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连死都不怕，只怕人生被荒废
财富
2025-01-03 11:32
江苏
过去的2024年，最让我有所触动的一句话来自于《文学之冬》一书：“许多起步时前途无量的人生，再也没有从这个月的经历中恢复过来。这是决定所有人命运的转折。”“这个月”指的是1933年1月28日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后，到那年三月中旬的短短四十多天。在作者看来，相比分辨能力有限、容易被蛊惑蒙蔽的普通人，知识精英的选择更耐人寻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命运走向。对于这批知识精英来说，思考的时间和空间都已很小，他们必须马上抉择，到底是坚持理想、反抗到底，还是流亡海外，抑或是选择下水、同流合污。这是因为希特勒上台后，仅用了短短两周时间就破坏了旧有的政治秩序。作家和艺术家们成为最先被冲击的群体，抄家、逮捕甚至处决都迅速发生，让他们措手不及。这本书所描述的知识分子困境，让我想起陈梦家。在陈梦家身处的时代，含冤离世的中国知识分子数不胜数，但他的故事在我眼中总是更富悲剧性。这或许是因为“美的事物被摧毁”所带来的震撼感。陈梦家长相帅气，诗人出身，南京中央大学、北平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后来转向古文字和古史学研究，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和西南联大。1944年，陈梦家和妻子赵罗蕤赴美讲学，后谢绝留美邀请，回国出任大学教授。但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陈梦家“不识时务”，批评不懂学术的工农兵干部把持校政，很快就遭无情打击，被踢出清华校园，分配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在考古研究所，潜心治学的陈梦家步入学术研究高峰期，1956年出版的《殷墟卜辞综述》是自甲骨文发现以来这一研究领域的第一部百科全书，迄今无同领域学人能够超越。在学术领域，陈梦家毫无疑问是个天才，博闻强记，既长于研究又长于写作，更重要的是，他当时年富力强，如果拥有正常的人生、安静的书桌，他的辉煌可以持续很多年。但先是反右运动，陈梦家被打倒，迎接他的是潮水般的批判大会，一向高傲的他只能涕泪横流当众“检讨”。1966年再度大祸临头，每天长时间跪在烈日下接受批斗，被吐口水扇耳光泼污物和棍棒毒打，妻子赵罗蕤陷入精神失常。那年8月，陈梦家不堪受辱，自杀身亡。陈梦家的悲剧当然有自身原因，他对时局的判断、过分的热情，最终导致“痴心错付”。但总有一个问题萦绕于我心头：陈梦家（还有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连死都不怕，他们到底怕的是什么？也许是失去尊严后的生无可恋，也许是悔恨，也许是无法容忍人生被荒废。就像本文开头引用的那句话：“许多起步时前途无量的人生，再也没有从这个月的经历中恢复过来”，这真是偌大的悲剧。我走过欧洲许多集中营遗址，展馆里总有许多受害者的照片。有些还是孩子，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个世界，有些已小有成就，正是踌躇满志之时，他们可能会成为优秀的作家或艺术家、顶尖的医生、出色的教授，但踏上前往集中营的列车时，一切已经终止。即使幸存，他们失去的光阴和精力都已无法挽回，还会陷入一生的心灵创伤中。1987年，意大利作家莱维自杀。在离开奥斯维辛集中营四十年后，他主动离开这个世界。在莱维的墓碑上，名字与生卒年份的下一行，刻着他在集中营里的号码：174517。在生命的后四十年里，174517这个号码如同烙印，始终跟随莱维。他写道：“奥斯维辛的经历对我来说，是涤荡了我所接受过的任何宗教上的教育和修养……有奥斯维辛，就不能有上帝的存在。我找不到一种解决此困境的良方。我寻找过，但我找不到。”在我看来，这句话比那句“写诗是可耻的”更为震撼，因为它隐含着一个人们无法面对的事实：奥斯维辛其实没有幸存者。即使没有进入实体集中营，在动荡时局中被荒废的生命也是可悲的。以《拉德茨基进行曲》等作品传世的奥地利作家约瑟夫·罗特，早早看透了希特勒的谎言。他在写给茨威格的信中曾说过：“放弃一切希望……我们的文学和物质的存在已经被摧毁，不止于此，我们的生活已万念俱灰。野蛮成功地统治了我们。不要抱有任何幻想，地狱当道。”当时的约瑟夫·罗特已经被迫流亡法国，1939年在贫病中离世。《焚书之书》一书曾这样描绘雷马克：“上个世纪没有一位德国作家活得像雷马克一样精彩……他拥有最美的房屋、最快的车子，集闪耀于一身。只是，一翻开他的日记，里面却是无尽的黑暗——孤独、寡欢、忧闷。他恐惧书桌，恐惧工作。他害怕孤独。”这并不是孤例，在二战流亡知识分子中，人生下半场仍能取得巨大成就者是极少数。即使侥幸逃生，很多人也无法走出内心困境。回头看看，有些场景俨然时代隐喻：埃里希·艾伯迈尔与克劳斯·曼，这两位早早成名的年轻编剧在希特勒上台后不得不中止剧作《夜航》的彩排。在那个萧索的午夜，已经感受到危险的他们挥手作别。他们对未来仍有憧憬，却不知道这是两人最后一次相见，他们的人生，注定被荒废。说实话，无论历史还是现实，因为见过太多荒诞，我多少已经失去了对某些群体的同情心，或者说，哀其不幸与怒其不争的心理常常共存。难听点说，他们的智识和品行，可能原本就“无法适应”正常生活，反而更适合在深渊里互相扯后腿。但对于那些“有趣灵魂”被荒废的时光，我依然惋惜。很多年前，我认为这种心态是狭隘的精英主义，但后来渐渐觉得，“偏心”才是人之常情，“博爱”仍需底线。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对时局早有预判，早早选择流亡。一些人会因为逻辑错乱，会将这样的“流亡”与“怕死”画上等号。但实际上，流亡者最大的需求，也许就是不荒废人生。有时，留下确实未必熬不过去，如果选择“适应”，说不定还会成为座上宾，但失去的光阴、违心带来的各种副产品，又该如何挽回呢？1969年，美国学术界公布一份涉及所有学科领域的最杰出三百位流亡科学家名单，其中238人是从纳粹德国逃亡出来的犹太科学家，占比高达79%，美国科学领域各新学科的奠基人几乎都出自这些犹太科学家。其中最知名的人物，当然是爱因斯坦。1933年4月7日，希特勒颁布《重设公职人员法》，宣布解聘所有与纳粹主义原则不相符合的公职人员。这场“一体化”运动也波及德国大学，成为一场驱逐犹太知识分子的文化大清洗。随之而来的便是焚书事件，大批德国经典书籍被焚毁，作者包括海涅、普罗伊斯、卡夫卡、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黑塞、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和巴拉赫等，近三千种书籍从此被禁。对于学者们来说，他们在纳粹德国无法再找到工作，而且局势一天比一天紧迫，唯一出路就是流亡海外，否则等待他们的就是集中营与毒气室。数据显示，在德国与奥地利被驱逐的2200名学者中，有1400多人选择流亡，还有二三百人因疾病等原因自然死亡，剩下的五百多人大都在1942年后被送进集中营，再也没有出来。除了流亡学者之外，仅仅美国就从德国接纳了811名法律工作者，2352名医生，682名记者，645名工程师，465名音乐家……仅仅德国和奥地利，流亡知识分子中就有六成以上最终移民美国，美国无疑成为这次高素质群体大逃亡的最大受益者。尽管有一些人并不能适应异乡生活，但大多数人仍然得到了安静的书桌和新的人生舞台。流亡之路本身就是一次生死试炼，有人最终没能离境，只能留在德国等待噩运到来，有人在流亡路上遭遇意外，有人在最初的贫病交加中黯然死去，但他们与那些坚持反抗的留守者一样不怕死，他们只是害怕人生从此被荒废。许多人推崇“好死不如赖活着”，这确实是一种早已根深蒂固的“人生智慧”，但他们并未考虑过“赖活”的质量，或者会低估“赖活”的时间周期。在所有被荒废的人生中，最可怜的莫过于孩子。即使真的“熬熬就过去了”，但假设那些孩子长大成人时，世道真的变好了，可个体价值观和能力却无法匹配环境时，他们除了茫然四顾的自卑之外，还能剩下什么呢？这样的人，我们起码已经见证过整整一代，他们也从不是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