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兹中国”，攸关固原
1986年5月23日，“宝鸡诗会”召开。那个把诗人当作“诗神”的年代（当时确有本诗刊叫《诗神》，即《诗选刊》前身），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然后东西南北地闲谝，倒是谝得很开心。宝鸡诗友怀白拿出笔记本让我写几句感想，留作纪念。我也没谦虚，顺手写了“宝鸡没有狐狸”几个字。彼此心领神会哈哈一笑。不是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吗？我提议弟兄们聊聊“诗外”。于是，“宝地神鸡”的话题就此展开了。说宁夏固原两口子挖出件宝物，是上古时帝王喝酒用的，价值连城，背来背去背到宝鸡当废品卖了。又说此人姓陈，宝物是从宁夏原国民党军医手中弄来的，放在家里棚楼上，后被人给偷偷卖了。陈氏气恼万分，一病不起，不久身亡。当然还说了许多不宜公开的话。聊毕已是午夜时分，感觉疲惫困倦。我和陕西省文联、作协领导杨韦昕、王燕同住一屋，天气闷热，便敞开门窗倒头就睡。等一觉醒来，发现随身衣物及行李不翼而飞了。杨、王迅疾弹身起床分头追寻，果然从不远处找回几件被洗劫一空的衣物。他们看我不急不躁若有所思，问是不是被狐狸精迷糊了。我说没有啊……想想半夜三更一个黑影在眼前晃悠，难免心有余悸。其实我行李箱没什么值钱的，就两瓶“西凤”一条“金丝猴”，诗友送的特产。倒是“诗外”传言让我耿耿于怀：固原人挖的宝物，咋在宝鸡当废品卖了？这事儿还真是个事儿。多年来我一直将信将疑，总想搞个水落石出，便也陆续找到些线索。《文物》月刊1966年第一期刊载一组图文报道，其中《宝鸡市博物馆新征集的饕餮纹铜尊》中有短文介绍：1965年9月3日，在宝鸡市龙泉巷金台人民公社征集铜尊一件，是宝鸡县贾村塬公社贾村大队第二小队社员于1963年在崖上取土时发现的。根据形制判断，应为西周初期器物。1975年，国家文物局在北京故宫举办“全国新出土文物汇报展”，为随后赴日、美等国文物精品展做准备。由宝鸡市博物馆选送的一件铜尊引起筹展专家马承源（时为上海博物馆保管部主任）注意，他一边指导清理蚀锈，一边仔细鉴赏：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圆口方体，四道镂空扉棱上下贯通，主题图案为饕餮纹，兽角耸立两眼暴突，血盆大口獠牙外露，蕉叶纹凤鸟纹云雷纹点缀衬托，造型凝重雄奇神秘威严，极度夸张变形中透露着狞厉之美。作为商周时期一种盛酒礼器，铜尊本不算什么稀奇物件，但长得这么高且如此离奇古怪的还真是少见。数年后，宝鸡市博物馆刘明科、高次若赴贾村塬进行调查，将铜尊的出土情况以及辗转经过整理成一千五百字左右的《青铜何尊发现始末》一文，刊载于1988年3月18日的《中国文物报》上。这是专业报刊最早发表关于宝鸡铜尊的“实地调查”报告，介绍了出土环境及变卖收藏情况，证实是贾村塬村民陈堆挖出来，被其胞兄陈湖卖掉的。除把陈氏兄弟排行搞错外，文中对挖宝人的“辗转经过”只字未提。结尾还意味深长地缀了一句：“何尊为什么会出在贾村塬的问题也在探讨之中。”说到这里我想读者应该明白了，“饕餮纹铜尊”即“青铜何尊”，就是传言与固原有关的宝物。那么究竟还有哪些讳莫如深的东西值得探究呢？何尊出土即将六十花甲之际，我通过诗友怀白找到当事人陈堆的二儿子陈志敏（1979年应征服役，复员后曾任贾村党支部书记），听他讲述其背后的故事，还原历史真相。“何尊这个事出现后，每年不停地有人来采访，宝鸡的、西安的、北京的，各处的都有，把人都整烦了，但是宁夏人没来过。”陈志敏说。“何尊的发现者就是我父亲陈堆，小名叫五学，1925年生人，原籍宝鸡贾村。老弟兄五个，他本来排行老五，后来我四叔夭折了，父亲就成老四，还有个姑。大伯叫陈选，二伯叫陈湖，三伯陈金出门去宁夏固原比较早，是40年代吧，给人家上鞋底（做鞋）呢。后来奶奶去世了，父亲十五六岁没人管，就想投奔我三伯，先到平凉当了几年学徒，从平凉跑到固原。他一看我三伯干的不是啥光鲜活，情况不好，又托熟人把自己介绍到固原红庄盐泥沟上庄子一家中医诊所。东家姓李，是当地的大财东。父亲醒事勤快喜欢钻研，一开始抓药打杂，慢慢自学成医，便也开药看病了。“母亲是地道的盐泥沟人，叫张桂兰，1936年生人。一来二往两人熟悉了，1953年他们成的家，我哥我姐都是盐泥沟生的。随后父亲从李家分出来单干了，正好遇上全国进行工商业改造，医疗卫生也开始公私合营，父亲的诊所被并入张易公社卫生院，由此他成了‘公家人’，母亲就在街道亚麻厂打零工。”这是陈家一段安稳且富有生机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遭遇了一系列政治风雨和三年困难。张易人为维持生计，成群结伙外出讨饭，远近闻名。记得改革开放后，曾在那一带工作过的某领导写了首诗，活蹦乱跳地在我面前展示：“张易穷，穷张易……”我说这啥意思，他说就这意思，“张易乞丐”结束了！可想而知，陈家娃们多，基础条件差，靠一己之力显然难以为继。陈堆两口子一合计，决定回老家宝鸡看看，哪怕找亲戚朋友帮凑，总还有个活路。于是他们便开始在固原宝鸡两地之间来回奔波，挖宝的事儿就发生在这段时间。陈志敏说：“我家后院有三米多高的土崖，下面是简易厕所。一天下雨着呢，我父亲小便去，无意中发现崖上有个啥忽闪忽闪的，就回来叫我母亲搬个梯子扶着，他上去刨刨看，结果刨出来个不认识的东西，就放在家里装些烂棉花。村里传言我家挖出宝了，还说这东西一对一，应该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就开始‘愚公移山’，村上集体挖个人也挖，一年之内把这地方挖平了。有人鬼鬼祟祟折腾半夜啥也没挖到，很不爽，临走还撒泡尿……“终于熬到1963年粮食丰收。父亲把锅碗瓢盆收拾起来寄存到二伯陈湖家，一家人重返固原。1968年前后，上头战备疏散政策要求将部分城镇居民迁往农村。也许有任务吧，组织上的意思是老陈好赖算领导，希望带个头，安排他到当地农村去，就是盐泥沟。可父亲考虑老家还撇着几间旧屋，总得有个住处，便申请回了宝鸡。这一回去才发现存放在二伯家的东西被卖完了。本来生活紧张，加之二伯嗜烟成瘾，就自作主张把挖出的‘宝’背到废品收购站换得二十八元钱，稀里糊涂消费了。不久，博物馆的佟太放溜达进去，见废品堆撂着个怪东西，便看上眼了。“开始很多媒体记者和上面来人考察了解情况，听说何尊是陈湖卖给收购站的，就都找我二伯和他儿子陈天德。他们想说又说不清楚搞不明白，可能也有些其他想法。有一回碰上我二伯的孙子陈涛，陈涛说你们去找我四爷家，这东西是我四爷陈堆挖的。我四爷不在了，我四婆还在呢，她知道底细。从这以后来的人才找到我家。那时候我还在当兵，我哥我姐都在外地工作，家里就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年龄小，念书呢。“宝物没了踪影，莫名其妙又冒出来一笔贷款。唉，真是没办法，一大家人要吃要喝，日子还得过。思来想去父亲又干起老本行，在贾村当赤脚医生。他的拿手绝活是治疗不孕不育症，周边方圆很有些名气。慢慢都知道陈医生会看病，不晓得他与挖宝有啥关系了。”提起如烟往事，陈志敏感慨父亲这辈子不容易，从宝鸡到固原来回颠簸，有过机遇梦想，也有过苦痛磨难，把人生的宝贵年华都折腾在路上了。父亲离世时虚岁五十七，他感到两件事不圆满：一是自己公家人身份，二是挖出来的宝物。所谓公家人，就是指原张易公社卫生院公私合营的档案失踪了，本人身份不能认定。其实要说老陈的遗留问题，也算解决了一大半。当时有个政策，子女年龄达到十二岁或有初中学历的，符合一项就可以按知青对待。原固原县给陈堆大女儿和大儿子办理了知青证，因此他们的工作得到安置：大女儿被分配到交通部第二公路工程局兰宜（兰州至宜川）公路西海固段指挥部，大儿子被分配到中石油西北分公司。陈堆最后一次向固原告别，望着从县城发往张易红庄的“老解放”缓缓向西而去，他背过身子擦一把脸，终于长出了口气……我对陈志敏半开玩笑：“一不小心何尊被留在了宝鸡，但固原也没亏待谁啊！有你们的一半，也有我们的一半！”陈志敏讲一口宝鸡固原话：“母亲走到哪里都说她是固原人。我们姊妹五个都是在固原出生的，我长到快十岁才回到宝鸡。两个舅妈姨妈还在张易红庄生活，几个孙子都是大学生，常联系发视频。现在政策好，小康生活，和宝鸡农村差不多。固原是我们永远的故乡，忘不了！”2002年7月固原撤地设市，固原县更名为原州区。随后张易、红庄两乡合并，改置张易镇。何尊至尊，尊在铭文。铭文记载，作器者为宗室子弟“何”，故此器物被命名为“何尊”。铭文中“宅兹中国”，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即居于此地（指成周洛邑）作为政治军事控制中心，便于统治天下的意思。“中国”相对于“四方”而言，是早期“中央之国”的一个概念。夏商周三代至秦汉大一统，有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非一蹴而就。“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周成王五年”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038年，这个时期业已形成较为稳定的、具有向心力的区域性政体——国家。“受天之祜，四方来贺”（《诗经·大雅·下武》），也说明“成康之治”时期中央王朝的统治力辐射四方，诸侯纳贡朝贺已成风尚。“中国”一词首次见之于世，作为它的载体何尊便一跃飙升为镇国之宝。1982年我国发行了首套文物特种纪念邮票，何尊居其一，排名后母戊鼎、四羊方尊之前。2002年1月，何尊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2015年，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举行“纪念国宝何尊发现50周年”活动，特邀张桂兰老人做嘉宾，并给她颁发了荣誉馆员证书。陈志敏回忆：“参加活动是我陪老母亲去的。他们把何尊从库房里搬出来，对我母亲说别人看复制品都不能摸，今天你不但可以看还可以摸一摸。宝物是你老两口挖出来的，要让你亲眼看看真东西。最后吃饭时，宝鸡文物局局长说，好不容易才把国宝真正发现者找见了，要给我母亲做个等比例的何尊仿制品做纪念。我母亲过世前，还念叨要回固原呢，说让娘家人都见见她挖的国宝……”
来源：《朔方》2024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