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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金融衍生品以明股实债“借尸还魂”。在去杠杆的导向下，部分实体难以借助债转债等形式维持资金流转，使得其短期偿债压力陡增，这就造成了债转股模式大行其道，也让部分金融泡沫以明股实债的形式继续存在。同时，又因为资本化浪潮兴起，大量缺乏实体保障的衍生资产流入资本市场，使得股权市场整体的含金量受到影响。最终不但拉低了市场整体信用，还造成了融资渠道的阻塞。二则歧视性融资加剧金融资源错配。银行等中间机构主导的间接融资模式依旧大行其道，市场缺乏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在这一体系下，信贷资源配置难以均衡，社会资金大头往往流向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能力不强，发展动力不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导致企业陷入流动性困境，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三则政策“一刀切”切断中小企业融资路。实际上适度的杠杆能够通过财务放大效应，为企业的投资活动筹集到更多的流动性支持，保障企业业务顺利发展。而过去金融去泡沫政策由于紧盯杠杆率这一指标，因而存在“一刀切”的情况。特别是对于融资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如果金融不能发挥杠杆撬动作用，则难以满足其资金需求，大量资金被迫流向影子银行，无形中反而还增加了杠杆。归根结底，上一轮去杠杆改革暴露出的一些短板已经表明，金融回归的关键症结不在于方向，而在于落实。换言之，中国金融改革的大方向一直是明确的，然而，想要达到服务实体经济健康稳健发展这个目的地，除了要靠大方向，还需要更为精细化的“路线图”。金融回归的“路线图”就是要让金融回归初心，带动中国经济社会平稳高质量发展正是金融回归的初心所在。并且，金融回归想要实现“初心所向，使命必达”的愿景。需要强调的是，金融回归不是政策“翻烧饼”，而是回归服务实体经济，这也是中国区别于美国对金融本质理解的显著特征。在此过程中，随着金融在传统功能与创新杠杆间找到平衡，金融撬动社会资源的功能逐渐发展，将撑开庞大的金融新空间，即通过金融体系的专业渠道聚拢社会零散资金，使得经济新的发展方向能够获得稳定的资金保障。更进一步分析，金融回归将由资本化兑现。金融的优点是能够高效匹配市场资源，实现资源融通，因此应当以促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资金使用效率的提升作为金融回归的根本。而随着金融回归的倒逼，资本化必然也将实现自我革新。资本市场经典化的证券已经难以挑起历史转折的大任，而基金将会给中国式金融之路带来无限可能。过去，直接融资渠道往往借助证券市场实现资金流转，然而对于以推进实体经济发展为初衷的金融回归而言，产业发展需要金融起到调控风险、资源引流的作用。这就使得“投资—分红”为主要模式的证券市场难以独挑大梁，而基金则将成为主要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基金的专业能力和规模经济也能够在投资初期降低风险。另一方面，基金的投后管理能够减少或消除潜在的投资风险，提升被投企业自身价值，增加产业发展基金投资收益，从而实现快速募资、精准投资、有效管理、顺利退出的良性循环。与此同时，当金融从衍生化转向资本化，也意味着未来金融活动高度活跃的关键领域不再是股市等证券市场，而是在关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具体而言，第一个方向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占企业总量超九成，在稳增长、促创新、保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健全直接融资等适应民营企业的多元融资渠道是金融回归的重要举措。第二个方向是“卡脖子”的关键产业。2016年以来中国面对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芯片、生物技术等产业链承压严重，特别是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等决议出台后，相关企业面临的不公平竞争日趋严峻，因此应当完善对于这些行业的金融支持。第三个方向是科技创新领域。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不能再走过去“衬衫换飞机”的老路，这就要求我国在科创领域有所作为，抢占国际产业链上游位置。而科创企业往往需要天量资金支持，这又要求金融体系必须完善这些板块注入资金的渠道。第四个方向是保障社会民生。老龄化、少子化是摆在中国社会面前的长期问题，而三年疫情的影响又使得公众对于未来生活缺乏信心，因此养老、养育等民生配套也亟待完善。第五个方向是促进居民消费。消费是带动宏观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但目前预防性储蓄等因素已使得居民消费呈现明显收缩。因此如何重新激发居民改善生活的意愿，重现“消费升级”，就需要金融体系能够帮助缓解失业、养老等后顾之忧。而随着金融衍生让位于金融的杠杆撬动功能，金融风险与机理将悄然改换。未来的风险也将由金融击鼓传花的“暴雷”，转为科技项目实现效能的兑现程度。由于科技型项目具有高回报、高风险、高度专业化的特征，其财务风险较传统行业要高出很多。这就使得未来的金融风险将和科技企业的实际表现直接挂钩。金融回归实体，将使得二者成为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客观上也必然使得未来的投资主体更趋专业化，更为强调对于风险的把控能力。相对应的，金融是围绕风险的博弈，如果说当下金融创新往往导向层层套嵌的衍生化，兑现未来新金融的焦点在于让资本杠杆自身具有“保险”功能，即让风险最小化、可控化。以往在金融市场上，投、融资的双方往往互相不了解，存在“信息不对等”，这对出资方尤其不利，降低了资方的投资意愿。由此，一旦融资方想要在市场上获得资本的青睐，势必要主动接受监管并且要实现内部治理有效化和内部信息的透明化。而作为结果，则是使得市场整体信息更为通畅，风险也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由此，信息透明通畅、自发管控风险的金融体系一旦形成，必将最终实现金融回归实体的初心。重新回到中国经济的大视野来进行观察，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世界经济结构、地缘环境都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内外部的发展阻力叠加，护航实体经济发展、社会持续稳健，就是金融回归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