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到了晚年，因为身体方面的原因，有关方面不得不为毛泽东成立一些特殊服务的“秘密小组”。
1、医疗小组
1975 年11 月，毛泽东与医疗小组人员合影，后排左三是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唐由之。（来源：《环球人物》）
毛泽东的医疗组是在他病情危重时根据需要临时组织的，一共只有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是1971年至1972年毛泽东病重期间组织的，时值尼克松访华，前后一年多时间；第二次是1974年6月中旬由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时提出，经中央批准成立的，直到主席逝世，共两年多。
第一次的医疗组，组长是李志绥，副组长是徐涛、卞志强、胡旭东。组员有吴洁、周光裕、吴阶平等。据第二次医疗组专家成员王新德2002年接受专访时称：第一次医疗组组长先是李志绥，后来由曾任北京医院院长、心内科主任的吴洁接任。
毛泽东因心情不好而拒绝配合医疗小组的治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2年2月初。在此期间，毛泽东因肺部感染无法控制，只能倚靠在沙发上睡觉，咳嗽也越来越重，有时坐在沙发上就不知不觉陷入了昏睡状态。虽然如此，毛泽东仍无积极配合治疗的意思。但就在这时候，一个促使毛泽东主动要求治疗的契机出人意料地发生了。
这就是中央政治局关于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的请示报告，忽然摆到了毛泽东卧室的茶几上。毛泽东批阅文件以后，顿时产生了快点治好病、准备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的强烈愿望。毛泽东的这一突然转变，使得整个医疗小组成员的精神为之一振。尼克松将于2月21日抵达北京，留给医疗小组的治疗时间不到半个月。由于毛泽东希望和尼克松会见的心情十分强烈，所以他这次对医疗小组的医治方案相当配合。毛泽东不但接受了消炎、强心和利尿同时并进的方案，而且又同意在服药的同时进行静脉滴注抗菌素。
2月4日的治疗刚开始不久，毛泽东又发生一次严重的昏迷。起因是医护人员在为毛泽东进行肌肉抗生素注射后，他即开始剧烈的咳嗽。忽然，毛泽东咳上一口痰来，由于体力衰弱，这口痰竟然咳了许久也无法吐出来。卡在喉咙里的这口痰，使毛泽东当即发生昏迷。由于毛泽东游泳池住地内不准运进各种医疗器械，所以医疗小组一时无法采用吸痰器进行抢救。这样只好打电话求助于距游泳池住地尚有一段距离的中南海门诊部，让其火速将相关急救器械运到游泳池住地。大约15分钟后，抢救人员将医疗器械运到。这时，毛泽东仍处于昏迷之中，情况非常危急。
在将氧气瓶、吸痰器、呼吸机及大批相关药物都运到毛泽东身边不久，医疗小组和中南海门诊部的医护人员即对毛泽东进行紧急抢救，先注射强心和缓解气管的激素类药物，又用吸痰器将毛泽东喉咙中的痰块吸出。这时，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困难，医护人员马上为他加用了呼吸罩。大约20分钟过后，毛泽东才慢慢醒来，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好像睡了一觉。”当他发现在自己床边围满了穿白衣服的医护人员时，才知道自己刚才因为一口痰咳不出而发生了极度的昏迷。
正在西花厅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惊悉毛泽东再次发生昏迷，马上中断会议，赶到中南海。
周恩来当即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召开医疗小组成员碰头会，总结这次抢救毛泽东的经验教训。周恩来在对医护人员紧急抢救并使毛泽东转危为安表示肯定之后，同时指出在毛泽东身边找不到吸痰器等医疗器械而险些酿成大祸。当他听医疗小组介绍说，此前不允许把各种相关医疗器械运进毛泽东住地的规定时，周恩来立即决定在游泳池毛泽东住地尽快安装必要的医疗器械。同时，他又和医疗小组一起研究了治疗毛泽东疾病的新方案。这样一来，一度停滞下来的治疗工作重新走上了正轨。
医疗小组开始按照周恩来同意的医疗方案对毛泽东施治。较为明显的效果很快就出现在毛泽东发生昏迷的当天晚上。由于医疗小组有效的输液和施用大剂量的利尿药物，毛泽东在当晚6时就排出1800毫升积存在体内的尿液。这是毛泽东近一个月来排尿量最多的一次，也是他病情好转的先兆。
一段时间以来为下肢浮肿所困的毛泽东，得知自己忽然排出了这么多的尿液，顿时精神一振。他当晚就亲自请医疗小组成员吃饭，再一次表示他希望以健康的身体在2月21日会见尼克松。
毛泽东的病情从这一天开始出现了可喜的新转机。医疗小组再接再厉，不断为毛泽东的施治过程修改医疗方案。到了2月中旬，已经困扰毛泽东多时的下肢浮肿症状，由于排尿顺利而出现了明显的消肿，肺内感染也同时消除了，剧烈的咳嗽和低烧症状也随之缓解。到了2月17日左右，多时不能在床上平卧而眠的毛泽东又能够重新躺在木板床上睡觉了。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遵医嘱施行戒烟。到了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的当天清早，毛泽东已经能够在住地小范围行走了。
鉴于自己病情的日渐加重，毛泽东终于批准医疗小组再次对他的身体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不久，中央便从北京几家医院派出包括神经科、眼科、内科等著名专家在内的检查小组前往杭州。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体检，在杭州前后共进行了四天。除进一步确诊毛泽东患白内障外，在这次体检中还发现，毛泽东还患有肺心病、冠心病、右臂部褥疮和血中含氧量过低等病。但是，究竟对毛泽东的上述疾病如何进行医治，医疗小组需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后，才能制订医疗方案。
1975年2月，医疗小组的部分主治医生从杭州返回北京，准备随时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毛泽东的病情以及这次对毛泽东全面体检的情况，以期中央尽早对医治毛泽东的疾病形成一个完整的医疗方案。2月19日，周恩来带病从解放军三○五医院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医疗专家的汇报。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全部到会。医疗小组的四位医生分别就毛泽东的心脏病和肺病的治疗，双眼白内障手术以及心电图、X光肺片检查所得到的进一步情况全面系统地向政治局委员们进行了汇报。
此前，毛泽东病情的危重程度，只有周恩来、叶剑英和江青三人比较清楚，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基本上不了解。所以在医疗小组汇报的过程中，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大都感到有些吃惊。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耐心的说服工作，毛泽东终于同意在1975年7月23日进行手术。手术只有几分钟，进行得非常顺利。术后不久，毛泽东觉得自己能正常看书了，固执地要求拿掉眼睛上的纱布，但唐由之觉得切口尚未完全愈合，眼睛容易感染，不同意这样做。毛泽东有些不耐烦，唐由之却坚持：“主席，平时您是领袖，我们都应该听您的。但今天我是医生，您是病人，您得听我的。”
两人争执了很久，最后唐由之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请人特制了一副眼镜让毛泽东戴上。眼镜由塑料制成，左眼这边，中间是一块11度的镜片，周边有网眼状小孔，能扣在眼周边的脸上。这样，左眼既能看得见，手又碰不着，东西还不会掉进去。
2、“大字本”组
1972年，毛泽东的视力严重下降。为了满足他看书的需求，党中央决定成立一个“大字本”组。所谓“大字本”组，就是将毛泽东要看的书，特别注释后，排成“大号字”编辑出版。
“大字本”组将毛泽东要看的书，特别注释编辑后，排成“大号字”。这个组成立于1972年秋，第一次开始注释毛泽东所要求看的古籍是《晋书》中的《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刘牢之传》，时间是1972年10月1日。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复旦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教授与专家。这种注释出版的大字本，每次只印15本。后来，毛泽东发现这15本有被他人阅读，就改成只印5本了，成为了只为毛泽东个人阅读的专有读物。随着毛泽东的白内障病的加重，大字本印刷成了“三十六磅特大号”了。而当时并没有这种字体，字模是由当时在上海澳门路的中华印刷厂特地为毛泽东翻制的。
开始，把毛主席要读的平装小字本的图书重新排印成大字线装本，他老人家还有些不太同意。他对我们说：“国家目前还很困难，印大字本又要花钱。”我们理解，这主要是从经济方面来考虑的。如果从他和一些老同志当时读书需要和实际情况来说，印成大字线装本是最为合适的。事实上，早在1963年，毛泽东就提出高中级干部要学习三十本马列著作的意见。他要求三十本书都要出大字本，并且嘱咐封面不要用硬纸，使书本减轻重量，便利一些老同志阅读。这是毛泽东最早提出“要出大字本”。
1965年，他老人家又提出“印大字本”的事。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年的二月初，他老人家要读《近代逻辑史》一书，管理图书的同志找出送给他的《近代逻辑史》是大32开平装本。2月13日，他亲笔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写道：“田家英同志：此书印大字本10000册，这种小字本是不适合老头子读的。毛泽东2月13日”。后来，经当时的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同意，有关人员与国家出版局联系。国家出版局的同志考虑到毛泽东和其他年老的同志的读书需要，考虑到一些重要著作的长久保存和供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馈赠外宾，他们觉得可以印少量的大字线装本。秘书徐业夫将此情况向主席汇报后，主席说：“印大字本的费用就从我的稿费中支付吧。”
起初，服务人员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资料，天天接触的主要就是书。从为他老人家查找图书、借阅图书，到为他老人家购买图书、保管图书，每天的主要服务工作就是围绕书在图书馆、毛主席书库、书店里跑来跑去。为了做好服务工作，下了许多功夫，学习钻研有关图书的分类、图书的保管和使用等知识，熟悉毛主席书房的存书情况。特别是主席常看的和爱看的一些书，放在什么地方，有几种不同版本等，当时服务人员都一清二楚。
孟昭恒当年曾是北京市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的成员之一，主要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他说，毛主席尤其爱看线装书，看的书有铅印的，有荣宝斋木版水印的，也有翻印的雕版书，多数书籍都是宣纸印刷。毛主席晚年时，看用新闻纸印的书，时间一长总感到手腕疼，印在上面的铅字又小，老人家得拿着放大镜看。为满足毛主席的阅读要求，大字本应运而生。
孟昭恒他们曾专门开会讨论过大字本的相关问题。如果采用常用的铅字，铅字不单纯是小，字体结构、笔画排列都不是那么理想；如果用宋体，有横细竖粗的问题，印出来不太美观；如果用黑体，印出来显得老大黑粗。后来有人提议要设计一个类似黑美的字体——字体类似黑体，但比宋体要圆润，看着要美观，看起来更舒服。
当时相关部门负责人就从北京新华字模厂、上海字模厂、湖北襄樊文字605厂等地组织几位专门从事写字稿的先生进行设计，其中就有《人民日报》美术编辑牟紫东。在此之前他设计的“牟体”是用来美化报纸版面的标题字，当时中央发布的《毛主席语录》，《人民日报》都是用3号长牟体发表的，但用到大字本上，看着还是不太舒服。
后来设计大字本字体的任务落到了上海印刷研究所活字室头上，最终设计出来36磅长牟黑，比起原先1号长宋要粗壮醒目得多。“他们拿出的这一套新字体，字体圆润，匀称，看着非常美。大家公认这种字体很好看，算是新‘牟体’。因为以前有‘牟体’之说，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在召开工作会议上，就让这种字体还叫‘牟体’。”孟昭恒说，毛主席看了也非常高兴，说:“今后印书，都用这种字体。”在当时，牟体是极少数以个人姓氏命名的印刷字体。
1973年后，随着毛泽东白内障病情的加重，大字本印刷要“三十六磅特大号”，而当时并没有这种字体，于是，上海澳门路的中华印刷厂特地为毛泽东翻制了字模。
3、电影组
医生和秘书都希望患有白内障的毛泽东减少看书看报，为了转移兴趣，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他喜欢看电影，就建议他多看一些电影，少看书报。得到同意后，就开始找电影。
毛泽东已经看过很多外国电影，于是，华国锋就叫文化部分管电影的刘庆棠想办法弄一些香港影片回来，看毛泽东喜不喜欢。当时内地和香港没有文化交流，刘庆棠就带着华国锋的条子来到广东，找到当时的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希望他帮忙解决。
当时要搞香港电影，确实非常难，韦国清一时也没有门路，他只好带着华国锋的条子，把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从香港叫到广州商量。正好，梁威林的一个律师朋友是香港邵氏电影公司老板邵逸夫的好朋友。梁威林就通过这位律师向邵氏电影公司借影片。
当时邵逸夫和内地没有什么联系，听说内地要借影片，非常紧张，以为内地要批判他的电影。他的律师朋友安慰说：“怕什么啊，现在尼克松都到了北京，你为什么不能够以电影为纽带，和北京搞好关系呢？”
最终，邵逸夫接受了这位律师朋友的建议，同意把影片借给内地。一般借香港的电影，毛泽东要看十几天，断断续续地看，每次看几分钟。而李小龙的电影，毛泽东要留下一个月，反复看。
4、雪茄小组
1965年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贺龙向主席夸赞起自己手中的那支雪茄烟味道如何好，主席好奇地点燃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立即对其清凉香醇的味道产生了兴趣，从此也便认准了这种四川什邡烟厂的雪茄。
40年代末，四川省什邡县民间开始出现并流行用手工卷制雪茄，几乎家家户户都掌握有这种技术。手工雪茄出现在什邡的大街小巷。人们将这些雪茄叫做 "传统雪茄"，将其中质量较好的雪茄统称为"金坛雪茄"，它被大量地通过水路销往外地。其时，金坛雪茄在四川一带已小有名气。60年代初，四川什邡卷烟厂开始招纳技术员，研制雪茄配方，首次正式、集中地生产手工雪茄。他们将产品供给当时任西南局书记的李井泉及成都军区的领导品尝，得到李井泉等的一致好评。
李井泉的夫人当时任国家轻工业局局长，主要负责手工业及烟酒等行业的工作。她将什邡雪茄的事情告诉给中央的几位朋友，中国人可以手工卷制雪茄，并且卷得这么好，确实可喜可贺。一些领导人尝试起了这种雪茄，贺龙便是其中之一。
起初，中央没有惊动什邡烟厂，而是每月派专人从北京前往成都军区取烟。对什邡烟厂来讲，只是每次供给成都军区的雪茄烟数量加大了，他们并不知道其中有些烟是要被送至毛主席等领导人手中。每批烟的"必经之路"是：什邡烟厂——成都军区——中央警卫局——中央特工处（服务处），然后被送至主席手中。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给中央笼罩上一层紧张气氛。其间，主席身边的各项事务尤其被严加防范，而从什邡来的烟经手之多、运转时间之长都是不安全因素。于是，在"9·13事件"过后不久，什邡向中央的供烟工作暂告一段落。主席重新拿起了上海的"中华"烟。在主席停吸什邡雪茄烟期间，为解决他的抽烟问题，北京市委的领导同志多次讨论，最后决定从北京派烟草技工到什邡"取经"。1971年末，主席身边的孟景云、北京烟厂的孙正兴，以及从烟厂抽来的两名老工人一同前往四川。在什邡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中，北京的两位"老学生"潜心学习着四川师傅的每一点手艺。可是20天过去了，他们说：“实在学不会。”
北京市委再次召开讨论会，会上有人提议："请四川师傅来北京做烟。"
于是，孟景云等再次南下，在什邡烟厂经过严格政审，并征得本人同意，选中黄炳福、姜跃秀、刘宗贵、范国荣等几位厂里的技术骨干。1972年3月，这几位四川师傅举家迁至首都北京。
首先是选择生产场地。基于场地既要方便，又要安全，生产小组放弃了在人员众多的北京烟厂"落户"的打算，而选择了僻静的南长街80号。南长街81号中南海对面的这座内外套双层四合院，原是匈牙利大使居住的地方。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也曾被日本军官视为安静保密。其次是生产小组的管理。1971年11月，北京市委召集北京市房管局、公安局、纪委以及烟厂的有关领导同志开会，宣布由中央警卫团的危德纯同志负责小组的思想政治工作，北京市公安局的柏宝英同志负责小组的安全保卫工作。小组还有从北京烟厂选来的两位辅助工，一名1939年入党的炊事员、两名锅炉工。会议为小组提出了"三保"要求，即保安全、保质量、保数量。他们手工制作的雪茄便成为专供少数几个领导的定制雪茄。
5、戏曲小组
毛泽东所到之地，一般都会组织演出，并由电视转播车为毛泽东播放。1974年，毛泽东在长沙休养期间，湘剧院、花鼓戏剧院的一些演员都接到了演出旧剧，如《生死牌》《讨学钱》一类戏的演出任务。演员们都不知为何要演出这些被文革批臭了的旧戏，一开始都不大敢登台。后来有华国锋传话，这才放心演出。当时湖南还没有转播设备，中央又为之调来了特有设备，为毛泽东直播。不料，这个直播的东西被江西等邻近省份的一些有收看设备的老干部收到，纷纷向湖南省委举报，认为湖南在搞复辟。
6、吟唱小组
毛泽东病逝前夕，患眼疾双目失明达600多天，党中央为减轻毛泽东的痛苦，绝秘组织有关人员为毛泽东录制古诗词，为的是让毛泽东能够以耳代目修身养性，故而又诞生了古诗词“吟唱小组”。其组织和录音工作由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主持。据中共党史出版社《毛泽东生活档案》记载，在北京西苑旅社做了间录音房，有时就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录制。吟唱者许多都是文艺界的名流，如岳美缇、蔡瑶先、姚炳淑等。乐曲演奏家更是名流荟萃，琵琶演员刘德海、二胡演员闵惠芬、笛子演员张晓辉等。一共录制了多少？韶山陈列馆所存就有古诗词磁带59盒之多。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1975年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时放的曲子《满江红》，是上海昆剧院岳美缇所录制的。据岳美缇回忆，他们被安排住在首都西郊的西苑饭店内，在那里的工作一律不能外传，即使给家人写信，也不能提起。当时还有好几位“没解放的”京剧前辈，如李少春、关肃霜、赵燕侠，等等。可是，很快，这些“专政对象”“黑线分子”，竟和穿样板服和军装的人一起排戏，一起练唱了。被打倒了十几年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在这里“还魂”了。甚至，被批为反动黄色的《游龙戏凤》《十八扯》等传统戏，也郑重其事地由各地召集来的京剧演员、梆子演员，用最好的进口器材、最好的进口胶卷，被当作艺术品录下来，或拍成电影。
毛泽东非常爱听为他专门录制的这些古诗词演唱音乐，每首曲子都反复听多遍，有时兴致所至，还让改动古词的几句原词，让录制组重录。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这些秘密小组随即宣布解散。
（转自公众号：鸿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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