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大国竞争：中国亟待重塑科技创新体系

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体系，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输出产品和服务的经济系统，二是生产知识和技术的科研教育部门（知识系统 ）。很长时间我们都把中国科技创新的问题归结于知识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联结不畅，由此围绕产学研合作问题做了几十年的文章，投入了天文数字的经费，设计了数不清的政策，产学研玩腻了弄产教融合，结果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成果转化的效率问题，反而让知识系统荒废了主业。最近几年，我花了些时间研究美国人的创新体系，逐渐意识到我们过去在成果转化环节使劲可能是弄错了穴位，问题的症结不在知识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结合部，所谓科技经济两张皮的说法只是触及事情的表面，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两个板块的底层逻辑出了问题，它们没有形成解决问题的逻辑一致性，决定知识系统行为方式的核心理念和经济系统处于南辕北辙的精神分裂状态，不在底层逻辑上解决这个问题，在接口上使再大劲也于事无补。

发现中国创新体系的精神分裂现象始于2016年9月美国东海岸的一次科技考察。在MIT考察时，陪同我们参观的校董Chaers.H告诉我一组数据：MIT校友创办企业两万多家，这些企业创造的GDP规模如果按经济体计算可以排在世界第11位。第一次听到这种算法确实惊到了我，让我对美国一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认识有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具象图景，联想到很多国内一流高校举全校之力都撑不起一个像样的校办技术公司（要知道，国内一些高校的科研投入规模在若干年以前已经超过了MIT），这个差距真的是大大超出了我原来的想象。我迫不急待的向Chaers.H打听MIT成果转化的秘诀，为此我还专门安排了一个议题讨论这个话题。没想到Chaers.H用两句话把我打发了，他说“MIT的校训是：所有的发明创造都是为了解决社会文明进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MIT的教授一直按照这个校训在做事”。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Chaers.H在敷衍我，这种说法我在国内也没少听到，我们大学口号喊的比这牛逼的多了去。但看着Chaers.H一脸的真诚，不像是拿我开涮。我只好装作恍然大悟，但说实话当时我没听懂。

回国之后我专门研究了一下所谓校训，MIT校训的标准表达是：“理论与实践”，与Chaers.H强调解决问题优先的逻辑大致吻合。MIT的校训基本上概括了创新的两个基本元素：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并且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高境界。斯坦福的校训是：“自由之风劲吹”，哈佛的校训只有“真理”两个字，后两个名校的校训看起来更强调认识世界的维度，但仔细分析他们管理创新的细节就会发现，在重视认识世界的成果能够变成社会公共福利方面，美国名校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即便是对知识发现本身更加重视的哈佛，也从来没有忘记改造世界的目标。去年哈佛大学微生物和免疫学系联席系主任阿琳.夏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在做研究时，首先会想到这样的研究能够带给人类什么好处，这是哈佛的文化。”我逐渐意识到，美国人的创新体系里是存在一个“操作系统”（核心价值观）的，这个操作系统包含两个有机统一的元素：认识世界的冲动与改造世界的意识，其知识系统和经济系统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性，并且通过成果转化形成的财富效应获得持续的正向激励，保证创新体系的高效运行。在美国参与成果转化的都是专利事务所、风险投资机构、研发型公司这样一些市场主体，不是像我们教授自己吆喝着卖成果，因为遵循“操作系统”的指引去搞创新不但确保了科学发现的高水准，而且在科学发现阶段已经隐含着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这使得他们的科技成果市场是一个能够获利的金矿。而我们的科技成果市场很多情况下是一个无利可图的市场。尽管我们的论文和专利数量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但专利授权收入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诺奖获得者人数排在世界20名开外（诺奖的评价标准很大部分考量在于科学发现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说明我们生产知识的能力很强，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弱。我们长时间缺乏对知识系统运行规律的研究，简单认为只要像美国人那样向知识系统砸钱就能够产出有价值的成果，就像给奶牛足够的饲料就能产出鲜奶一样，但忽视中间过程和机制，奶牛可能没产多少奶却长了一身膘。

所以，在知识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形成解决问题的逻辑一致性比起在知识系统简单砸钱来得更重要。我们的台湾省在这个方面做得比较好，尽管他们的大学在亚洲都只能排二流，但他们的知识系统和产业在解决问题的逻辑一致性方面做得比大陆好，所以这个弹丸之地也能在芯片领域形成领先世界的产业核心技术。在芬兰、以色列、瑞士、韩国这些小的经济体中我们也能发现类似的情况。

反观我们的科技创新系统，没有一个类似于操作系统的东西来规范创新群体的行为方式，知识系统和经济系统没有达成形成解决问题的逻辑一致性。我们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也有很好听的校训、院训，但那些东西没有成为创新的文化来深入骨髓，那些美丽的灵魂往往是魂不附体，成为被人遗忘在冰冷的水泥墙上的孤魂野鬼。对教授和研究人员行为方式产生直接影响的是两个东西：一是发表论文，二是获取来自政府的科研经费，而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所以在很长时间，论文成为科研教育部门最重要的管理标准。这种论文导向的科研模式注定我们的成果既不能顶天也不能立地。因为脱离经济社会实践，很难提出高水平的科学问题（当今重大的科学问题大多还是从丰富的经济社会实践中凝练而来），更不会在科研阶段就关注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中国科研更多的是在回答外国人定义的科学问题，即便我们得以在国际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也不意味着我们掌握了解决重大实践问题的路径和方法。所以，中国科研部门很难产生源头创新的成果，我们的科技成果市场尽管成果数量巨大，但很多时候是一个无利可图的市场。这话听起来有点伤人，但它是事实。什么时候在我们的名校和科研机构周围出现大量的研发公司、专利机构、律所，并且通过转化形成了财富效应，才能说我们的科技成果市场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经济系统在推进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产生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公司，但这些技术公司的进步基本上是采用市场驱动，从产业链的低端一步步爬上来的，他们从国家科研活动的产出中获益甚少（我在别的文章中讲过这个观点，但这个观点需要经常重复）。政府也很早意识到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的问题，但把问题归结于知识系统与经济系统接口部分联结不畅：推广不够（不识货），投入不够（需要二次研发），激励不够（政策），这个基本判断左右了中国40年的科技资源配置和政策制定，导致我们把海量的资源放在所谓成果转化工作上，结果是，不仅没有解决知识系统原有的问题，反而引发了一系列次生灾害：一是衍生腐败。由于成果转化环节未能形成问题导向的研发机制，获取政府转化资金成为终极目标。近年因为公务员进入合规优先的管理模式，为了规避资源配置过程中的风险，设立专家评审作为防火墙成为普遍的做法，这是科技资源配置过程中大规模的权利让渡，这种权利让渡使得科研圈快速的江湖化，引发科研圈的腐败。十多年前就经常有深圳一线技术公司的高管向我抱怨，国家部委的科技立项内容他们3年或5年前就做完了，他们在大学的老师、同学、朋友要求用他们已经完成的项目去验收，然后分点小钱。这些年来，因为没有解决产学研协同的底层逻辑问题，很多产学研合作项目最后沦为分赃模式，严重败坏了科研风气。科研腐败是一种绝对的腐败，如不纠正贻害无穷。二是导致科研教育机构荒废科学发现和人才培养的主业，成果转化的蛋糕规模巨大，对科技人员是一个很大的诱惑，长期以来吸引科研院校的专家教授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项目的申报、执行、验收工作上，这种情况下很难让老师和研究人员把心思放在十年寒窗的基础研究和枯燥的教学上，甚至把一部分学生也变成了科技成果转化产线上的廉价劳动力；三是造成巨大的浪费。底层逻辑混乱的情况下，成果转化的科研立项大多数情况下变成与企业创新活动同质性的重复研发，而这部分投入还有相当部分流入中介机构的口袋，过去几十年随着各级政府财政科技投入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围绕政府科技资源配置形成的生态能量足以构成一个自转的星球，科教系统与产业的鸿沟不是在消失，而是在扩大。政府高税负形成的财政收入用这种方式投入到科技创新中，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在中国大陆，认识世界的好奇心与改造世界的雄心没有在创新体系中达成共识并成为创新的基因被固化下来。这个问题可能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已经埋下隐患，中国的科技人才队伍在青少年阶段就被牢牢绑在应试教育的战车上狂奔，认识世界的好奇心和改造世界的雄心还来不及被激发就走上了中考、高考竞争的独木桥，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走出去的留学生高达数百万人，也产生了很多高水平的人才，但至今未能从中产生诺奖人选，这个概率的确偏低。建国以来获得诺奖的华人里面也鲜有中国大陆教育经历（中药领域是特例），说明我们整个知识系统都存在结构性的问题。

造成中国科技创新体系精神分裂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文化的，当然主要还是政府管理的问题。从时间维度看，我们知识系统形成的历史条件与发达国家有根本的不同，发达国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是与市场经济同步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兴起和发展与市场经济的重大需求紧密相关，美国排名前十的大学大多是私立大学，这些大学与市场主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在骨子里建立起了解决问题的逻辑一致性。中国的科研系统设立的时候，市场主体还没有产生，除了面对少量的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事业的重大需求之外，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是主要的目标，至于这些科学知识是从哪来，能解决啥问题，历来不是我们科研系统关注的东西。当今的科学问题主要还是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在定义，这些科学问题的产生源自于对发生在他们国家的产业实践、社会实践重大需求的凝练，我们的科研系统游离于这个过程之外，以回答外国人定义的科学问题，在英文刊物上发表文章为荣（跟踪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当然也是重要的工作），但也因此失去面对国内产业实践和产业问题的兴趣，这是我们创新系统两大板块出现精神分裂的重要原因，也是后发国家在开展科技创新需要面对的问题。从文化的角度观察，近现代科学技术起源于西方，并且经历了数百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科技创新改变人类文明的重大实践、伟大人物、传奇经历都在那些国家的社会中不断发生，耳渲目染激励人们去通过科技创新改变世界，这种文化基因广泛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反观我们，创新文化基因的视野和格局太小，注意力都在硅谷、西雅图那些成功的科技公司的创始人身上，最大的梦想是做出一个终端产品，满足上市条件，实现科技创新的财富效应。中国的科技创新停留在创新改变生活层面，没有多少人真正想去改变世界，中国人一直未能在科技创新的金字塔顶端占有一席之地，不是我们不够聪明，是我们缺乏格局。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权力因素在知识系统的广泛介入，尤其是这种权力除了人事任免权之外还包括规模巨大的资源配置权，它对知识系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中国科技创新要解决创新体系的底层逻辑问题，最优先级的课题是启动知识系统的重大改革，改变政府资源配置的方式，尤其是要减少政府权力之手对知识系统的干扰，逐步推动知识系统与经济系统在底层逻辑上形成解决问题的共识。即使现阶段我们做不到在知识系统实现全面的去行政化改革，我们也应该有科技创新的奥运战略，允许在局部地区和领域进行知识系统的改革试点，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示范区就应该在产学研深度融合方面进行探索，实验未来中国创新体系操作系统实现的路径和模式。短期的解决方案可以让科教部门一部分从事应用研究的机构参照德国的弗朗霍夫协会模式转化为官助民办的非盈利机构，把成果转化的大量投入用来支持这类非盈利机构的发展。他们成为市场主体之后，屁股自然与产业坐在一起，能够在在底层逻辑上形成共识。多一些有实力的以产业问题导向为特色的研究机构，才能有效凝练中国的产业问题成为科学问题，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上形成有效联结。

之所以在这个时点提知识系统的重大改革，是因为科技创新在中国未来10-20年发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中美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将是未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长期存在的因素，美国人将会不遗余力的打击、延缓中国的发展。在美国人的工具箱里，目前最为锐利的武器是科技创新，他们正在推出针对中国的系统性科技创新战略，力图通过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成果在军事、安全、经济层面形成打击中国的新武器。这是美国人第一次把科技创新系统的运用到大国竞争中，对此我们应该给予高度重视：一是因为当今世界的创新从基础研究到产品之间的创新链条已经被大大压缩，新技术转化应用的速度已经大大加快。在中美的科技对决中，有可能出现某些领域我们还来不及跟随，对方已经形成了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美国人的新战略已经把“对付中国”凝练成一种重大需求，这种需求会在他们的创新体系中激发很多重大创新，未来中美的科技能力对决将在金字塔的顶尖。日前刘鹤副总理在一次讲话中提到“科技创新既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这个提法很深刻的揭示了科技创新对于当今中国的特殊意义。

通过知识系统的重大改革重塑科技创新体系是一件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我们如果不这么做，未来有可能面临两个后果，一是产业因为得不到源头技术和知识的供给而陷于困境（今后中国公司通过参与国际供应链学习先进技术和知识的渠道被大大压缩）；二是以损害中国为目标的颠覆式技术创新成果的出现，中国因为缺乏相对应的攻防手段而面临新的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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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路明，历任深圳清华研究院副院长、市科技局副局长、市科协主席，参与过深圳一系列科技创新重大立法和决策研究。2014年离职创办深圳市源创力离岸创新中心、中国源头创新百人会，现任深圳市源创力清源投资公司董事长、中国科协（深圳）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C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