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王钱俶葬地考
文摘
社会
2023-12-02 22:48
河南
编者按：先祖钱弘俶“纳土归宋”完成祖国一统，这一壮举世人感叹，为吴越黎民免受战乱之苦、荼毒之难，抛家舍业，率族众3000余人来到中原，报效朝廷，最终忠骨葬于河南。河南钱姓有志之士，欲重修先祖王陵，以告慰先祖，近十几年来，多方考证，先祖墓址难以确定，现将宗亲考证论文发表，以飨读者，以期望更多人参与探讨，辨析，早日确定墓址。
吴越国王钱俶葬地考
钱弘章
公元978年，吴越国王钱俶遵循祖父钱镠“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圣人云顺天者存。又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的遗训，为避免百姓生灵涂炭，促成中华一统，做了一次伟大的抉择——纳土归宋。自此，吴越王钱俶及其全族三千余众离开杭州赶赴都城开封，成为宋室臣民。宋廷赐钱俶“宅于东京礼贤宅”，并赐其“剑履上殿，书诏不名”，封“淮海国王”，太平兴国八年改为“南汉国王”。端拱元年（公元988年）更封“邓王”。是年秋八月二十四日，吴越王钱俶“薨于府署”，享年六十。“二十有五日，倌葬于京师之东墅。越二年正月十五日，葬于河南府洛阳县贤相乡陶公里，礼也。”追封“秦国王”，谥号“忠懿王”。千余年后的今天，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吴越王后裔多次来到洛阳邙山，寻找历史中的“贤相乡陶公里”，追思这位为中国和平统开创历史先河的祖先。然而千余年过去，“贤相乡陶公里”这个地名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今天只能借助前人的文献及相关研究成果，来进一步确定吴越王钱俶的具体葬地方位。民国时期，洛阳邙山一带盗墓猖獗，作为确定墓主人身份信息和葬地信息的重要证据--墓志原石，大多被盗掘出土，被人为的离开出土地，随即也失去了证明墓主葬地地理标记的大部分信息，令人痛恨。令人些许欣慰的是，民国时期的金石收藏家，孟津刘坡村郭玉堂先生在收集墓志原石之余，对大量墓志的出土时、地信息做了笔记。郭氏“惧散佚沦亡，奔走于荒山野壑之间，每有发现即拓印收存，对墓志、石刻出土时间、地点、经过、内涵、或亲自验证，或访自乡老，每有所得，辄笔记不缀。”郭玉堂先生详细记录了志石的出土时间、地点、经过及流散情况，汇集成册，即《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这部著作为后来考古工作者进行考古发掘、考证陵墓等提供了重要依据。也是本文重点参考的资料。目前，洛阳邙山共见出土钱氏墓志七方：《秦国王（钱俶）墓志》，无出土时地，志藏洛阳博物馆，拓片收入《洛阳新获墓志续编》，录文可参考罗振玉《邙洛冢墓遗文》；《宋故彭城钱府君（暖）墓志》，无出土时地，志在私人手中，录文见何新所《新出吴越钱氏墓志：钱惟演子钱暖墓志浅释》，新浪博客“大宋金石录”，2016年10月31日发布；《宋故承务郎钱君（㥠）墓志铭并序》，1927年秋出土于孟津小梁村，志藏千唐志斋博物馆，拓片见《千唐志斋藏志》；《宋故左侍禁钱君（景诜）墓志》、《宋钱贡士（文楚）墓志》，二志出土于营庄村，洛阳文物队1996年征集，志藏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拓片收入《洛阳新获墓志续编》；《钱昷墓志》、《钱旦墓志》，二志出土于孟津小梁村，无出土时间，志石未见，据《邙山出土墓志的调查、整理》一文及郭玉堂《时地记》推测，志石当在千唐志斋博物馆，其拓片见中国国家图书馆官网。出土两方钱氏姻亲墓志：《宋故向氏夫人（钱㥠妻）墓志》，与其夫钱㥠墓志1927年秋同时出土于孟津小梁村，志藏千唐志斋博物馆，拓片见《千唐志斋藏志》；《宋故朝散大夫沈公（邈）墓志》，志藏洛阳师范学院，2003年冬孟津县出土，录文见《河洛墓刻拾零》674/675页，拓片收入《洛阳新获墓志续编》。以及一方传世钱氏姻亲《延安郡主李氏（钱晦妻）墓志》和一篇传世《吴越国王钱俶神道碑》残碑文。其中，钱俶神道碑显示“归全于西京洛阳县贤相里陶公原”，葬于河南府洛阳县贤相乡陶公里，钱俶墓志显示“归全于西京洛阳县贤相里陶公原,”钱俶神道碑与墓志铭对比，葬地相符；钱暖墓志显示“葬僖公域中庚地”；钱景诜墓志“洛陽北邙原，文/僖□□□□墓之後”；钱㥠及夫人向氏合葬，墓志显示“葬于西京洛阳县北邙山”；钱文楚墓志显示“归葬于河南府洛阳县贤相乡陶牙村，袝先太尉（钱惟济）之茔”；钱晦妻李氏墓志显示“塟河南府洛陽縣邙山之原，從先姑之兆”；钱昷墓志“茔在司空（即钱晦）宅兆之东域”；钱旦墓志“葬于华阴君（即兄钱昷）茔之东”；沈邈墓志亦显示“葬于洛阳县凤台乡陶牙里邙山之阳”，（作为钱氏的女婿，其是否葬在钱氏家族墓地尚待考证，而葬地地名可佐证陶牙村距今凤凰台村不远）。根据以上墓志显示葬地，可以确定北宋时的“贤相乡陶公原、陶牙村”即为吴越国王钱俶及其家族（据墓志所列人物关系见下图）的葬地。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记载孟津县小梁村共出土四方钱氏墓志，分别为1927年秋出土钱㥠及夫人向氏墓志、钱昷墓志、钱旦墓志。钱文楚墓志、钱景诜墓志，李献奇《中原文物》1998年第2期载：该志石于孟津营庄村出土，于1996年秋征集。聚族而葬是中国传统的丧葬文化，而一个家族的墓志出土于相距两公里的两个地方着实令人费解。郭玉堂在《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中考证：小梁村即唐宋时期的陶牙村。赵振华、何汉儒在《唐代洛阳乡里村方位初探》中考证：唐代凤凰里北陶村在今小梁村、杨凹村一带，两村地界相连。实地查看，今凤凰台村在杨凹村北，结合前人所考，“陶公原、陶牙村”当是今小梁村。如郭氏所记1925年小梁村出土的《苻彦琳墓志》、《苻補之墓志》显示葬地“葬洛阳县陶村原”小梁村东地出土的《苻守规墓志》：“葬洛阳县贤相乡陶村原”；又见凤凰台村北寨濠出土的《苻守诚墓志》：“葬洛阳县陶牙村”；凤凰台村出土的《慕容伯才墓志》：“葬洛阳县陶牙村”。因凤凰台村位于小梁村东南，据小梁村仅一公里，两村之间的农田归属可能有所变动，所以慕容氏的葬地在历史上应仍归属小梁村。通览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营庄村所出土的墓志不见陶牙村之地名。如营庄村出土的《宋赠殿中丞河南源府君（崇）墓志》：“具大葬之礼于洛阳县金谷园”。详见附表。查阅洛阳所出已公开墓志，营庄村出图墓志中不见陶牙村或陶公里之地名。李献奇在《北宋钱景诜、钱文楚墓志摭谈》一文中论定“自钱俶至钱惟演及其子孙四代共133年（端拱二年至宣和五年）均葬于此，钱俶有子八人，目前仅发现钱惟演一支，其余七子及子孙亦当葬于此地”的说法不严谨，仅凭两方墓志不足以说明问题。何况钱文楚墓志与钱景诜墓志究竟是1996年秋在营庄村征集，还是在营庄村出土，究竟是正常发掘出土，还是非正常发掘出土，有待进一步证实。因为在当时治安背景下，非正常发掘出土的墓志其出土时地的信息来源是不可靠的。从地理位置上看，小梁村位于凤凰台村西北一公里，营庄村正西直线约两公里。小梁村东一公里范围内地势平坦宽阔，此地可谓名副其实的“原”。而凤凰台村、营庄村地势较低洼。小梁村东地出土的《苻守规墓志》：“葬洛阳县贤相乡陶村原”，其中的“原”符合小梁村东地的地理特征。今钱氏后人对吴越王钱俶的葬地考证，比较详细认真的当属南阳钱明绪一行。从其报告中得知，2012年8月24日至27日，钱明绪一行首先拜访了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振华，访得钱俶墓志铭下落及钱俶神道碑文，以及“陶公里（又名陶牙村，即今营庄村）”的具体地点。针对这一地名的考证，不知有何依据。或许是因行程匆匆，时间不允，由赵振华根据手头资料大致推断而来。《钱暖墓志》拓片于近些年出现在市面上，推测出土时间也应在2000年后。钱暖墓志显示，钱暖“葬僖公域中庚地”，无论村西100米还是村东水泥路下，都不可能是钱惟演墓，非正常发掘出土的墓志不大可能在居民区进行。钱明绪的报告中提到营庄村村民司氏向钱明绪一行指引了两个方位：村西100米及村东水泥路下，分别为钱王冢和钱惟演墓。笔者于2017年、2022年访过司氏，就村东水泥路下究竟是吴越王钱俶墓还是钱惟演墓，其说法来回游离。包括营庄村西的方位，第一次所访与第二次所访得的方位就不同。钱明绪将小梁村叙述为“邙山之阴”亦无依据。古人谓山之南，水之北为阳，参照地图及实地远眺，小梁村地处北邙主山脉之南，当属“邙山之阳”。另根据洛阳文物队所著《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探第一阶段考古报告•附录古墓冢文物普查资料目录》显示，送庄镇营庄村共有三座在上世纪70年代已夷平的古墓冢，分别为：村西M2-521、村中M2-522、村东M2-523,文物队于2006年2月23日-24日在现场调查勘探，受访者为时年85岁的营庄村民郭堆和80岁的郭少敏。M2-521坐标为112°31.601′/34°46.166′，高程为234.1；M2-522坐标为112°31.717′/34°45.961′，高程为222.1；M2-523坐标为112°31.857′/34°45.987′，高程为218.2。根据这些信息提示，笔者曾于2023年10月28日出差孟津时绕道营庄村对司氏所指方位进行验证，发现村中M2-522坐标与司氏所指水泥路的墓址坐标不符，相距甚远。司氏所指水泥路的墓址方位坐标为:112°32.133′/34°45.911′，因未带专业设备，高程无法测定。根据资料显示，此地当是北魏大臣元天穆墓。可以肯定的是，司氏所说是扑风捉影。如钱明绪文中提到司氏闻知钱惟演墓志已出土，应是听闻2003年出土的钱景裕撰书《沈邈墓志》或近年出土的《钱暖墓志》。故司氏所言无充足证据，不可采信。综上所述，吴越国王钱俶及其子孙的葬地当在小梁村东，三权线以西，连霍高速以南，凤凰台村北一带的农田里。202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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