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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经济学人》推出一篇题为《中国已成为科学超级大国》的文章，在国内外引起热议。《经济学人》过去对涉及中国的评价多为负面，此次却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对中国科学研究给予正面评价，将中国冠以“科学超级大国”的称号，的确有些不同寻常。
这篇文章发表的时点迎合了很多中国人的期待，政府希望证明自己花对了钱，科学家需要被证明自己的工作具有国际先进水平，老百姓亟待满足大国荣誉感，《经济学人》的文章对于这几部分需求都给出权威的支撑。
但我要说的是，《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比起那些骂中国的文章对我们更有害，很有可能会误导政府对于国家能力现状的判断，导致在未来一个时期科技资源的错配。
倒不是说《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有对中国进行战略欺骗的意图，它只是因为把国际通行的科学评价指标简单套用到中国身上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经济学人》称中国为科学超级大国主要依据是两个指标：一是高引论文的数量，2022年中国高引论文数量超过美国和欧洲的总和；二是反映权威刊物论文数量的自然指数，2023年中国已经登上了自然指数榜首，莱顿大学科研产出排名，中国有6所大学或机构进入世界前十。
用这两个指标评价中国科学界，忽略了两个重要的差别：一是中国创新体系的构建方式；二是中国科学系统的治理方式。
发达国家的创新体系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先有市场经济、产业技术创新、工程师文化，这几部分的高度发育产生了对建制化科学的需求，才有了大学和科研机构。这种构建方式决定了产业技术创新和科学系统之间建立了解决问题的逻辑一致性，很多产业组织也是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举办者。
中国的情况刚好反过来了，科学系统是在市场经济、产业技术创新和工程师实践还没有的情况下由政府主导构建而成，政府是科学系统资金的提供者、管理者。当这个单一的管理者用国际通行的指标来考核科学系统时，带来一个问题，中国的科学机构努力照着尺子度量的方向生长，让度量指标失去了客观性。从对中国科学系统数十年观察中，可以看到这种构建方式和治理方式所造成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很多。
《经济学人》将科学超级大国的帽子戴在中国头上隐含一个重大的假定：高水平的科研工作自然产生“顶天立地”（通过发明发现推动人类文明产生重要进步；通过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显著贡献）的结果。在发达国家这是一个得到验证的结论，但在中国，这种情况没有明显的发生。
有两个指标可以检验这个假定，一是诺贝尔奖的数量，因为这个奖项是结果导向，它除了看科学成果的学术水平之外，还要看它在推动人类文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是否有重大贡献；二是科学系统的专利授权收入，在市场交易成功的专利证明这个东西能解决问题。
但中国科学系统坐拥高引论文和自然指数“双第一”的名头，在上述两项指标上的表现却令人尴尬：诺奖成果按国别排在全球20名开外；在专利授权收入方面，2016年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表明，当年美国的专利授权收入为12222.27亿美元，中国仅为11.61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0.95%。而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在专利产出的构成中占到三成以上，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我们科学系统的成果转化效率不彰，这与我们的实际观感基本一致——过去40余年中国产业技术的进步主要是通过市场需求拉动，与科学系统的研发活动关联度很小。
所以，单凭高引论文数量和自然指数排名，不能证明中国是世界科学超级大国。
《经济学人》的文章中提到，中国在盐碱地种高粱和大米、大幅提升玉米收成、巨型水稻等方面出现了令人“影响深刻”的成果，这些领先成果是源自中国实践中凝练的科学问题。但这种类型的成果在中国科学系统中的比例太少，更多的情形是：科学问题源自国际同行针对他们的经济社会实践提出，中国的科学家更多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做了出色的工作。这种单一的“知识代工模式”造成的问题是，中国空有一堆高水平的论文，难以形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中国科学研究没有形成顶天立地的应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学界的这种“富士康”模式，把知识的发现和加工作为科学的终极目的，既不去研究工具也没有兴趣关注装备这些解决问题的途径。
“科学界的富士康”并非一个贬义词，它至少说明我们在知识的发现和加工方面已经能够产生大量符合国际规范的成果，并且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同时也意味着，在这样一个水平的科学研究氛围里，中国培养的大量硕博人才在知识和科研方法上也能够企及国际水准，对于产业技术创新而言，这是一个庞大的人才生产线（尽管这些人才在参与产业创新实践时往往需要补工程技术能力的课）。
对于决策者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作为国际科学问题的代工者，政府需要投入如此规模的资金来维持这种类型的产出吗？根据经合组织2021年的数据，当年中国的研发支出为6680亿美元，美国为8060亿美元，但当年中国在大学和科研机构方面的支出却已经超过了美国。我不认为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比美国更值得政府砸钱。
中美科技战爆发以来，中国科学界的表现令人失望。与科技战之前相比，科学系统没有根本性改变，反而多了几分浮夸、几分傲慢、几分腐败。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如果科学系统没有根本性的体制机制改革，中国没有可能成为世界科学超级大国。改变科学的“富士康”模式需要时间，中国科学系统的现阶段当务之急是通过精准投入改善投入产出效率，不是增加投入和铺摊子。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有很多工具帮助决策者识别出能够解决问题的科学家、有潜质的青年人，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经济学人》文章的危害之处在于，它除了造成决策者的误判之外，还有可能让国家战略在追求成为“科学超级大国”的目标上投入太多资源，贻误我们在解决问题的轨道上形成真正的优势和能力。
在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中国在未来20年都不应该把成为“科学超级大国”作为优先的战略目标，我们在科学端的基因缺陷和体制机制问题在可见的未来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在发挥应用端优势的基础上改善科学系统，让国家创新体系紧紧围绕解决问题的轨道运行，才是我们战略的高度优先目标。
周路明
国家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深圳）总裁、深圳市源创力离岸创新中心总裁、深圳市源创力清源投资基金董事长，曾先后任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长、深圳清华研究院副院长、深圳市科协主席等职，任内主持制定了深圳市一系列科技创新重大立法、决策研究工作，推动了民办科研机构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扶持了一批顶尖技术团队成功实现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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