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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学生们面临的教育内卷越来越严重了，越来越多的“佛系”家长纷纷化身为“鸡娃”家长，且“鸡娃”从大城市一路卷到中小城市甚至农村。
为了让孩子进入“牛小”，家长们打起了“地下战争”。一夜暴富的拆迁户，特别能战斗的知识精英，被迫内卷的当地土著，每个家庭的“鸡娃”大战各不相同，但又异曲同工，为的都是孩子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双减”政策颁布以来，看似在对冲这种过度鸡娃现象，其实减的是学校，增的是家长。
减负主要减少了校内的教育供给，孩子们每天提前放学，校外培训班纷纷关闭。同时，国家为了能够让孩子们全面发展，将更多学习时间和精力分散在体育、艺术类学科上，学生的压力不降反增。
教育工作不得不落在家长身上，想尽一切办法给孩子“打鸡血”，“花式补课”屡禁不止。
从1955年7月新中国发布第一个“减负令”，到上世纪90年代末推行素质教育，再到如今国家“双减”的决心和力度前所未有，反观学生，压力反倒越来越大了。
教改减负的初心是好的，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几乎每一次减负政策传导到学生层面都变成了“额外的负担”：
一是出现教育资源两极化苗头。不少高收入家庭学生依靠家庭，通过私下一对一补课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让家境普通的孩子望尘莫及。
二是滋生了变相考试与超前学习等揠苗助长行为。很多小学不出成绩评比，本意是克服“唯分数、唯升学”的倾向，但一些学校以各类竞赛、荣誉证书、培训证明等作为招生入学依据或参考，“超前学习”被异化为短期内超量向学生灌输知识，而不是依据自身需求和兴趣主动预习。
中国鸡娃的代价，除了金钱和时间等可量化的成本，还有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各种应激反应。
其实，教育内卷并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它是筛选模式的问题，更是社会心态的问题，中国鸡娃浪潮源于社会、学校、家长的“合成谬误”：
第一，功利主义陷阱下，教育目标失焦、偏移。
很多人将“鸡娃”归因于激烈的选拔机制。事实上，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都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但在现实中，它们都在教育的功利主义下被扭曲，从而出现种种问题。
一轮轮教育改革之后，基础教育不断减负，学校识别优秀学生更困难了，竞争的成本越来越高，不仅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天赋，也需要家长有精准的眼光与昂贵的投资，层层嵌套在一起，变成一场理性的经营，每一项指标都是一笔生意，甚至一条产业链。
在功利主义的侵蚀下，无论是应试还是自主招生，都被挖掘出了各种“套路”。新的选拔方式在功利主义面前不过是一场难度更高的智力体操，并没有发生质变。
第二，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价值倾向错位。
教育的功利取向蔓延到学校，使得学校和教师过分注重考试分数和知识，在成绩为导向的升学环境下，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力争上游。
由于优质教育资源有限，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一是“掐尖，招收高分学生自然是要大力宣传本校的中高考成绩，也就是所谓的“成绩喜报”。
二是“分流”，中考5:5的分流比例意味着，有一半的考生无法进入高中继续学习。有些中学甚至在中高考之前就暗示成绩落后学生放弃考试，变相淘汰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以提高学校升学率。
第三，教育被异化为社会地位代际传递的主要渠道。
中国社会对于教育、平等有深厚的历史传统，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家庭充满焦虑，不允许子女失败，甚至不能接受其平庸。
这时教育已经不再是个人分数、个人成就，实际上依赖于以家族为单位的积累与投入。防御“下滑”、力争“向上”已经成为所有阶层（包括中间、中上阶层）代际传递中的深刻紧张，乃至日常的焦虑。
这就是布迪厄所说的“社会炼金术”的核心，将先赋的特权地位与后天获致的成就性因素结合在一起，用后者掩饰前者，从而为先赋的地位特权留下隐秘又多元的博弈空间。
而那些希望一考改变命运的寒门子弟，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下则面临更大的困难。
进一步收敛，“鸡娃”更是时代的产物，教育的变革已经滞后于社会的转型，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而教育体系还处在当初的工业时代。
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打破了固化的一切，其中就包括教育。
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技术和网络的发展，降低了获取生产资料的成本，使得知识成了可自由获得的一种生产资料，教育平等变得空前可能，大大地强化了个体的地位。
学生与老师的边界开始模糊，在这样一个看似混沌的过程中，有了重新建构的可能。而当下的教育体制没有匹配这种变化。
但随着时代的釜底抽薪，十年之后也许再无“鸡娃”，教育体系也将随之迎来巨大变革。
十年之后教育将如何变革？请关注福卡智库后续文章《几十年越减越重的“负”！什么时候才会不“鸡娃”？（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