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宗长八十自述（三）
文摘
文化
2022-08-18 09:15
河南
编者按：钱伟长（1912年10月9日～2010年7月30日） ，江苏无锡人，民盟成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毕业，博士，研究员、教授，中国力学家、应用数学家、 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大学校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长，耀华中学名誉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六届、七届、八届和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于2010年7月30日上午6时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这篇文章是钱伟长之子钱元凯教授于2018年11月18日发给《河南钱姓》编辑部，刊登在《河南钱姓》总第2,3,4期上，应宗亲要求，现予通过简报、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由于篇幅较长，分多期连载以飨读者！八、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下，努力把科学工作的成果献给人民反右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环境十分困难，业务工作更加不易，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也没有出版过什么专著。我虽然已经不能接触到国家对科学工作的方向和具体课题，但通过广大群众和科技人员来函和登门来访，要求咨询，要求提供资料信息，要求工作协助时，无不欣然答应无偿地勉力从事，提供力所能及的各种技术援助。许多来访者也冲破了层层障碍，事先并不认识，事后成为终身益友。在交往中，深感广大人民和知识分子都在一心一意为国家的建设努力奋博，在奋博中他们仍把我看作是一个忠诚的战友，从这种“地下活动”中，努力自强不息，把科学工作的成果，通过种种渠道，奉献给人民。从1958到1966年间，约有百多件这样的事件，迄今还历历在目。其中重要者有下列数端：曾代叶祖沛教授（原联合国冶金组专家顾问，曾任冶金部副部长，叶老不谙中文）起草了加速推广转炉的建议书，并设计了高炉加压顶盖的机构和强度计算，为叶老在首钢试验作了理论准备；曾蒙李四光部长的亲顾寒舍恳切要求下，研究了测量地应力的初步设想措施，并推荐反右后流放到新疆的我的研究生潘立宙来从事这研究，由李四光同志亲自把潘立宙同志调入他创建的地质力学研究所，开创了我国地应力测量的重要事业，也保护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所急需的一个人才；为国防部门建设防爆结构、穿甲试验、潜艇龙骨计算提供了咨询，也推荐了人才；为人大会堂眺台边缘工字梁的稳定提出了以栏杆框架承担其增强作用的方案；为北京工人体育馆屋顶采用网格结构的设想，同时提出了计算方法；为北京火车站的球形方底屋顶的边框强度设计提供了计算方法；为架线工提出的关于山区电缆的下垂问题，以及风荷下电缆的长波跃动和互相干扰问题提供咨询；为架子工、铆工提出的拉力扳手提供了设计资料；机床厂工程师发现了从民主德国引进的4种机床和说明书内容不符的问题来咨询，经过了4个月的往返现场试车，才发现技术说明书是旧型号的，引进的机床是隔了两代的新型号的，自动化水平和加工速度都较高，油路有较大改善，后来改写操作维护指示书，才得到了工人认可的妥善解决；还有关于试炮场、防护体结构、贮油罐顶盖结构计算、电厂冷却塔设计计算、波纹管和膨胀接头的设计计算、拉晶机设计计算等都曾提供过咨询讯息服务；也曾为电缆厂提供了我从未发表过的电缆强度计算方法及其公式，后来这些公式出现在电工手册上，但并未提及作者来源。感谢党中央给我摘掉了右派帽子，从1960年起，在校内从极右分子变成了“摘帽右派”，至少可以名正言顺地当一个“保留教授”了。但并没有正式的教学任务。冲开禁区是从校外邀请开始的，1960年秋，在北京地区冶金学界和金属学界邀请下，开设了“晶体弹性力学”，历时4个月，听讲者80人，写了30万字的讲义；1961年春，力学班要求开设“颤振理论”，讲了一学期，也写了讲义；接着北京航空界邀请讲专用于飞机结构的颤振理论，为此专门开设了“空气弹性力学”，讲了半年，共约100小时，写了约60万字的讲义，听讲者约300人。从此以后，还为力学班讲了工程流体力学，1962年至1963年间，还专门开设了清华校内的教师（共10个人）培训班，讲了应用数学、微分方程的理论和解法、弹塑性力学基础等课程，都写有讲义。同时，还多次为动力系毕业班开设了汽轮机的强度设计理论基础，和为电机系毕业班开设了电机强度设计理论基础，以及为机械系开设的应用弹塑性力学等，每次都写了讲义。1960—1966年间，是我教授讲课的一个高潮，共约讲过12门教学计划以外的新课，总计写了约600万字的教材，也是我一辈子写教材写得最多的几年，其中应用数学，微分方程的理论及其解法，以及电机强度设计理论基础，业已在最近（1993）由安徽科学出版社和国防工业出版社公开出版。其余也将陆续整理出版，因为这些讲义并不仅仅是已知材料的编辑综合，而且还包括着许多我当时的科研成果，这些有实用价值的成果，理应公之于众，献给有关的广大科学工作者的。在1960—1966年间曾先后为力学学报编辑部审稿300多件，有些稿件需要彻底改造，完全重写，还要和原作者详细商量，有些审稿意见比作者原稿还要长，曾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教授，写了一篇有关层合板的论文，不少基本概念是错的，我在长达50页审稿意见中逐一指出后，他竟公然说：“右派教授无权审查左派教授的论文”最后还是郭水怀所长决定：“在这类问题上，我们还是相信钱伟长的意见”，力学学报才没有刊登该文。在广大科学工作者的热情关心下，和党中央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消息传出以后，处境确有好转，但对工作仍有各种阻力。在1964年，我曾根据十几年的经验，写了篇很有创新意义的重要论文，《关于弹性力学的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板壳问题上的应用》，投交力学学报，不幸给编辑委员会以“不宜发表”为由，退了回来，当然退稿时还附有审稿人（甲）、（乙）的意见两条。我天真地以为这是审稿人差错，便详细地写了两封申辩信，寄给编委会，要求正确处理，但编委会连回信都没有给。1968年日本鹫津久一郎在美国出版的《弹塑性力学中的变分原理》书上表达了相似的论点，这论点才得在国际上风行一时，只是比我的论文晚了4年多。一直到1989年，我才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钱伟长科学论文选集》中发表了这篇论文的原稿全文，以及审稿人（甲）、（乙）的意见和我的申辩信全文，从这些材料中，读者自己可以作出结论和体会。在1959、1960年国际力学会议主席柯爱特（Koiter）教授曾两度邀请我至荷兰主持现代壳体力学研讨会，提供往返旅费以及生活资助，都遭到清华大学领导的拒绝而未能应邀参加，连论文也不许寄出。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无法想象的困难:不论五类分子或是八类分子，我总是在最底层；两派武斗，都把我作为斗争对象；是劳改队的永久队员；武斗最剧烈时，家住两派战线的前沿阵地，所有邻居都躲避迁居他处，只有我和老伴还住在枪林弹雨之下，几近百日，随叫随到，只要“九头鸟”一叫，不论半夜或黎明，都必须出席批判大会；皮肉受尽了各种痛苦；书籍资料散失大部；生活用具和衣服棉被，或被抄走，或被征用；有一个时期，连吃饭都很困难；还有约近半年的时期，夫妻都分别“隔离审查”或“群众专政”，靠两个在中学里当“狗崽子”的女儿在监视之下送饭度日；以后在1968年初夏的“百日大战”的武斗中，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屋里，另一间厕所兼作为厨房和吃饭，以及会见“革命群众”、“专案组同志”的“外调”的会客室。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靠着亲人们相互关怀，相濡以沫。同时我坚信这些现象都是暂时的，一个国家不可能这样长期混乱下去，总有一天要恢复建设，因此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消极悲观。再则看到许多革命领导和建国元勋都受到非人的摧残折磨，对自己受到的苦痛，也就坦然处之不足为道了。只是春天盼秋天，今年盼明年，没有想到一直闹了10年之久。时间长了以后，又渐渐开始了“地下”的科学工作，起初只是为了解答人们的询问，有时给工厂无偿翻译些进口机器的说明书，在武斗最剧烈的时候，居然开始了三角级数求和的研究工作，这种工作无需参考资料，还可以断断续续做。在累积了一定数量的成果以后，就有计划地要写出一部有1万种“三角级数之和”的大表，这样的工作占用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的大部分时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居然完成了90%的工作量。总数累计业已超出1万种级数，涉及广泛的实用范围。1968年7月27日军工宣队进校以后，武斗停止，不一月，被定罪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10月29日和力学教研组教师40人一同下放首都特殊钢厂劳动，当三班倒的炉前工，和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人师傅都是20岁出头的壮小伙子，而那时我已年近花甲，炉前工的主要工具长铁杆，重52公斤，要举起铁杆来操作，对我说来确实非常困难。在日夜相处中，从青年工人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和工人们理解渐深，有几位在后来竟成了朋友。一月后，大队撤离返校，我和少数几位教师仍继续留厂劳动。几个月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那时我和工人关系已经很好，工人们已经不再直呼我为“钱伟长”，先改称“钱教授”，以后直呼“老钱”。工人师傅和我一起搞了几个月的技术革新工作。最后，转入机修厂，和工人一起，根据需要设计制造了一台800吨水压机和大型的2000平方米的热处理车间及其设备。从而建成了水压机车间和热处理车间，满足了该厂日益扩大生产的需要。为此，我查阅了大量的技术资料，参观了北京市和各种水压机车间和热处理车间，得了许多工人的关心和支持。这两个车间一直到5年前访问该厂时还在使用着。1969年夏，清华领导忽然通知特钢工宣队领导，命令我当日下午4时前返校，晚7时随几百人的教师队伍，去江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从事农业劳动改造，并要立志终身务农。特钢工宣队领导拒绝了这一要求，说：“当接受钱伟长来特钢劳动时，清华军宣队领导迟群、谢静宜曾再三叮嘱，钱伟长不改造好，不许返校。现钱伟长虽然有进步，但离改造好，还有一段距离，我们没有完成任务，因此不能让他离厂返校”。这是后来师傅们告诉我的，师傅们知道鲤鱼洲农场是吸血虫病的严重疫区，这样处理是工人师傅爱护我，使我免除了一场无妄之灾。十、周总理的关怀，接待韩丁、斯诺、伊文斯等访华和出访英、瑞典、加、美四国美国作家韩丁访华，要求了解清华在“文革”期间红卫兵运动情况，周总理指定我陪同接待。为了接待外宾，革命委员会急忙给我调整房屋，把原已搬进的邻居迁走，五间北屋都还给我家，有了卧室和宽敞的客厅，临时动员教研组的同志来粉刷墙壁，并勒令我添置几样家具，当时我原有的桌椅早已在运动期间“处理”掉了，而扣发了几年的工资也没发还，只得暂时告贷。安置好以后，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和何东昌都还郑重其事地来查看过。为此从1970年5月起由特钢调回清华，专门从事接待工作。和韩丁大约详谈了1个月，参加接待的还有工宣队接待组的刘师傅，韩丁的女儿卡门是北京101中学的学生，也参加了红卫兵，是蒯大富的热烈支持者，拿过长矛，参加过武斗，谈话时卡门是见证人。我事先曾向周总理请示过，总理指示:“合情合理照实说”，“卡门不会给我们隐瞒的”，“关键是讲得合情合理”。“要用外国人听得懂的逻辑讲得合情合理”。谈话开始几天还有外交部的唐闻生当翻译，后来只有我和刘师傅接待了，为了刘师傅能听得懂，我讲一段英语再讲一段国语，有时卡门帮着译给刘师傅听。我们还约请了清华两派头头座谈，让他们自己讲两派斗争的事实和他们自己的理解，在座谈中，两派仍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卡门当然还有不少蒯派观点，但韩丁对此很感兴趣，经常穷追不舍。我则自誉是最中立的，因为两派都不要我，都把我当做斗争对象。最后，韩丁提出100多个问题，尽力解释了一个星期，有的问题干脆承认没法解说。直谈了一个多月，谈到韩丁、刘师傅、卡门都满意，才算完成总理交付的任务。韩丁返美后，写了一本名为“百日大战”的书，畅销美国。卡门在文化革命结束后返美，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演说家，专为中国问题辩护。1970年到1972年间，周总理直接交付的任务中接待的国际友人，还有法国名导演伊文斯（1970年8月），美国作家斯诺（1971年2月），英国记者格林（1970年12月）等人。伊文斯来华摄制文革事迹，周总理指定我以知识分子身份接受采访，并家访摄制电影，长达一小时。格林也摄制了讲课新闻片，和采访新闻片。斯诺的接待较细致，谈话采访约近半个月。其它还有，《纽约客》记者斯泼林斐而德（1972年），在家中接待了约5小时，参观了除厕所以外的所有房间，返美后在《纽约客》1973年3月号上登载了长约35页的家访报导。通过这些接待，深感周总理关于“实事求是”、“合情合理”、以及“求同存异”在外事工作中的重要性。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和中美建交带来了中美交流的热潮，夏天接待了美藉华裔教授回国访问团，任之恭为团长，林家翘、戴振铎为副团长，全团共有张捷迁等24位教授，不少是别离30年的老朋友和老同学。相聚间有说不完的话题。同样还接待了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袁家骝、陈省身等人。10月初至12月，由毛主席、周总理决定让我参加我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瑞典、加、美四国，由贝时璋任团长，白介夫为副团长，团员有张文裕、钱人元等人。周总理嘱我注重考察环保问题。在英国结识了皇家学会会长赫乞逊爵士和他的夫人，赫夫人陪我们乘游艇游览泰晤士河。在游艇上我和赫夫人的照片成为当天泰晤士报头版头条新闻；在英国剑桥大学，我们还会见了中国技术史作者李约瑟教授和他的夫人；此外我还见到了老朋友伦敦帝国学院院长空气动力学著名权威赖希尔教授、曼彻斯顿大学英国机械工程学会会长脱纳教授，和斯汪西大学的著名有限元专家辛克维奇教授。赖希尔教授和我通过有关超声波锥流的研究曾长期通讯来往，赖希尔是现任（1993）国际应用力学和理论力学大会主席；脱纳教授和我由于波纹壳的计算通讯来往业已十几年。辛克维奇教授原籍波兰，我们是在波兰的学术会议上认识的，他是张佑启教授的老师，当时他是从威尔斯的斯汪西专程赶到伦敦来见面的。我也专门访问了管理环保的各部门，询问了有关环保管理工作，并访问了英国环保权威洛德爵士（业已九十高龄），蒙他提供了治理泰晤士河污染和伦敦空气污染（即雾）的详细资料。最有兴趣的是参观牛津大学附近的皇家气象中心，看到他们正研究全球气象预测计算。在讨论中我指出他们忽视了南太平洋加勒比海、印度洋的海面蒸发，和西藏高原对气流的影响，这将严重影响他们的气象动力学的求解条件，他们认为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见，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我们访问的第二站是瑞典，瑞典以教育普及闻名于世，国民中有92%是大学毕业水平。接待我们的主要是瑞典皇家学会，该会会长汉勃鲁博士极热情，陪同我们全程参观访问，汉博士以后曾多次访问我国。我们在瑞典访问了新京斯德哥尔摩、旧京阿泼萨拉、西部港口哥德堡、北极圈内矿区基尔纳及其气象探测火箭发射场。在斯德哥尔摩访问皇家工学院、诺贝尔基金会、亚西亚工业集团公司的核反应堆和核燃料加工厂、皇家学会图书馆，也额外参观了瑞京的地下固体废料处理场，并获得了有关资料。在阿泼萨拉我们主要访问了该市的阿泼萨拉大学，据说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它有汉学系。阿泼萨拉图书馆和博物馆都有大量中国文物馆藏，我在图书馆中意外地见到了20多本《永乐大典》珍本和郎世宁绘制的康熙年间的大清帝国全图，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早的中国地图（按现代标准绘制的）。在北极内的基尔格矿区，我第一次看见现代化的铁矿矿区。矿石从矿内用传送带直接自动送入选矿厂，一个选矿厂每年能选矿400万吨，一个班一共只用12个工人，矿石进入第一层楼进行粉碎并筛选，合格粉末升入第二层，经洗选后团成颗粒，不合格的大颗粒，再度粉碎后加入下一批原料输入第一层，把第二层团成颗粒的料输入第三层楼进行烧结。最后经过筛选后由传送带输入厂外的铁路运输车皮上，通过铁路从挪威出口。厂房地下层是动力机械中心，12个工人中，6人在动力中心，也管维修，其余6人，每层2人，分管传送速度、生产质量和机械动作的监护。在基尔纳还观察了北极光的大自然奇景。瑞典工业发达，教育普及，生活水平很高，社会保险发达，一般工作人员，包括小学教师，幼儿院保育员都是大学毕业的文化水平，不少人工作之外，还在进修高级学位课程。瑞典的这种高文化水平的社会，在访问的四国中，应居首位。第三站为加拿大，访问了温哥华、多伦多、渥太华、魁北克、蒙特利尔、尼亚加拉大瀑布。在渥太华见到了同届出国的中英庚款公费生姚玉林，他攻冶金，获得博士学位后和加籍华侨结婚，并在加拿大政府的矿产局中任工程师30年，现为该局的主任工程师，不日退休；也会见了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林达光教授。在多伦多返回母校时，才知道40年代的应用数学系已停办，因在战后原来避难的欧洲教授们都各自回国去了。多伦多还为我返校而举行了毕业30周年的纪念会，参加者都是当年的数学系、物理系（现已退休）的教授，其中有3位还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委员。在文革中我的毕业（博士）论文丢失了，现任校长从图书馆的原稿复制了一份赠我。老教授特别关心我们这批加拿大首批留学生，当他们知道段学复、张龙翔、沈昭文等都是我国科学界的带头人时，都喜形于色。我还遇见了当年居住在同一宿舍的牙科老同学约许博士，他现在是加拿大的牙科权威，也是现总理的牙科保健大夫，他极想来华访问，特别是华西大学（成都）的牙科，他父亲在解放前曾在华西大学任教授，后来在1984年，他终于访问了上海、成都、西安和北京。在多伦多大学我们还访问了宇宙研究中心，他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圆柱壳受轴间压力下的稳定实验问题的研究，我向他们索取了不少实验资料，并同意用我的圆薄板大挠度问题，以及扁球壳受压失稳问题的公开成果和他们的研究资料进行交换。我们还访问了魁北克的冰结构的强度研究所和高电压实验室的及华脱路大学的计算机软件中心、运河远距自动控管等科学技术设施。最后一站是美国，我们访问了华盛顿、纽约、波士顿、密西根、芝加哥、和旧金山等6个城市，尼克松亲自在白宫宴请了我们，基辛格也在国务院以中餐进行午宴，美国科学院举行了全国科学家500人的盛大宴会，据说这在美国科学史上是第一次。我们在美国科学界、教育界、学术界和华侨界中受到了普遍热烈的欢迎。在旧金山告别时，由上海人刘太太独资主办了人数几达1500人的盛大告别宴会，参加者来自全美各地各阶层的代表人物，据说这也是创记录的。我们参观了各种博物馆、纪念馆、国会和国会图书馆、宇航馆、纽约世界贸易大厦、联合国大厦、芝加哥工业博物馆、斯坦福大学的工业园等公共设施，也访问了哥仑比亚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密西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格莱分校，以及斯坦福大学九所著名高等学府，还有IBM公司、奇异电器公司、RCA公司、和贝尔电话电报公司的主要研究所，IBM的总经理专程陪同代表团历经华盛顿、纽约、波士顿3个城市。他在纽约总公司的招待会上公开说“我真诚地愿意和中国合作发展计算机事业，对中国而言，我们无法保持什么真正的技术机密，公司的高级技术带头人共有五百余人，中国人超过半数，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哪天中国要他们回家为祖国服务，我们是无法阻挡的”。我们特别提出要求参观和访问了环保局和环保研究中心，询问了美国环保管理的运作方法和有关国际关系问题，并索取了大量资料。在这次访问中，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到有关高新技术诸如激光、遥测遥控技术、计算机技术、加速器技术等各方面的进展情况，我们只是拒绝了观看阿波罗登月发射的现场，其它都和主人的殷勤接待密切合作，双方都感到满意。在访问中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和老同事。在普林斯顿大学见了原帕萨汀那喷射推进研究所的老同事萨马斐尔特教授，他热情地请我专程参观了他所领导的喷射推进研究中心，以及他在研究的电子喷射推进发动机；另一喷射推进研究所的老同事司啻怀特教授，特地从加州南部赶到旧金山，短期会见了几小时，还见到了些应用数学界物理界的老朋友，都是阔别了30年的人，无非是互相交换老朋友的近况。特别要提到的是见到了许多华裔科学家，如任之恭、林家翘、杨振宁、李政道、吴大猷、陈省身、赵元任、张捷迁、吴健雄、袁家骝、张守廉等教授。我们还专程访问了李政道、杨振宁的夫人及儿女。我在访问四国中，一直是代表团接待记者的发言人，和各国记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离美前，在旧金山召开了一次告别的记者招待会，有记者问:“中国在解放以来有什么科学发明，可以算作是对人类的贡献？”这是富有挑逗性的提问，我当时即严正答复:“解放以来，中国人民在重建家园中，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不论它曾经多么贫穷，只要国家独立，民族团结，万众一心，努力建设，就一定能自力更生建设自己的工业、农业，逐步赶上世界最富有的发达国家，这就是中国人民最重要的科学发明和对人类的贡献”。听众中一片掌声，许多在场的老教授都流下了热泪。访问结束返国后，受到了周总理热情的欢迎。我也交出了一份有关四国对于环保工作的5万字的报告，并提出了有关我国环保管理和政策的建议，不久国家成立了环保局和环保研究院，由清华1937年校友黄新民同志主持该事。1973年3月起.代表团在北京展开了“访问四国报告”，有时误传为“访美报告”，我也曾在四月到绵阳清华分校作了这个报告，顺访了成都，这是我在解放后首次访问四川。在迷漫着斗、批、改的政治空气的清华园内，刚刚批判过一张纸、一枝笔的纯理论工作，再谈应用数学和力学的理论工作，显然只会自找麻烦。但是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长期吃白饭无所事事，良心不安，总想找个实际问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以做补偿。在珍宝岛边界战事中，我曾提过一个建议，研制复合装甲护板，在加重装甲的重量下提高装甲抗弹能力。这一建议通过军工宣队领导转交给有关当局，得到首肯而组织力量试制中，两年后听说颇有成效，但后来由于913事件发生而引起的人员调动中停了下来。在1971年间终于找到了研究开发轻质高性能电池这一课题。它若成功，既可用于野外作业如地质勘探队的电源、铁路号志灯的电源、航道标志灯的电源、坦克的起动电源、导弹动力电源、甚至潜艇和电瓶车电源，以至电汽车未来的动力。这一建议果然得到军工宣队领导的批准，组织了一个高能电池研究小组，归化学教研组支部领导，由支部书记孟祥发同志直接负责，参加者有化学教研组讲师老廖和大李、汽车教研组宋景瀛教授和一位工友共6人。一年后，坦克兵团又派来4位同志，发展到10人小组。研制高能电池工作开展后，全力日夜投入战斗。搞电池非我的专业，知识不够怎么办？在短短3年内，边投资料边学习边翻译，累积300万字的翻译资料，还阅读了前后20年的有关学术专著。没有设备怎么办？自己制作，我们从学校的废品堆里找旧材料，把废旧的千斤顶，修理好后倒装在钢架上作为手动的电极板压力机，用皮电线拆开后把铜丝镀银作为电板网的编制材料，把废轮锯片安装着旧电机作为制作电池匣的电锯等。没有合格的原材料怎么办？不论空气极板的主要原材料聚四氟乙烯，或是电化学反应的催化剂，或合格锌和其它类似阴极原材料，或电极包装塑料薄膜，我国都没有生产，或没有大批量生产，或生产而质量并不合格。凡此种种，都由我亲自跑化工材料行，甚或各该行的各个仓库，有时甚至亲到化工厂的车间，和老师傅直接商量，有时在塑料加工厂或轻工业车间或粉末冶金车间，无意中找到了必要的材料，特别在找微量添加剂或催化剂时，更加困难。在这3年中，我骑自行车跑遍了北京的大小各种车间400多处，经常得到许多老师傅的热情帮助。到第二年中，一种与普通电池体积重量相等，而其产生能量高出八倍的新的一次性电池诞生了，其性能竟超出G.E的同类电池的40%，而且价格便宜，其技术关键在于我们制造了空气极板的新工艺，这种不足一毫米厚的新极板，是多孔性的，既可以畅通空气或氧气，又有很好的抗水性，水或其它电解质溶液，即使在加压的条件下也完全不渗漏，它同样可以用来制作燃料电池的极板。很快，高能电池在生产中发挥了作用，不少电池厂移植了这项技术，生产出来的高能电池填补了国家空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在高峰时期，这个小小的高能电池研究组竟和100多个电池厂联系，参观取经者络绎不绝，有时竟有50多个外来客人在实验室里，亲自学习操作试制极板，测量电性能，索取详细资料，我们采用一切技术公开的政策，深受各方欢迎。3年中亲自编译刻印了100多期《洋为中用》的技术资料，供全国各方参考。在第3年中，由我编写的《锌空气（氧）电池进展》的专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同时也试制成了以高能电池为基础的坦克启动电瓶，原来用两个电瓶，重约100公斤，仅能连续启动15～20次，而新的高能电瓶只要用一个，重约25公斤，试验下来能连续启动1000多次，这为实战带来极大的方便。此外我们还为铁路设计了实用的号志灯，为地质野外工作队设计了高能电源，分别在山海关和库房建了两个厂。同时还在进行贮存保养试验，进一步提高性能的试验，以及进步发展电瓶车的试验。高能电池的工作在1975年还获得了北京市的科技进步奖，也得到周总理的关怀。周总理在1974年底接待杨振宁的期间，曾指出该项研究的战略重要性，仅有坦克兵的人力支持，还不够，当场告诉迟群，还应给予设备和经济上的支持。我们满以为这样可以把这一研究飞速推进了，谁知道学校的领导在迟群的指使下，以“电池研究组推行资产阶级专家路线”为名，撤换了小孟的党小组长的职务，换了位“左派”白某，展开了大批判，说什么“电瓶安装在汽车车架上方是资产阶级路线，装在汽车的车架下方才是无产阶级路线”，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谬论。闹了1个多月电池组只好以解散告终。1975年我作为北京市的人民代表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见到了周总理憔悴的音容，不胜焦虑。那时我因高血压症状严重，休息了几个月（扣薪），以后转入外语教研组，帮助他们编英汉科技词典，1977年初又转入数学教研组，从事“三角级数求和大表”的工作，不久四人帮垮台，一切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