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风险是指以往未出现过的全新风险或在新的环境条件下重新出现的熟悉风险。那么，当前我们主要面临哪些新兴风险呢？
人工智能、数字安全和网络安全风险。一般来说，智能城市中技术依赖性越大，个人、家庭、公司、政府和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就越高，如交通混乱、勒索软件、网络入侵等。技术依赖性风险也包括技术赋权与技术赋能时可能产生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被误用、滥用的风险，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国家安全的威胁。随着大数据中心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数字安全风险不断涌现，既涉及数字时代出现的新技术、新要素及新关系的安全，也覆盖数字应用衍生的安全，还包括数字产业所涵盖的安全问题，凸显为一个复杂多变的综合风险集，传统的回应型法治模式难以应对不断演化、传导、叠加、升级的数字安全风险，后端管控显得捉襟见肘。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更加剧了网络安全的复杂性和威胁性。另外，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物联网等颠覆性技术带来了一系列创新机会，但潜在风险如技术意外后果和安全漏洞也值得警惕。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风险。随着科技迅猛进步与社会转型发展，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被广泛大量应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大量涌现。这些新兴风险不仅影响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甚至还会威胁城市的基本安全稳定。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发展带来的金融安全问题，如P2P爆雷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新型灵活就业市场饱和风险，如外卖骑手、网约车等饱和预警可能导致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影响社会稳定；若无人驾驶出租车、网约车全面投入使用，将对职业驾驶员群体带来冲击。此外，我们还面临着如何应对“机器换人”带来的失业潮这种世界难题。
生态风险、生物风险。气候变化已成为最受关注的新兴风险之一，其影响日益显著，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使得自然灾害频率和严重程度上升，森林火灾、水文灾害频发，直接威胁人类生存和健康，当前全球许多城市都经历了严峻考验。地下水和地下空间不合理的开发利用与地面沉降、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等危险叠加耦合，成为城市地下空间安全重要的新兴风险评价因素，这不仅对环境带来了影响，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近年来，全球生物安全风险问题愈发突出，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不断发生，生物技术门槛不断降低，生物技术误用、谬用、滥用风险明显加大，生物安全严峻形势不容忽视。新一轮生物科技变革以及与人类社会互动衍生的更广泛的生物安全问题，已经逐渐触及人类安全观念和现代文明的内源性危机或挑战。
超大城市治理风险。新兴风险治理也成为超大城市治理亟待关注的新议题。伴随着区域经济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的功能发挥，超大城市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人口流动性增强、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兴产业集聚、空间脆弱性突出等特征，尤其是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例如，5G基站、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新基建领域可能产生的新兴风险。而它们的叠加效应、放大效应、溢出效应和链式效应，极大地考验着超大城市的安全治理体系和风险治理能力水平。
此外，在有效预防各类突发事件的同时，我们还需关注个人极端案事件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对人民生命安全带来的威胁。个人极端案事件指的是一个人针对特定或不特定多数人使用残忍的暴力手段实施的造成严重伤亡和重大社会影响的行为，相对于群体性事件而言，具有不可预见性、目标不确定性、手段直接性等特点，容易造成严重的社会恐慌。个人极端案事件在劳动争议、邻里矛盾、婚恋纠纷、交通肇事、精神卫生、危爆物品、特殊人群等重点领域多发。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社会焦虑、社会戾气和社会凝聚力的侵蚀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和不稳定，需要着力打造友好型社会，畅通利益表达渠道，通过协同治理防止社会极化，通过危机心理干预舒缓个体焦虑、通过依法惩治打击极端犯罪。
新兴风险具有公共风险特征，仅通过市场机制或社会机制难以得到有效控制，需要政府承担规制的主体责任。而且，新兴风险并非只是单一风险，往往交织叠加，当前的城市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已难以满足新兴风险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亟待通过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完善应急机制、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和增强政府治理能力等措施来有效应对，构建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新兴风险治理体系。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城市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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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4年12月16日第5版
本期编辑：翟月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