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的德国人为何会选择希特勒？研究者们已经提供了无数角度，政治层面的、经济层面的、历史层面的、哲学层面的……
克劳斯·P. 费舍尔也提供了一个心理层面的角度，他在《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一书中写道：
“德国人的集体心理最富有力量的神话，是对神秘的救世主（元首）的信念，他是一位有着超人力量和视野的人，在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刻，他将从外国统治的压迫和束缚中把德国人民拯救出来，并引领辉煌的持续千年的民族再生。众所周知，这个主题以中世纪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的形式，体现在救世主式的国王神话里。这位皇帝没有死，而只是在屈夫霍伊瑟山洞里一张大橡树桌子旁的椅子上安睡。传说这位皇帝的红胡子在不安和骚动的几个世纪不间断地生长，一旦胡子绕桌子一圈，并且在德国最需要它的时候，他就会从沉睡中醒来，激励德国人形成统一的力量，摧毁压迫者，引进一个辉煌的新帝国。这一神话让数代德国人痴迷，特别是阿道夫·希特勒，他相信巴巴罗萨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山岭中沉睡。希特勒把自己视为救世主式的国王后来得到了证实，他发起了以‘巴巴罗萨计划’为名的对俄国伟大的十字军东征。”
也就是说，当时德国人对希特勒的期待，其实是一种历史惯性情结。同样，纳粹对犹太人的仇视，也是反女巫思潮（中世纪晚期最黑暗的年代）在20世纪的重现。
在费舍尔看来：
“两者具有类似的谬见和行为方式。大屠杀的思想动机肯定源于人们的谬见和其必然的行为后果——恐惧、妄想狂、心理投射、寻找替罪羊、攻击等。如此看来，大屠杀迫使我们重新相信有关人的天性的一个古老真理——有一部分人天生易被迷信欺骗且顽固不化，对任何足以破除迷信的证据不加理睬——尽管这种天性在现代似乎有所压制。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集体无理性行为似乎验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灌输以虚幻而危险的迷信思想，大多数人多会对包括大屠杀在内的任何不可理喻的行为助以一臂之力。特别是当一种极具破坏性的思想披上宗教或非宗教信仰的外衣，并得到当权政府制度上广泛的支持时，这种情况肯定会出现。”
费舍尔在《强迫症的历史》中试图分析德意志乃至整个欧洲恐惧犹太民族的长期的历史根源。从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宗教仇恨，到中世纪后期犹太人被当作“魔鬼的门徒”，再到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种族主义加剧，他将各个历史时期的犹太恐惧症进行了梳理，展示了其如何在德意志这个国家中逐渐发酵，并被纳粹政权所利用，最终造成悲剧的整个过程。
一战后，希特勒以各种手段放大民族仇恨，将德国民众心中潜藏的犹太恐惧症激发出来，继而将其制度化。但这并非开始，费舍尔将叙述回溯到中世纪。在基督教口中，犹太人就已经是杀害耶稣的凶手，并由此产生了犹太人与魔鬼结盟、犹太人有世界阴谋等传言。中世纪时期，在德国一带，犹太人被要求戴上黄帽子，波兰人要求其戴绿帽子，意大利和西班牙则要求其戴黄色臂章。到了启蒙时代后，法国照样有德雷福斯事件。
不过，即使欧洲普遍存在反犹现象，但只有德国干出了要将犹太人斩尽杀绝的暴行。费舍尔在《强迫症的历史》中写道：
“由国家发起的对600万犹太人的杀戮通常被称为‘大屠杀’，它是20世纪最大的犯罪。鉴于这种强加在无辜受害者身上邪恶而有计划的残暴，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可能为其贴上历史上最重大犯罪的标签。对这一事实的认识，无疑导致了历史学家们提出两个关键的哲学问题：一是这样的邪恶是如何在许多人认为是进步的西方突然爆发出来的？二是给世界提供了最杰出的科学家、音乐家、哲学家、神学家以及作家的德国人，为何屈服于一种在1900年任何一位理智健全的人都不可能预言出现的兽性？”
这也是费舍尔试图在书中回答的关键问题。他提到，写作此书的最重要原则是“努力避免在叙事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两个极端：德国人恐惧症和辩护性的修正主义。”
在他看来：
“五十年前，当施加在欧洲犹太人身上的可怕暴行刚刚结束时，许多人想指控所有的德国人要对纳粹政权的邪恶行为负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由于这样一个意味着普遍罪行的总体指控，就相当于用一把定罪的刷子把所有的德国人玷污，所以盟国很快就制止了这种反向的种族主义方式。仁慈而头脑清醒的人们认识到，你不能用罪恶的领导层所犯下的罪行来指控整个民族，从而陷入与促使纳粹杀戮600万犹太人一样的非理性的想法当中。然而，在这一巨大罪行的符咒之下，一些历史学家继续以公开或更加聪明的暗示主张普遍性的德国人原罪的论点。”甚至有人认为，“可能是德国人血液中某种化学上的反常，导致了他们犯下如此十恶不赦的罪行。”
费舍尔认为这种极端观点不过是纳粹观点的另一种变异，纳粹认为犹太人都是邪恶的，“这一观点来自种族主义的信条：一些人类群体由于遗传的构造，是完全有罪的”。
这种极端观点的市场当然越来越小，但更多的却是大屠杀否认者的叫嚣，他们声称杀戮从未发生，“更多的是聪明的诡辩者伶牙俐齿的断言，他们坚持认为，大部分德国人并不知晓或者被迫执行命令。也有一些辩护者坚信：希特勒和其亲信要负全责，并且暴行是许多其他民族一起犯下的，这使得他们和德国人一样坏。”这些思维当然也是误导。
在费舍尔看来，德国特有的文化与纳粹高层的人格相当“合拍”，使得卑鄙目的得以隐藏于崇高的意识形态背后。所以，大屠杀固然有现代性的一面，但绝非全部，还要在德国文化层面溯源，尤其是那个令人讨厌的坏习惯：“不加怀疑地对权威俯首称臣。”即使海德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也用“不要让思想和学说做你的指导，元首是唯一的德国的现实和法律”这样的话展示出自己的彻底迷失。
正如书中所言：“德国的启蒙运动主要是由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发起，且对政治漠不关心，行事谨慎，在大方向上走的是形而上学的路线”。因此德国人始终保留着前工业时期的意识形态，虽然是哲学大国，有过惊人的辉煌，但实际上始终敌视理性，因此宁愿相信那些“犹太人是魔鬼”的荒诞言辞——当然，这也并不意外。因为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人相信那些犹太暗中操控世界的阴谋。
也正是基于这种文化传统，当时的德国教育往往只培养服从者，独立思考能力不但是奢侈品，甚至是一种罪。魏玛共和国固然有着种种缺陷，但德国人对宪政的轻视，是其被颠覆的重要原因。
费舍尔认为：
“没有单一世系的犹太恐惧症是德国所发生事件的充足理由。正如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普遍理解的一样，反犹太主义意味着对犹太人的偏见，意味着将犹太人排除出公职之外，将犹太人降低到没有基本权利的少数人群体。但是，反犹太主义偏见不是对大屠杀发生的充分解释。只有当对犹太人的仇恨超出了偏见，成为变态的时候；只有当它将对个别犹太人的仇恨和对整体犹太人强烈而非理性的仇恨结合起来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开始对大屠杀建立因果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根深蒂固，但与俄罗斯等国家相比却非最糟糕的，因为德国的犹太人在19世纪很快地被同化到德国社会当中。俄国和东欧的许多犹太人一度将德国视为躲避迫害的庇护所，看作他们最高贵精神追求的国度。因此费舍尔写道：
“在1933年之前，历史的记录并不支持灭绝犹太人的意图。在大众歧视性的犹太恐惧症和大屠杀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从路德到希特勒不存在反犹太主义的因果链。真正导致灭绝犹太人思想的前因，可以在第二帝国创建那代人的种族主义思想中发现，因为就是在种族主义的幻觉和妄想的温床上，希特勒的一代成长起来。战争和可怕的战败结果，打开了政治极端主义的泄洪闸门，给顽固的纳粹精神提供了养分，这一精神的核心是病态的反犹太主义。换句话说，在1918年之后，对犹太人的仇恨在德国比在任何其他的国家都要得到强化，它依附在右翼的社会运动上，特别是依附在纳粹党身上，成了纳粹党领导人（希特勒、希姆莱、戈培尔、罗森贝格、海德里希、鲍曼）个人的强迫症，所有这些人都残忍地仇恨犹太人。”
也正因此，在1933年到1939年间，这种灭绝犹太人的犹太恐惧症成了国家发起的东西，它在这六年内的目标就是剥夺德国犹太人在德国的公民权利、生活和房屋。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另外几百万犹太人归到希特勒的控制之下，从而进入到实际的种族灭绝阶段。
书中写道：
“希特勒是德国人无可争议的独裁者，他作出了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单边决定。对这一问题是无可争议的。唯一遗留的问题是，希特勒何时下达了灭绝犹太人的命令。对这一问题，历史学家的答案是不同的。一些人认为他一直怀有灭绝的念头；一些人认为他是在确信战争失败的时候才下达集体杀戮犹太人的命令的，因为在他扭曲的灵魂中，种族灭绝的方案是种族赎罪的最终方案，未来德国强大的种子生发于此。”
与此同时，德国人对希特勒这个恶魔的无条件支持，依赖于其文化特性，费舍尔将之总结为“集权主义、极端的种族优越感、对军国主义的偏爱，以及心理上的一些习惯——极端的刻板、傲慢、强迫性的遵守秩序。”这些文化特性转而与某些心理特性相联系，这些心理特性不仅是疯狂的纳粹领导人和他们建立的机构（盖世太保、党卫队、党卫队保安处等）的特点，而且也是许多普通德国人的特点，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了这些特性，使他们被畸形的思想所迷惑。
正如书名所强调的“强迫症”，它是强迫性的思维和行为。具体到纳粹的大屠杀，患者明知某些行为并不必要，却被力量所驱使，走上邪恶之路。
图源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星标公众号 ☝️戳这里
欢迎分享，转载、合作请私信联系
推荐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