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桥|桂林故事 沙飞：桂林个人摄影展览的第一人

司徒传早在青年时代就爱好文学、美术和电影，高中毕业曾考入无线电专门学校，在无线电台工作。1932年初，20岁的他到汕头电台当特级报务员。他工作安稳、收入高，业余时间喜欢看文学作品，他把能买到的鲁迅的书全看完了。他读得越多，对社会、对人生理解得越深刻。

1933年，司徒传和同事王辉在汕头登记结婚，带着新买的照相机去度蜜月。他们先去广州（司徒传父母家），再乘火车去香港（王辉的出生地），之后乘船去上海，还去了南京、苏州，在杭州凭吊了民族英雄岳飞及秋瑾的墓，并合影留念。司徒传拍了岳飞墓的照片，这是他的第一幅摄影作品。

爱上摄影后，他喜欢一个人到处奔波拍摄美丽风景。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他善用柔和聚焦，利用人物和风景的对比关系，营造出一种诗情画意的流动美。他的作品大多表现农村劳动人民和自然风光。

当他的目光转向社会底层时，他被穷人的苦难打动，他的镜头开始对准劳苦大众。他陪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的照相机不再对着妻子、孩子。1936年初，沙飞拿回家一本外国画报给妻子看。有几幅照片，是关于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菲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时的实时影像。司徒传激动地对妻子说：“我要当摄影记者，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假如我不认真地拍摄，一定终身遗憾，也有负于历史。”

1936年秋，他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结识了一些进步青年木刻家，还认识了鲁迅和鹿地亘等人士。司徒传入十六铺码头拍摄工人生活的照片。他参加了鲁迅与青年木刻家陈烟桥、黄新波、林夫等的亲切交谈，面聆了鲁迅的教诲，对鲁迅很崇敬，拍摄了一组鲁迅的珍贵照片，并开始为照片署名沙飞。1936年10月28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沙飞的文章《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他写道：“十月八日，十二时半，我去食客饭，饭后赶回会场，不料鲁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过后，现在还未恢复，瘦得颇可以，可是他却十分兴奋地，很快乐地批评作品的好坏。他活像一位母亲，年青的木刻作家把他包围起来，细听他的话。我也快乐极了，乘机偷偷地拍了一个照片。……因为是难得的机会啊。鲁迅先生徘徊了好些时才走，给予人们一个极亲的印象。”

受到“九一八”“一·二八”日本侵略中国和左翼文化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受到鲁迅文艺作品的熏陶和启蒙，沙飞在摄影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摄影不仅是一种观赏艺术，更应发挥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他明确提出摄影应作为唤起民众、改造旧社会的武器。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与世长辞，沙飞及时拍摄了鲁迅先生的遗容及其葬礼等场面。1936年12月3日，沙飞在广州举办了第一次个人摄影展览。

沙飞在广州举办个人摄影展览之后，改变了中国旧影展的面貌，获得了许多好评。当时在桂林工作的一些进步文化人得悉，均希望沙飞的个人影展能搬来桂林展出。由于展览照片都是现成的，无须投入更多的经费，这样，在陈望道、邓初民、尚仲衣、千家驹等人的支持和资助下，沙飞的个人影展得以在桂林展出。

沙飞拍摄的鲁迅。

沙飞个人摄影展于1937年6月25日至27日在桂林中学展出。

沙飞在桂林共展出作品100幅，分为五组：（一）华南国际前线南澳岛18幅；（二）纪念鲁迅先生19幅；（三）儿童节献画8幅；（四）大众生活30幅；（五）人物、静物、风景、图案共25幅。

沙飞在展出之前写道：

我学习摄影还未满五年，在这短短的期间中，常常为恶劣的环境所阻，以致中断，不过无论环境怎样恶劣，终不能磨灭我的志愿。因此我觉得摄影是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我总想利用它来描写现实诸象的工具。

摄影是造型艺术的一部分，然而多数人还把它作为一种纪念、娱乐、消闲的玩意儿。这根本忽略了艺术的意义，而使摄影陷入无聊帮闲的唯美主义的深渊里，堕落到逃避现实，醉生梦死的大海中。这是一件多么可怕和可惜的事啊！

现实世界中，多数人正给疯狂的侵略主义者所淫杀、践踏、奴役！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是人类最大的耻辱，而艺术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人类去理解自己，改造社会，恢复自由。因此，从事艺术的工作者——尤其是摄影的人，就不应该再自囚于玻璃棚里，自我陶醉，而必须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去寻找现实的题材。

……

这是沙飞为摄影展所写的前言，也是沙飞投身革命摄影的宣言。

这次摄影展作品内容大多是对大众生活的写真，被称为“很相似文学上的报告文学”。如儿童节献画中，一方面是《张家小姐白而胖》《胖如冬瓜白如雪》，另一方面是《我家宝宝哭不歇》《中国大部分儿童还饿着》《问是谁的儿童节？》；在大众生活一组中，一方面是《小姐的闲情》《上帝的女儿》，另一方面却是《风烛残年》《为了活命》《女佣的生活》《人不如狗》《凄凉的角落》《生命的叫喊》等。

这些作品通过鲜明对比，来揭示当时社会生活的矛盾。图中的人便是生活中的“你我他”，人们受到强烈感染和震撼。

华南国防前线南澳岛一组照片拍摄于1936年，那时的汕头，日本军舰常游弋于港口，日本水兵大摇大摆地踏上中国领土，盛气凌人。许多国人都非常气愤，但并没有反制的措施。沙飞背着相机，乘着小木船，颠簸了几小时来到南澳岛。他徒步走遍全岛，向当地的村民了解情况，记录下日本人在岛上胡作非为的事实，也用相机拍下了这里的一切。回来以后，他将文字和图片整理，发表了组照《南澳岛——日人南进的一个目标》，揭露了日本人的野心和恶行，也让国人认识到了南澳岛的战略地位。这是第一个向外界报道南澳岛的中国人，也是全国最早以“国防”题材为主题的摄影报道。而这些照片也在桂林展出。

纪念鲁迅先生一组中的《鲁迅先生最后遗容》《中国高尔基和孩子们》《鲁迅先生英勇的神态》《出殡之前群众云集》《灵柩由作家抬出》《送殡行列之前导》《章乃器先生演讲》《伟大的人民葬礼》《鲜花布满墓茔》等幅，表现了人民群众沉痛悼念鲁迅先生的悲痛场面，是现代中国摄影史上少有的珍品。

沙飞的摄影作品《中国大部分儿童还饿着》。

沙飞在桂林的摄影展引起了轰动。

当年在桂林工作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如陈望道、千家驹、马宗融、祝秀侠、廖壁光、洪雪村、柔草等都为沙飞摄影展写了评论。

陈望道（我国新文化运动先驱之一、中国著名教育家）认为：“他的摄影差不多随便那一张我都觉得可爱，我都像看名画似的看得不愿休歇。……若论内容，我更觉得可敬。他的摄影差不多随便那一张都是严肃内容的表现，这在现在用美女照片做封面，用美女照片装底面的摄影时风中简直是一种革命。”千家驹（广西大学教授）看了沙飞的作品以后，认为他的作品“十之八九是对于大众生活的写真。……从整体来看，除技术的优美外，更有其特殊的社会意义与价值了”。他还指出：沙飞的“每一张作品都可以说是传神之作，不在其形肖，尤在其神似，即作品不仅要逼真，更重要的还是要传神，就这一点说，沙飞先生可以说是完全成功的”。祝秀侠（广西大学教授）说：“对于摄影，我是外行，但照片总算看过不少的，却从来没有像这次看沙飞先生那一百几十幅的照片那么被感动过。我贪婪地看过一次又一次。我兴奋得像在读一种精心结构的名著小说或一章优秀的诗篇似的。沙飞先生每一张照片，都足以抵得住一部文学作品。在这次影展中沙飞先生充分发挥着摄影艺术的效能，使我们认识摄影机也是一种犀利的武器。”“这次影展不但在桂林是一个可贵的纪念，就是在中国，能够出现这样充实内容的影展，也算是影展史上崭新纪元的。”沙飞正是真正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相机为武器来反映大众的生活，揭露社会的矛盾与斗争，他在桂林举办的摄影展览，扩大了革命摄影艺术的影响，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赞扬和好评。

沙飞除在桂林举办个人摄影展览外，还先后发表了一些作品和文章，皆是表明他呼喊人们站起来反抗的决心。他在《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中写道：

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不怕你有锋利的武器、凶狠与猖狂，我决不再忍辱、退让，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

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但我决不像那无耻的、在屠刀下呻吟的牛羊，我要为争取生存而流出最后的一滴热血，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

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我没有刀枪，只有二只拳头和一颗自信的心，但是自信心就可以粉碎你所有的力量，我未必会死在沙场的，虽然我愿战死沙场。

十天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沙飞带着鲁迅的照片底片、朋友们捐助的摄影器材，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桂林出版的《战时艺术》曾发表沙飞的摄影作品《生命的叫喊》和《战地服务团团长丁玲》；沙飞在《广西日报》（1937年8月15日）发表文章《摄影与救亡》及摄影作品《被迫离境》。他不仅论述了摄影与抗日救亡的关系，而且直接用摄影作品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之后，桂林摄影艺术展事逐渐增多，1937年至1939年10月，市内共举办各种摄影展览20多次，广西摄影通讯社、中华全国摄影协会广西分会也先后在桂林成立，推动了宣传抗战的摄影活动。沙飞则是摄影新天地的开拓者，桂林个人摄影展览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