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宗长八十自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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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18 09:15
河南
钱伟长宗长八十自述
编者按：钱伟长（1912年10月9日～2010年7月30日） ，江苏无锡人，民盟成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毕业，博士，研究员、教授，中国力学家、应用数学家、 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大学校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长，耀华中学名誉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六届、七届、八届和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于2010年7月30日上午6时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这篇文章是钱伟长之子钱元凯教授于2018年11月18日发给《河南钱姓》编辑部，刊登在《河南钱姓》总第2,3,4期上，应宗亲要求，现予通过简报、微信公众平台分享，由于篇幅较长，分多期连载以飨读者！（接上文）
十二、四害已除，奔驰前进，力图夺回久已逝去的良好岁月四害已除，重新获得了科学工作的权利，欣逢1978年党中央号召“实现四个现代化”并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春风拂人，奋起之情，油然而生，虽已年近七旬，还能为四化服务效力，感到无限幸福。1977年8月起，为北京高校教师和研究生以及各部委研究所设计科研人员讲《变分法有限元》，共70讲，听课达500人，并写出讲义约70万字，后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有限元自60年代起，逐渐发展，十几年不断普及于国际工程界，为力学计算开辟了一条数值计算的新路，并依靠计算机的发展，日趋成熟，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所科学工作完全处于停顿，在国内还很不普及，也从未有人系统讲过课。在国外一般都从微分方程开始，我则从力学问题的变分法开始，由于我从文革期间就从事研究变分法，用拉格朗日乘子法把变分条件吸收入变分泛函中去，建立了一整套广义变分原理的理论，用离散化处理后即为学鐄在国际上独树一帜的混合杂交元理论，实际上就是多变量变分原理。本讲座曾在全国各地讲过7次，即华中工学院（1979年3月）、昆明工学院（1978年8月）、重庆应用数学力学编辑部（1980年11月）、绵阳29基地（1980年12月）、无锡702研究所（1982年10月）、贵阳（1982年7月）、西安冶金建筑工程学院（1982年5月），听讲者总数达2000余人。这是文革后开设的第一个大型的学术讲座，我通过这些讲座，实现了把讲坛搬到全国去的诺言。第二个公开讲座是关于《张量分析》的。为了在国内引进理性力学的研究方向，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理性力学权威爱林根教授同意来华讲学，为了对力学界接受爱林根的讲学作准备，特在兰州开设“张量分析”讲座作为数学基础，共讲14讲，每讲3小时，备有讲义听讲者共有200人。第三个公开讲座是关于《奇异摄动理论》的。奇异摄动理论是在1948--1955之间由我、郭永怀、林家翘、钱学森分别在不同的力学非线性问题中用不同的方式提出来的，由于它确能解决问题，国际上从60年代起逐步在力学物理和天文计算中推广使用，内容逐渐丰富，形成了一般公认的“奇异摄动理论”这一新兴的数学方法。林家翘在1978年来访时曾讲了星云发展学说就运用了这一理论，他鼓励由我在国内进行推广，为此，我自1979年9月起就在清华大学开设了这一公开讲座，共有50讲，写了讲义约50万字听讲者200余人。以后又在华中工学院和上海讲了两次，听讲总人数达500人。第四个公开讲座是《穿甲力学》，这是应国防部门要求开设的讲座，共50讲。事前由华中工学院朱九思院长大力支持提供条件，使我于1981年7月13日～9月16日在庐山编写讲义约40万字，10月到该校开设讲座，听讲者达250人。事后收了一位博士研究生，由包头试炮场来结业后仍返该场，穿甲力学讲义后来1984年在国防出版社出版，获国家优秀图书奖（1988年），迄今国内也没有同类专著。第五个公开讲座是《广义变分原理》，这是民盟中央多学科学术讲座（1984年7月28日～8月14日）的一部分，共14讲，听讲者150人，写有讲义约40万字，同年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这次讲座内容主要是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广义变分原理”的内容，也对国内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权威”理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第六个公开讲座《格林函数和变分法在电磁场和电磁波计算中的应用》（1987年1月），是上海工业大学主办的微波研究班的第一个课程，共20讲，听课者84人，讲义约25万字，后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所有这些讲座的主要内容，都是我的科研成果，通过这些讲座，整理了这些科研收获，有时还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一共写了225万字的讲义，所有这些讲义，除了奇异摄动理论外都已出版。《奇异摄动理论》在最近发展很快，计划在日后重新改写，好在该讲义的主要内容都已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同名书藉中全部吸取发表，现在暂不发表并不影响这门学问的传播。从1978年起到1992年止，我在科研战线上奋力拼搏，夜以继日，形成了一生中的科研高潮，15年中在中外杂志发表了约100篇中外文的科学论文。涉及方面很广，其中涉及环壳、波纹壳、轴对称壳的论文29篇，关于广义变分原理的论文22篇、关于有限元的论文24篇、关于三角级数求和的论文5篇、关于薄板大挠度问题的论文7篇、关于中文信息处理的论文4篇、关于其它弹性壳的论文2篇、塑性撞击和穿甲力学的论文3篇和其它论文4篇。其中环壳和波纹壳的工作是机械工业部弹性元件科研课题，广义变分原理的工作曾获得1982年国家科学进步奖，中文信息方面的工作曾获1985年上海市科技发明奖。在这15年中，曾多次参加国内外科学研讨交流活动。1978年11月参加大连的计算机结构力学会议，和12月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航空工程学会、造船工程学会联合召开的蚌埠有限元学术会议，宣读了“关于弹性理论中广义变分原理的研究及其在有限元计算中的应用”一文，在蚌埠的会议上，该文是会议的主旨报告，该文是首先提出了用拉氏乘子法建立广义变分原理的新方法，受到与会者的普遍重视，1979年由《力学与实践》（1979年第1，2期）和《机械工程学报》（1979年第2期）协议同时刊登，该文的英文译稿在1980年传到英国有限元权威辛克维奇教授那里，辛教授曾来信提到这篇论文说“很受重视，比他即将出版的《有限元论》所讨论的同问题更富有开拓性，亦更实用，更有说服力。现在已经相信我们在不同的条件下倡导的这一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不过，他称它为“修改了的变分展理”。我称之为“广义变分原理”，他也认为称之为广义变分原理更为合适。我于1981年4月访问美国，参加了在大西洋城为卞学鐄教授60岁祝寿的国际混合杂交有限元会议，在会上宣读了“以广义变分原理为基础的非协调薄板有限元”一文，在同年5月18日～24日，我参加了合肥国际有限元学术邀请报告会（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和力学学会主办），参加报告的有辛克维奇（英）、渥登、葛拉戛、卞学鐄（美）及胡海昌等八人，我把参加大西洋城的报告全面扩充到弹性力学各个方面，题为“以广义变分原理为基础的一般问题的非协调有限元”，辛克维奇、渥登等都认为这一报告是当代很重要的有限元方面的进展，后来该文由《美国应用力学进展》（1984，第24卷上）全文刊出（共60页），确认了这是近年力学进展的一个方面。在1982年8月又先后参加了上海国际有限元会议和大连有关杂交混合有限元的学术会议，都以“具有对角线化的一致质量矩阵的动力有限元和弹性撞击计算”为题，作了大会主旨报告。1984年7月～9月出席了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在丹佛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应用力学特别会议和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理论力学和应用力学大会，以及在荷兰召开的流体力学有限元法的研讨会分别作了“弹性力学广义变分原理”、“拉氏乘子法”和“广义变分原理”的报告，并顺访了密西根大学、波士顿MIT、和纽约哥仑比亚和普林斯顿大学、代而夫脱大学（荷兰）、哥本哈根大学等，见到了40年未见面的MIT的E.赖斯纳教授和荷兰的柯爱脱教授和冯康普教授，以及丹佛的A.P.博里西教授，又见到了老朋友戴振铎、易家训、林家翘、朱传榘、卞学鐄、吴健雄、李政道诸人，也会到新朋友张建平教授。通过这些交往，我先后被聘为美国应用数学进展、美国的国际工程科学月刊、英国的国际薄壁结构月刊、荷兰的国际有限元在分析和设计中的应用月刊等科技刊物的编委，张建平教授后来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工程部负责人。还在1979、1982、1985、1989、1993年参加过五届全国3M会议（3M即为力学中的数学方法的外文简称），在历届会议上都发表了有关应用数学和力学和各种学术报告。又在1980、1981、1983、1985、1987、1988、1991年7次接受香港大学或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的邀请，在香港短期访问讲学，讲题范围涉及我个人所从事的科研工作的各个方面。在1985年8月在上海由我主持召开了第一届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出席者有美国屈鲁斯台尔、英国杰弗瑞、意大利皮扬西、荷兰冯康普、苏联谢道夫、日本近藤一夫等各国学者150人，中国学者200人，这是一次盛会，并将于今年夏季在北京召开第二届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在1987年10月率团参加了在蒙特里尔召开的国际生产力会议，并有专场报告我国生产力发展情况。其余还参加了许多国内的各种学术会议，这十五年是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的十五年，在学术交流中发表了许多学术报告，并宣传了我国科技工作发展情况。1980年12月起参加了中美合作编写《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双方各有3名委员，中方委员是我和刘尊祺、周有光，美方委员为吉布尼、苏罗门（后美国副国务卿）和金士帕。历时五年.开过七次编审会议，编成全书共10卷，于1985年秋分别在北京、香港举行了首发式，并在1985年9月30日～10月13日间应芝加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邀请往访，又到华盛顿参加在国会图书馆举行的首发式和华盛顿讯息学院的研究会；又一次访问了芝加哥大学，会见了许多老相识和新朋友。在这15年内，共出版了15本书，除了前面谈过的变分法有限元等7本外，还有（1）波纹管、波登管、弯管、膨胀接头、环壳和旋转壳文献目录（与冯思慎合作，1978，清华大学材料力学教研组印），（2）应用数学和力学论文集（1980年，江苏科技出版社），（3）钱伟长科学论文选集（1989福建教育出版社），（4）钱伟长文选（1992浙江科技出版社），（5）应用数学（1993安徽科技出版社），（6）电机强度计算的理论基础（1993安徽科技出版社），（7）微分方程的理论及其解法（1993国防工业出版社），（8）钱伟长1988～1993年科学论文选集（已交稿，山东科技出版社）。基本上实践了1980年提出每年写一本书的誓言。为了鼓励年青学者从事科研工作并提供他们展开活动的讲台，在1979年创办了学术月刊《应用数学和力学》，蒙交通部批准，由重庆交通学院主办，在重庆出版社和重庆市委的支持下出版中文版，后来又由华中工学院接着由上海工业大学出版英文版，在国内外发行，该杂志由我负责主编，在我国首先采用了编委推荐制度，编委约由全国直接从事应用数学和力学科学工作的第一线较年青的科学家承担。“应用数学和力学”是“力学中数学方法”的同义词。这里完全按欧美的习惯用法采用了前者。在1980年间的编委中只有5人是教授，93%的成员是讲师和助理研究员，遍及全国各地，是一个年青和大型的编委会，得到国外华裔科学家的支持，也聘了七八位华裔科学家为国外编委，主编的最重要的责任是选稿和发稿。该杂志现已办了14年，深受国内外的重视，中文版的发行量曾达9000份，外文版的发行量曾达800份。在国内国外同类杂志中都是发行量较大。该杂志的论文，大量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引用。据国家科技信息（情报）研究所统计，该杂志是《美国工程索引》中摘录评审最多的我国四种科技杂志之一。国际上有7种科技摘要杂志大量摘要介绍该刊文章，在美国业已有3次给予该刊的文章以各种奖励。经过14年的奋斗，编委中业已有7人（原来有2人）荣任中科院学部委员。极大多数编委业已升任教授和研究员，有15人荣任了大学校长、研究所所长和副省长，很多人已是系主任。他们都已从讲师成长为我们学术界的骨干，极大部分已是我国新一辈的博土导师。1980年我率团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国际中文计算机会议，在参观IBM、王安公司和联邦德国计算机公司的展品时，有人轻蔑地说：“你们干这个太困难了”，不如采用他们的大键盘中文计算机来得容易。那时我认为大键盘不适用于我国大量使用的需要，我当即公开声明：“中文计算机将由中国人自已搞，我们自己将做出世界上最实用的最优化的中文计算机来”。返国后极力倡导中文计算机的研究工作，即于1981年6月21--28日在天津召开了中文信息研究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理事长.5年后又连任一届，1990年辞去。10年来我国中文计算机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研究会成立时全国只有会员50余人，现在已有十几万人在研究发展中文信息事业，编码方案业已有600余种，制成机器投入市场者约已有20种。为了促进发展，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公开竞赛的方针，形码、声码、形声码、笔划码遍地开花，组织进行了字频、词频统计，建立了国家标准码等基本制度。普遍使用了小键盘，使中文信息和微机发展结合了起来，并发展了许多实用软件，如中文信息研究会常委王选等发展的激光照排机，业已大量进入国内外市场。在1985年，我提出的宏观字形编码（俗称钱码）法，曾获得1985年上海科技发明奖，在1986年北京的全国编码比赛中获得了甲等奖，钱码以高速易学闻名于世，并为IBM机所采用，钱码的特点是以字形的部件的宏观形态编码，在国内是独创的。其优点有四:（1）符合我国一目十行的宏观识别汉字的习惯，易学并容易为使用者所接受（2）推翻一般编码者力图避免“重码”的习惯，本法允许有重码，对重码字进行按“字频”排队，最常见者直接进入“文本”，其余显示于附设屏幕，如果文本出现的字不是所需的字，则可以击“换置键”，换置所需的重码字，（3）首次使用词组输人，词组也有重码，其换置法与字的重码换置相同，（4）对文本中的常用词组，可以临时固定编码。所有这些编码新功能为1986年以后的新编码软件普遍采用，这样大大提高了我国中文计算机的发展水平。1984年和1987年我曾主持了两次在北京召开的中文计算机国际会议。这15年是在科学工作上奔驰前进的15年，为人民的科学事业尽了一些力，在体力上已进入老年时期，但虽两鬓霜华，好像还是壮年时期，总觉得还有许多事情尚待完成.还有1000个三角级数之和尚待计算，还有“不用克希霍夫拉夫假设”的弹性板壳问题科学工作新领域尚待开拓，奇异摄动理论近10年来的发展尚待总结等等，十几项科学工作等待深入耕耘。十三、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向全国宣传呼吁![]()
在小平同志1977年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的号召以来，得到了极大的鼓舞。1978年7月到安阳主持磁疗机鉴定会时，由安阳市委邀请，首次在安阳市作了《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的报告，叙述了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必要性和可能性、将对祖国的社会生活、经济变化带来的变化等名个方面，受到了听众极大的欢迎，当即受到郑州铁路局、邯郸市、石家庄市委和保定市委的邀请，做同样的报告。在回京路上，分别在邯郸、石家庄、保定作了3次大型报告，听讲人数一次比一次增加，在保定的听讲者达2000人。此后自1978到1983年间分别在全国（除了青海和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市180个城市作了内容上大体相同的报告，听讲人数约30余万之众，虽然报告并无写就的文字，会后由各省市按录音稿分发，广为宣传。在北京曾在中央党校、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联部、社科院、人民大学、全国政协等讲过十几次。在新疆，曾利用考察水资源的机会，于1982年9月5日——25日在乌鲁木齐、石河子、吐鲁番、喀什、伊宁、库尔勒、克拉玛依、阿尔泰等地作了这个报告，报告时通常用两个会场，一个用国语，由我直接讲，另一个由4位民族语言翻译轮流分段传达。同样深受各民族群众和干部的欢迎。所到最偏僻的城市是地处陕甘川边界上的四川小县南屏县，我利用去九寨沟的机会接受该县县委书记的要求，在县委礼堂作了这一报告，听众亦达600人。在1980年10月11~16日我率团参加香港国际中文计算机学术会议中，由香港新华分社社长邀请在该社作了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报告，听众达800人，录音亦曾在香港各单位传达。这个报告还曾在我国驻荷兰大使馆（1984）和驻波兰大使馆（1987年）分别讲过，也受到华侨和使馆工作人员的欢迎。在讲解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和干部、知识分子和基层群众取得了广泛的接触，深感小平同志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具体反映了全中国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同时也看到使11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现代化是多么巨大而艰辛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广大群众在听讲后都感觉到现代化是大家的迫切需要，而且经过全国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是有条件完成的，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这一工作的可靠核心力量。不过，这一任务是一个全新的任务，需要各种科学技术以及经济工作的全面综合运用和局速发展，这是全新的、困难的和11亿人口这样大国中的工作是没有经验，所以加强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就更加重要，于是引进合于客观规律，把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工作溶合为一体的现代化管理和组织科学成为极端重要的问题。基于这一需要和理解，1979年3月在全国政协的科学技术组做了《关于组织和管理的近代科学——系统工程》的报告，这一报告讲了4个问题:（1）系统工程的重要性，（2）什么叫系统，什么叫系统工程，（3）系统工程的6个要素，（4）系统工程的理论背景和它的使用工具。从此以后，我在全国各地讲《四个现代化》时，也必同时讲《系统工程》，所以，这个报告也在全国各地讲过约200次上下，听众达30万人，使不少领导同志认识了管理科学的重要性。1983年以后，全国纷纷成立管理学院，1985年以后我还兼任了田夫同志为院长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的名誉院长。1983年11月，我和费孝通同志等一行访问了常州、无锡、宜兴、江阴、沙洲（现称为张家港市）、南通等长江三角洲的10个县市的乡镇企业。通过这次调查访问，使我理解到乡镇企业（即农民办的工业企业）在发展农村经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投入，促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在农村发展工业企业可以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并使富裕的农民重视文化科技水平，发展农村教育，从而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所以发展乡镇企业，不仅是提高农村经济生活的水平，而且也为农村中建设社会主义提供基本条件，像长江三角洲这些农业区域，普遍都在发展农村中、小学教育，由于生产和销售产品的需要，都很重视自己兴办高等教育，像沙洲原来很穷，连中、小学教育都很不普及，1985年居然自己要办工学院，我们支持他们，在教师教材、教育经验、毕业设计诸方面支持他们，我还亲自接受他们的邀请，兼任了沙洲工学院的名誉院长，胡耀邦总书记在1985秋到沙洲视察时，曾为该校题词:“沙工犹如扬子水，不尽人才滚滚来”，说出了农民的心里话。党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周年纪念画集上把“沙工”收入集内，代表中国的高等教育，冠之以题词“农民办大学”，肯定了农民办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此以后，我每年都到各省农村调查视察，宣传沙洲经验，鼓励农民自力更生，兴办乡镇企业。1984年到了福建福州、泉州、漳州、厦门等地，在漳州做了关于沙洲经验报告，还在1986年9月参加民盟召开的白龙江地区经济发展座谈会，并接受了县办漳州大学的名誉校长。1985年4月参加了无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咨询会议。5月到连云港进行了咨询开发工作，并作了关于沙洲经验的报告，5月到厦门受市长邀请进行了开发建设咨询工作。1986年应珠海要求往访，并被聘为该市顾问。1987年11月应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邀请，赴滇西考察，行程500公里，历经思茅西双版纳、保山、腾冲、盈江瑞丽畹町芒市、大理丽江、虎跳峡楚雄等地共7个自治州和17个县市，并向各地宣传了沙洲经验，提出了不少具体的建议，并向中央提出了扶贫意见。1988年5月-7月应山东省省长邀请，到山东调查，访问了济南、梁山、东阿、淄博临朐、长岛、烟台、威海、荣成、乳山、潍坊、滕州、泰安、青岛等30余县市，不断宣传沙洲的乡镇企业的经验。在5月28日——6月5日参加了民盟在东营召开的黄河三角洲经济规划会议。7月9日——14日，在兰州参加了民盟和青海、甘肃、宁夏联合召开的黄河上游多民族地区经济开发会议。1990年9月率民主党派扶贫工作组到贵州毕节地区进行了调查，提出具体的扶贫工作计划。1991年2月到四川遂宁地区，视察了民盟四川省委在该区进行的有组织的农业技术推广实验工作，该工作组织了四川省300多名民盟的农业专家，就100多个专题分片包干进行技术推广工作，获得了四川典型丘陵地区的农业改革试验的很好经济效益，建议四川省一方面在全省分阶段推广，一方面由民盟上海市委帮助该地区和上海合作发展乡镇企业。1991年春应甘肃省政府邀请，访问了河西走廊、黄河两岸的灌区、定西地区、临夏地区、天水地区和平凉地区共40余县市，到处宣传发展乡镇企业和沙洲经验，行程5000公里，深刻理解黄土高原经济的关键问题是干旱缺水。1991年夏，访问了辽宁的丹东、沈阳、大连、黑龙江的佳木斯和镜泊湖、吉林和长春的松花江流域。在辽宁省丹东市曾应市委邀请讲了沙洲的乡镇企业发展经验，其录音稿传到辽宁省委，书记亲自批示，要求各市县广泛学习，应予重视乡镇企业的发展，当1992年夏重访沈阳、大连、营口、辽阳地区时，乡镇企业已经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1991年5月和1993年5月曾两度到湖北西北部考察访问，第一次去随州时，乡镇企业还不多，和县长谈了沙洲经验约2小时，今年春季5月去随州参加炎帝生辰节纪念会时，县乡镇企业产值业已超过70亿，并以25%的年速度发展着。据闻湖北全省已有15个县市达到这一水平，随州的农村生活水平，显然产生了鲜明的变化，到处都是农民新建住房。这些年来还到江西、湖南、海南、广西等省进行了调查，情况类似。乡镇企业的发展为我国奠定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所有这些调查访问中，提出很多具体的建设性建议，一经采纳实施，便得到很大的经济效果，其大者有下列数端：（1）1983应省委书记项南同志邀请访问福建，为解决马尾港淤塞问题（1975年修建的新港耗资6亿，但因港址选择不当，不久为淤沙所堵塞，设备俱全，放弃不用已达7年）。有人提出迁建新港，亲临观察后，认为可以乱石从闽江对岸向江中抛投作乱石堤，堤长约200米，就可以“束水攻沙”，冲去舶位区的淤沙，土法即能解决问题，无需耗资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项南同志当即批准，只用了闽江木船搬运抛投江边散石，一个月后，淤沙冲走，港口即恢复使用，一共只花了100万，现在已10年，迄未发生任何问题。（2）1985年夏及冬12月两次由胜利油田邀请去油田视察，对黄河三角洲入海河尾区由于春汛冰凌，冲开两岸堤防而造成河尾改道，习惯上认为黄河入海口不稳定改道，已有千年历史，这是无法治理的问题。我在两次调查研究之后，认为黄河春汛冰凌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河口外五公里处，有一条长约20—30公里的水下拦门沙，这条拦门沙是在长年口外沉积形成的，由于有了拦门沙的存在，冬季枯水期河水渲泄不畅，河水流动缓慢，易于结冰，并结成厚冰所致。为了防止河口春汛冰凌为害，重要的措施不在于加固堤防，而在于打开河口以外的拦门沙，使河水畅流。为此，我建议用木船载常用救火机，从河口海水中吸水，以水龙头的水枪冲击拦门沉沙，使其漂起，并随水流运走。用这一方法，打开了拦门沙约五公里宽的一段，从此谊泄通畅，河口段冰凌减弱，八年来一直保持稳定，再无决堤改道之害，这对油田建设，开发河口土地资源，提供了极好条件，即以黄河三角洲120万亩土地开发的经济而言（其中有40万亩农田.40万亩棉花20万亩芦苇.20万亩牧草），已是一个高额收入。现在黄河口外已建成5000吨级的港口舶位年有大半年河口段可用3000吨级的船舶运输直达济南，东营地区和胜利油田开发更加方便，黄河三角洲的开发条件甚至优于东北的北大荒。（3）在1986年因学术会议访问了兰州，和省长贾志杰会面，谈到民盟参与的定西地区干旱治理问题，定西地区约有5个县处于黄土高原深处，由于北宋西夏年间的长期征战.双方采用火攻战术，森林几乎全部摧毁。从此在10个世纪的过程中.变成寸草不长的极端贫困地区。国家虽有“三西扶贫”教济金，但只够救济口粮，除了从200公里以外的黄河引水灌溉外别无治理良策。这条引水渠通过山区，要打通若干较长的隧道耗资巨大，而所得灌溉田地并不很多，当时我想到在黄河通过甘肃的四百公里的两岸（特别是两岸地区），有广大面积的戈壁荒原，由于缺水干旱.长期无人居住，但土质很好，只要有水灌溉，在良好日照的优越自然条件下，一定能发展成为一个良好垦区。黄河两岸到黄河平均水面约有450米的落差，可以用15到17级的提水站进行工作，投资也不多，在可耕灌区面积较大，黄河两岸的各个荒漠上有建立十几个50--100万亩的灌区的条件，如果平均每移民占有两亩土地，则这些灌区共能容纳移民250万人，如果定西的缺水农民迁居到这些垦区（或灌区），不仅解决干旱的定西地区的贫闲困农民问题，而且为祖国大西北建立了新的粮仓，提水可以用黄河上游各大水站的丰富电力，这是“以水发电、以电提水、建设灌区、兴办粮仓”的扶贫方案，估计每年的定西经费足够建立两三个灌区，五年以后就可以完全将定西地区的农民全部调入灌区生活。贾省长接受了这个方案。在省委的组织领导下，经过6年的努力，从兰州往北到白银一共建立了11个灌区，由定西和甘肃其它干旱地区调入了200万贫困农民，在定居3年以后，就能达到亩产400-450公斤粮食的水平，这一水平已经超华北地区的平均水平。在1991年的华东大水灾中，甘肃除粮食自给外还调出了粮食救灾。（4）在同一次访问中，还谈到了白银和金川新建（镍）矿区的科技人员外流问题，称为“孔雀东南飞”。贾省长非常焦虑其后果，希望我去那些矿区和科技人员谈谈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我的确去访问了这两个铜矿和镍矿的有色金属开采冶炼中心，我发现它们都深处荒漠腹地，都是单打一的矿冶企业，而它们除了为中央提供若干万吨的铜和镍外，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毫无关系，附近的干旱荒芜的农村仍然极端贫困。同时中小学教育非常落后，科技人员的子女无法得到正常的普通教育，很难进入大学，父母亲不安心而要东南飞的基本原因就在于此。当年在建设这些企业时，如果注意多种经营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就不会发生现在这些问题，对贾省长提出了解决这类问题，只有在完成单打一的生产任务的基础上，注意多种经营，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一条路，明确提出:“超产留成，进行原材料深加工，带动地方乡镇经济的发展”这一办法，为了说明问题，我提出了洛山矶和巴库这两个城市发展道路的对比。这两个城市都是本世纪初期发展起来的石油城市，巴库走的是单打一的石油工业道路，迄今资源接近枯竭，只能逐步撤出；洛杉矶在20年代发展了电影工业、30年代发展了飞机工业.40年代发展了纺织工业，50年代发展了硅片为主的电子工业，在多种经营的情况下，虽然石油开发完全结束，迄今仍是美国西部的重要工业城市。贾省长同意这一看法，曾由我共同向国务院征得许可，同意在不影响铜和镍的计划生产和中央不投资的条件下，允许金川（镍）和白银（铜）两地进行试验。1992年我再访西川，金川公司建立了国营的和集体的两种经济成分的工业体系，当地叫它为“一厂两制”。用超产留成的镍办了三个不锈钢用具厂和镍焊条厂，从镍矿碴中提炼了铜，设立了两个炼铜厂，以及两个电缆厂，以及提炼矿碴中各种稀有贵重金属铂、铑钯、金等。还建成了海棉钯和铂的器材等许多工厂，从而带动了四周地方经营的各种建筑材料和服务行业。现在金川业已变成河西走廊东端一个新兴的繁荣的工业城市，有40万人口，有多种经营的企业，并已改名为金昌市。白银亦经历着相同的变化。我在这十五年，到处向地方当局出主意，向农民出主意，力图使主意切实可行，有较大的“含金量”，都是无偿的提供建议和意见，受到普遍欢迎。又例如，我在滇西曾提出可以放开搞边贸，像芒瑞丽、腾冲，争取打通澜沧江通老挝泰国。在山东东阿的阿胶厂，提出为了减少服用困难，建议制成口服液或口香糖型的产品，便于打开国际市场。在湖北随州，发现该地区土壤富含硒质，提出应该推销富硒茶、富硒花菇、富硒粮食、富硒植物油等农产品，占领港澳等出口市场，这对于防癌有作用，会受到国际上的欢迎.但必须经有关研究所和高等学校严格化验含量。所有这些，事关富民，15年来一贯积极从事，乐此不疲。（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