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竞争模式下的中国产业技术发展之路

中国的创新体系是一个分裂的系统

     本轮中美科技战民营企业表现出的韧性和实力令人印象深刻，但科研系统的表现令人失望。中国科研作为世界第二的存在，论文和专利数量直逼美国，但这次中美之战没能给一线的技术公司提供像样的支持，说明这个系统的质量和效率存在很大的问题。

     民营企业的孤军奋战让我们看到，中国的创新体系存在的问题远远超过所谓两张皮的问题，我们的科研和产业基本上是一个分裂的系统。发达国家的科研和产业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同步发展起来的，它们在解决社会、经济、产业问题上形成了逻辑一致性。中国的科研系统除了高度行政化之外，它还先于市场经济发展起来，这导致我们的科学家从来缺乏面对产业问题的兴趣，回答外国人定义的创新问题，在英文刊物上发表文章一直是我们科研系统的优先目标，我们的科研和产业是一个精神分裂的构造，没有建立起解决问题的逻辑一致性。中国科研在满足国家安全、重大工程方面有优异的表现，我们的科研投入规模、论文专利数量也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我们诺奖数量世界排名在20名开外，专利授权收入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我们拥有一个庞大的科研系统，但它既不能顶天，亦未能立地，这是我们在发展产业核心技术时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中国一线技术公司的成功不是基于

成果转化

     中国一线技术公司的快速进步给美国造成的压力是这次中美科技战爆发的直接诱因。中国技术公司的快速进步常常被用来反证我们科研系统的强大，从论文、专利数据看起来非常有说服力，但与事实不符。中国一线技术公司进步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向，一是市场驱动的技术研发；二是在国际供应链的协同中学习创新的知识和技术。科研系统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主要在于人才培养和少量的产学研合作。成果转化不是中国技术公司发展的主流模式。在中美科技战趋于长期化的严峻形势下，正确认识这个事实对中国下一步科技创新的战略部署极为重要。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美国人的技术封锁也倒逼中国的科研系统和产业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协同，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科研和产业的分裂现象，但科研系统不进行重大的体制机制改革，很难与产业建立起解决问题的逻辑一致性和产学研有机结合的创新生态。

不要把卡脖子问题变成一场科研

大跃进

     特朗普团队的变态操作让卡脖子技术在中国成为一个时髦的词汇，也刺激国内的科技资源配置在这个话题下快速聚集，十四五规划还可能围绕卡脖子技术形成更大规模的科研投入。但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隐忧，如果我们对卡脖子技术缺乏正确的认识，可能会落入美国人的圈套。

     所谓卡脖子技术是在既定的赛道上发生的技术壁垒，一个基本事实是，这些赛道上的知识产权布局已经基本完成，靠科研攻关来解决已经形成的卡脖子问题的效果令人怀疑，在现有赛道上形成的卡脖子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产业问题、经济问题、乃至于地缘政治问题，更多的还应该靠市场主体去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鞋合不合适，脚知道，是修鞋还是修脚让企业去作决定，科研系统是一种配合的角色。最近任正非在与高校教授的对话中也提到，教授们不要试图花精力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而是应该搞好基础研究，防止未来被卡脖子。一段时间来，我在不同场合都讲到一个观点，不要借卡脖子技术形成新一轮科研大跃进，要警惕当年美苏军备竞赛的教训在中美科技战中重演。

源头创新不能简单等同于在《natue》、《science》上发文章

     在基础研究领域的自由创新形成颠覆性的科学发现，进而通过成果转化诞生世界级的公司去定义或者改变一个行业的情形，是成果转化的最高境界，这是美国人最擅长的方式，在硅谷、西雅图等地，我们可以见到很多这样的例子。这是大家熟悉的成果转化产业核心技术成长路径。中国在创新的制度安排和资源配置方式上，一直试图通过成果转化复制美国人的成功，但是效果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的科研系统还不具备产生这些源头创新成果的条件。一段时间以来，源头创新的概念被滥用，以为在《natrue》、《siance》等刊物上发文章就是源头创新，如果这些成果不具备改变和定义产业关键环节的能力，它可能只是高水平的回答了外国人在这个领域提出的问题，尽管也是一种重要学术成果，但不能视为我们获得了源头创新的能力。什么是源头创新？虽然很难给出一个精确的定义，但在视野所及我们能看到源头创新的成果长成什么样：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诺贝尔获奖者人数有限，但诺奖级别的成果还是有一批，这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标杆。中国如果要在科研系统形成源头创新的能力，得奔这个目标去。

问题导向的产业技术研发也能形成

产业核心技术

     并不是只有成果转化的方式才能形成产业核心技术，问题导向的产业技术研发也能形成核心技术。华为、台积电、三星等公司就是在市场驱动下，通过持续不断的技术研发形成了各自领域的核心技术。美国贝尔实验室通过问题导向的技术研发带动基础研究甚至产生了一批诺贝尔奖，1933年，卡尔.央斯基就是通过研究长途通讯中的静电噪声发现银河中心在持续发射无线电波，透过此研究建立了射电天文学并获诺奖。

     企业主导的核心技术研发是基于市场导向和利益驱动，在中美科技战的背景下，完全依赖企业自主研发难免在供应链上留下漏洞。所以，即便是问题导向的产业技术研发，也需要政府在资源配置和战略上做适当选择，台湾工研院和德国的弗朗霍夫协会是我们可以参照的例子，在这些重心下移的科研单位里，政府和产业同为出资人，科研以解决产业问题为主要任务，这些机构都为当地的产业核心技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的崛起与工研院密不可分，台积电也是通过工研院孵化出来的公司。中国在需求端驱动的创新模式上创造了独到的经验，新一轮创新战略中不应该忽视这个优势走回传统科研主导的模式，应该用改革的精神去重塑深圳在需求端、应用端的创新优势。

制定基础研究的诺奖计划

     中国要在科研领域形成源头创新的成果，不能仅靠在现有科研机构上加大投入来实现，需要有志存高远的基础研究计划。日本在20世纪初设立的诺奖计划，现在已经开花结果，每年稳定的产生一个以上的诺奖。制定这个计划不仅仅是资金投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体制机制问题。要设计新的体制机制来形成开放创新的生态，简化审批流程，实行诚信担保结果导向的考核方式，让科学家心无旁骛的专注创新，创造年轻科学家脱颖而出的氛围，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优秀人才，选择有限领域突破，坚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一定会有回报。中国政府在每年的科技投入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我们完全有条件在基础研究领域有所作为，但不应该把基础研究简单归为投入问题，应该把资源配置和体制机制设计结合起来，找到基础研究发展的合理路径。

设立问题导向的产业技术研究机构

     过去几十年的发展，需求驱动的创新模式已经成长为与成果转化并行的主流创新方式，并且被跨国公司广泛使用，中国科技公司更是这一模式的成功实践者。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中国快速数字化的进程和应用场景的极大丰富，使得我们在发展需求导向的创新模式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十四五规划应该在科技资源配置方面向创新链的两端着力，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重点培育问题导向的产业技术研发机构，可以选择一些体制内科研机构进行改革，参照弗朗廷霍夫协会和台湾工研院的做法，按照法定机构的模式进行改造，扩大机构的自主权和提高解决产业问题的能力和兴趣，探索一条产学研合作的新路。

优先布局新技术领域

    在现有赛道上形成的卡脖子技术，让市场主体去提出解决方案，政府和科研单位配合就好。我们应该重点关注新兴的技术领域，在这些领域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布局还刚刚开始，我们要力争通过合理选择方向，采用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在局部环节形成话语权，培育新赛道的产业核心技术。

重视研发型公司的投入和生长环境

问题

     产业核心技术最佳生长点还是中小企业，尤其是研发型公司。目前政府管理以合规优先的情况下，国内研发公司的生存环境堪忧，科技经费流向大机构、大企业，雪中送炭的工作没有人愿意去做。十四五规划应该把研发型公司的政策和资源配置作为战略优先方向形成解决方案。要制定法律法规形成研发公司发展环境，杜绝大公司挖人、挖团队的灭种行为。大量研发公司的出现不仅对产业核心技术发展形成支撑，还有利于通过市场主体激活成果转化市场，打通产学研合作的关键瓶颈。

重视技术生态建设

     围绕人工智能、5G、大数据、物联网展开的新一轮技术创新正在呈现不同以往的新特点：知识上跨学科、经营上跨行业成为普遍的现象，创新不再仅仅是研发，打通各种创新要素的联结式创新正在变得同研发式创新同等重要，尤其是在产业核心技术发展方面。在芯片领域中国公司同英伟达的差距主要还不是表现在技术指标上，最大的差距是技术生态，成千上万用户在用自己的体验数据和经验与英伟达共同创新，让这个壁垒变得无法逾越。中国构建技术生态本来有很多潜在优势，主要在于认识不到位。政府科技投入全拿来干一件事：研发、研发、研发。科协组织下辖众多非盈利机构、协会、学会，用好这个中国特色的组织特性可以在技术生态建设上发挥独到的作用。

政府参与研发

     任正非时代，行业的边界非常清晰，华为不用和政府打太多交道也不妨碍它成为世界一流公司。新时代的技术由于跨学科研发、跨行业经营的普遍特性，导致政府的管理也呈现跨部门的现象，新技术的商用政府成为绕不开的角色。如果政府不能迅速适应新技术商用节奏去研发新的管理规范，技术商用将举步维艰。中国政府本来有制度创新的基因，但现在受困于合规优先的管理现实，问题导向的制度创新难以为继。十四五规划要把政府参与制度创新作为重要的的任务予以突破，形成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的机制，抢占新技术商用的先机。制度创新应该发挥好产业智库的作用，这种新型的智库不仅应该具备政策设计能力，还应该拥有跨科学、跨行业的概念研发能力。新一轮的创新给了中国很多腾挪机会，如果发挥好智库的概念研发功能，在不同学科、不同行业之间的组合、设计，还可以创造很多新的技术路线和机会，弥补我们在研发深度上与美国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