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代文豪苏轼（1037—1101）仕途坎坷乖蹇，因“乌台诗案”和新党执政，屡遭贬谪，最终在1097年被贬至海南儋州，但他从容达观，超然洒脱，以顽强的生命意志，展现出淡泊儒雅、坚韧不屈的性格襟怀和文人精神，为后人敬仰。
苏轼谪居儋州期间，与“古儋州第一文士”黎子云交往密切，“载酒过从，请益问奇”（《广东考古辑要》）。据宋代费衮《梁溪漫志》记载：“东坡在儋耳，一日过黎子云，遇雨，乃从农家借蒻笠戴之，著屐而归。妇人小儿相随争笑，邑犬争吠。”宋代张端义《贵耳集》中亦有类似记载：“东坡在儋耳，无书可读。黎子云家有柳文数册，尽日玩诵。一日遇雨，借笠屐而归。人画作图，东坡自赞：‘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用子厚语。”
朱之蕃摹李公麟《东坡笠屐图》（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相传，苏轼挚友李公麟听说后，绘制了《东坡笠屐图》（原画已佚，但明代朱之蕃有摹本传世），并题识：“先生在儋，访诸梨（黎）不遇。暴雨大作，假农人箬笠木屐而归。市人争相视之，先生自得幽野之趣。”此后，苏轼在儋州“戴笠穿屐”衍生为具有图像学意义的《东坡笠屐图》，历代画家对此情有独钟，纷纷涉笔该题材创作，或工笔淡彩、或白描写意、或兼工带写，着意表现苏轼闲散野逸的意趣、与民相亲的风范和笑对人间厄运的旷达，旨在扬东坡韵事、传东坡情怀。
张大千 《东坡笠屐图》 天津博物馆藏
张大千与苏轼同为四川人，他爱屋及乌，一生钟情描绘传颂千古的东坡形象。1938年，张大千仿明代画家唐寅《东坡先生笠屐图》（原画已佚，但有拓本传世），兼工带写绘制了《东坡笠屐图》。其构图为苏轼须髯飘逸、布衣装束、双手提衣、身体前倾、两脚前后错开，双目紧盯前方，将人物戴笠穿屐后紧张窘迫、无所适从、小心翼翼冒雨行进的情态，表现得生动逼真、淋漓尽致。画面上端，还模仿唐寅书体，原文照录了题画诗（原诗中“至家”，被写为“到家”)：“东坡在儋耳，自喜无人识。往来野人家，谈笑便终日。一日忽遇雨，戴笠仍着屐。逶迤还至家，妻儿笑满室。歆哉古之人，光霁满胸臆。图形寄瞻仰，万世谁可及。”以及唐寅的署款“吴郡唐寅画并题”，书迹酷似，显示了张大千高超的模写水准。并自署“汉安后学张爰抚于大风堂下”。
张大千《东坡居士笠屐图》 吉林省博物院藏
1941年，张大千在《东坡居士笠屐图》中，描绘了苏轼头戴斗笠、身着长袍、脚蹬木屐、长髯隽美、衣袂飘飘，右手拄竹杖，左手微举，手指作拈须状，昂首站立的形象。题识：“东坡笠屐图，仿元人任子明笔。辛巳六月朔一日，敦煌莫高窟作，蜀郡张大千爰。”据此可知，该作是张大千根据元代画家任仁发（字子明）同名画作仿摹而成。彼时，张大千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历代壁画，受此影响，作品赋色雅妍，清新脱俗。画上另有傅增湘和张朝墉的题跋，其中，傅增湘题曰：“……兹大千抚本，乃尔广颊丰，意公自海南得佛印书后，悟得丧齐生死，心与造化游，故尔心闲体逸如是耶！”揭示了张大千笔下的苏轼修悟琼州、参透生死、心闲体逸、豁达豪迈的胸怀气度。
作于1947年的《东坡先生笠屐图》，题识：“谷声道兄属写东坡先生笠屐图，丁亥冬大千张爰。”该图是张大千应朋友严式诲（字谷声，又作榖孙，藏书家）为纪念苏轼生日所请，在明代朱之蕃《东坡笠屐图》基础上绘制而成，与前述《东坡居士笠屐图》的构图大致相似，皆为头戴圆顶箬笠，脚着木屐，身穿宽大衣袍，只是纯以白描画法绘写人物形态。
张大千 《东坡笠屐图》 四川省博物院藏
当一名朝廷官员、一位文化学者，在郁郁不得其志的时代境遇中，不仅能做到以诗书画排忧、遣兴、寄情、抒怀，更能够戴起农家斗笠，穿起农夫雨屐，与民同乐，充分折射了以苏轼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士大夫能屈能伸的卓绝品性，“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思想情操。张大千乐此不疲地刻画“东坡笠屐图”，一方面反映了他从苏轼身上感悟到即便身处逆境犹能释然磊落的襟怀，表达了自己对苏轼的无限敬仰；另一方面表现出张大千通过对隔代知音苏轼的种种描绘，藉以自况，并寻求实现自我形象的完善和提升。
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东坡笠屐图》是苏轼人格魅力的集中展现，是千百年来苏轼最深入人心的经典形象。张大千沿袭这一绘画母题，却一改前人在各类文献、笔记、传说中记述苏轼脸型长阔、颧骨高耸、胡须稀疏的外貌特征，着力呈现其浓密飘逸的长髯、丰腴圆润的面庞、安逸悠然的神态，不仅突出了苏轼集儒家的积极入世与道释的超然出世于一身，正道直行与齐得失、超生死的处世态度和人生哲学，而且赋予“东坡笠屐图”承载了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图像范式，并成为包括张大千自己在内的历代书画家自我追求的典范标杆和理想寄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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