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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重蹈日本覆辙？（上）|研究报告》来看，虽然表现上中国似乎正重走日本对冲“周期”、忽视结构的老路，但不可忽视，中国和日本又有着本质的不同。
中国依然有巨大的经济发展空间和潜力。从主动去杠杆，到与美国金融脱钩，再到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科技—产业—金融”的发展理念，中国正加快推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
更关键的是，中国特有的三大因素，正支撑中国经济持续恢复并迈向高质量发展，让中日“同势不同命”。
一是，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
日本经济体量小、高度外向型的经济特征决定了经济在内外部冲击下的脆弱性。其衰退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从需求不足性衰退演变为结构性衰退。
而中国地大物博（是日本国土的25倍，资源的10倍）、人口众多（是日本的11倍）、经济规模庞大（相当于4个日本）。
尤其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国家、超大规模和单一市场这三大特征，造就了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独一无二的强大竞争力。
一方面，与小国经济不同，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超大规模市场可以让本国经济具有更大的内循环余地，具有更强的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中国先后经受住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皆源于此。
另一方面，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产业发展、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可以起到减少冲击影响的效果，局部的内部冲击不易在全国形成共振效应；部分行业、部分区域发展面临困境，并不会对宏观经济总体稳定产生巨大冲击。
二是，超强托底、极具头雁效应的国有经济。
每逢经济承压，往往伴随资本回报率下压和风险上提。此时，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有天然的抽逃避险本能。相较之下，国有经济并非单纯以盈利为目标，还肩负社会责任，其逆周期投资可对抗经济下滑——创造就业，拉动收入，重启消费。
如1997年后国家启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四万亿投资”等。
同样，据广发证券测算，如果把央国企的债务率拉回2016年的高点，那么可新增约15万亿元的信贷。按现在每4元信贷带来1元GDP计，国企加杠杆最多可释放3.75万亿元GDP，对应约3个点的增长水平。
而且，国企投入的资产既能在低迷之际托底经济，又能在经济重启时起到乘数效应。
《经济日报》报道，2023年，央企有效投资继续大幅增长，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投资2.18万亿元、同比增长32.1%；研发投入连续两年破万亿元大关。
过去十年，央企累计研发投入已达全社会的1/3，在电网、通信等关乎国家竞争力领域上突破、储备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三是，超级韧性、极具活力的民营经济。
如果说国企让国运不衰，那么民企则让国运能兴。作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组织者和创新者，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的活力源泉以及经济韧性的最主要体现者。
中国出现多次民营企业家的“涌现”，每次都把中国经济推升一个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几次大的周期性波动的背后，都伴随着民营企业家的“潮涨潮落”。
从数据上看，民营企业以占用不到30%的国家矿产资源和政府科技资源、不到40%的国家金融资源，创造了全国50%以上的投资、税收和出口，创造了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科技创新和新产品、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
从高科技产业到绿色能源，从数字经济到新能源汽车，都是中国民营企业走在创新的最前列，无不体现出中国民营经济极具韧性的深远考量和战略部署。
综上，在三大特有因素的赋能下，中国既有能力，也有潜力实现经济的系统性、持续性向好。说到底，不同的国家基因决定了中日“同势不同命”。
只不过，虽然中国经济长期向好，但当下面临的经济挑战依旧严峻。在这场充满变数的棋局中，政策和市场的每一步走棋都至关重要，需要的不仅是坚守，更是洞察和行动，加大结构性改革。而这往往难以一蹴而就，尤其是在思维切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