，此时已经履新湖北的张栻是种什么样的心情，是庆幸早走一步，还是反思自己的执政思路是不是有什么偏差？

李接起义喊出的口号很简单：十年不纳税。但就这一句简单的口号，吸引了数千人跟随，并且短时间内就攻下了广西南部的八个县。

仗打得很激烈，起义军气势如虹，“屠将官高居弁，执郡守刘长福”。高居弁曾位列东南第十二将，是处理过军内大规模暴乱的铁血人物，此时管着高州、化州等四州的兵马，绝非庸才，但可能大意了，被杀；刘长福具体是哪个郡的郡守，现在很难查到相关资料，因为南宋时广西都没有郡的官方称呼了，但推测辖地应该和高居弁的属地基本重合，至少也管着四个州县，然后被抓了。刘长福的结局怎样，我们不知道，也不是特别关心，因为这家伙早就在宋孝宗上台后没几年就被处分过。当时他是湖南永州的知府，被殿中侍御史徐良告了一状，说他“贪污无耻、郡事不理”。被起义军活捉，以刘长福一贯的德性，估计没有什么好下场。

当年二月份起事，刚开始的时候，李接确实打了朝廷一个措手不及，但随着战火的延续，农民起义军的短板也逐渐显现出来，打来打去没有根据地啊，兵员补给严重不足，缺乏后劲，再加上五月份湖南的陈侗农民起义军被镇压后，朝廷得以腾出更多的精力来对付李接，因此，李接的失败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当年十月，试图进攻静江府中途被伏击后难挽颓势的李接被俘，十一月，李接被押送到了桂林砍头。

李接起义，延续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一年，但带给南宋王朝的震动和压力却相当大，按照朱熹的记录，朝廷也意识到了“广西去朝廷绝远，诸州土旷民贫，常赋入不支出”。时任右相的周必大迅速做出反应，上书皇帝提出了对策，“勘会广西州县，有曾经盗贼蹂践及经由去处，仰帅臣监司疾速取见指实，开具以闻”。就是让当地帅府实地调查统计情况的意思，目的是因地制宜，重新考虑税收政策。结果，第二年春天，减少广西盐税的相关缓和矛盾的政策就下来了。

这是李接起义给当时广西经济带来的正面意义，不过，对于双方来说，这个代价却是相当沉重和血腥。同时，这也反映出了当时广西南北发展不均衡的残酷现实。桂北大地，围绕桂林，经济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南部沿海地区，受制于各种人力和政策因素，明显在节奏上要慢了好几拍。

压下李接起义的总指挥是接张栻班的刘焞。刘焞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前半生，一直在为爷爷刘汲平反的事情奔波，后半生，刚在静江府上干出点威望，又被人投诉，郁闷之中，英年早逝。

刘焞的爷爷刘汲堪称抗金名将，能力和成就可能不如岳飞韩世忠，但文官出身的刘汲，在面对金军大兵的时候，誓死不退，喊出了“使敌知安抚使在此”的铮铮誓言，壮烈牺牲。

刘汲的壮举，在时和时战更注重外交手段的宋朝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刘汲的儿子刘裴为老父的名誉问题一直奔走呼号，没用；到了刘焞这里，秦桧死了十五年后，才算是上诉成功，恢复了刘汲的名誉和地位。然后，刘焞才有机会接张栻的班，当上了广西的老大。

刘焞命苦，刚来广西任职，就遇上了李接的事，一个处理不好，前途尽毁。尤其刚开始的时候，李接的农民起义声势浩大，短时间内就在广西的南方打出了一番天地，能打的高居弁被杀，不能打的刘长福被活捉，真的会让刘焞怀疑人生。

这个时候，吴猎出来了。

吴猎已经看出了之前官府毫无反抗力的根源：底下人欺负边远地区百姓的好日子过惯了，办事不力。所以提出了杀几只鸡给猴看一看的办法，当机立断，杀掉了南流尉等好几个不干实事还拖后腿的人。吴猎这一立威之举，十分有效，既让手下人看到了朝廷的决心，也认清了正确的方向：既然还想吃皇粮，那就拼命打呗。刘焞作为总指挥，没有亲临前线，亲临现场的是吴猎。吴猎也是一介文人，但在面临兵事的时候，毫不退缩，这可能也是那个年代文人普遍的气质吧，如同张浚，如同沈晦，有士可杀不可辱、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胆气。

刘焞留下的隐患是在李接起义初期，刚来桂林没多久的他看不惯当时毫无作为且有贪腐行为的刑司和转运司，准备朝这两个部门下手。这两个部门的主官心里慌啊，一屁股的屎，怎么抹得干净？没办法，恶人先告状喽。最要命的是，刘焞和吴猎当时杀的南流尉，那是当朝宰相的外甥。你杀我外甥，事实俱在，那小崽子不争气，我也无话可说，但你们俩，考虑过我王淮的面子吗？刘焞和吴猎，之后肯定没好日子过了。吴猎好点，地位低，入不了宰相王淮的眼，刚好又要服丁忧，回老家躲过了风头，但刘焞，就是眼中钉啊，不收拾你收拾谁。两年后，郁郁寡欢中，刘焞就驾鹤西去了。后来吴猎一直在为刘焞喊冤叫屈，但是人微言轻，又能如何？

吴猎是湖南人，却在桂林待了不少年，对桂林的发展和稳定是有功劳的。毕竟，他是张栻的亲传弟子，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得到了张栻的赞许，说见到他后就“知吾道不孤也”。朱熹到长沙和张栻斗嘴的时候，吴猎在旁边斟茶递水地伺候着，朱熹对吴猎也是赞赏有加。今天的桂林人，对吴猎所知甚少，这未尝不是一种遗憾。

吴猎祖籍潭州醴陵县，祖上三代都没有当官的，称得上家境清寒，但是，吴猎有一个有远见的好父亲。考虑到醴陵地方偏僻，见识闭塞，吴猎的老爸吴唐年带着吴氏家族迁到了善化。善化与长沙名为两县，实同在一城，共为潭州治所，也就是今天的长沙市区所在。这里是荆湖南路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化气息和政治地位是要强过广南西路不少的，众多的名宦、硕儒皆寓居于此。然后，我们前面聊到过的张浚张栻父子，也在其中。

像吴唐年这样有眼光和长远打算的人，本身也非浪得虚名之辈，他长于《易》学，常与人交流心得，在圈子里小有名气，然后，就与同样在《易》学上浸淫颇深的张浚有了交集——张栻的《易》学知识，也是一路跟着张浚学来的。

吴唐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因为他的原因，儿子吴猎认识了张栻，并拜张栻为师，进了张栻任教的岳麓书院学习。现在来看，吴猎之所以能从一个偏远地区的小吏最终成长为朝廷重臣，这一步很关键，毕竟一说继承了张栻的衣钵，这个平台就不知高出别人多少。当然，张栻功力深，吴猎学得认真，这也是关键因素。

与张氏父子，尤其是与张栻交往带来的影响贯穿了吴猎的一生，他先从张浚处闻抗金复仇大义，又从张栻那里“闻求仁之要，终身诵而行之”，因而在江湖上风评极佳。不管你爱与不爱，谁都知道这是个全身从上到下都自带忠义光环的文化人。虽然因为敢说真话，得罪过官僚集团，数次被处分，但最后又总能咸鱼翻身，凭的就是这气节和一身的本事。

如前所述，在平定李接起义过程中，吴猎的本事已经开始显露，刘焞正是用了他的策略，才能迅速挽回危局。这当中体现了吴猎超强的观察和思考能力，当然，还有极强的执行力。这已经不仅仅是学术上过硬了，执政和运筹帷幄的能力，也称得上一流。

这一年是1179年，距离吴猎进士及第后领浔州平南县主簿的小吏位置仅过去了四年。这么快就能进入角色，谁还敢说他凭借的仅仅是张栻的余荫呢？

吴猎离开桂林后，辗转过很多地方，遭过一些罪，但中间还回过桂林一次，担任广西转运判官，位置更高。这是嘉泰三年（1203）的事了，吴猎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两年，虽然不是老大，但在四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中也有一席之地，这无疑也体现了吴猎在抓经济方面的能力。说起来，吴猎和桂林还真是有缘。

吴猎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是在四川度过的。据记载，在四川数载，吴猎举贤任能，惩恶除奸，体察民情，减轻民赋；修学宫，培养人才，为张栻学派传入四川起了重大作用。嘉定五年（1212），吴猎被朝堂召还，六年十一月病故，归葬老家醴陵北乡擂鼓桥。

史书记载，吴猎为官清正，死后家无余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