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9日，深圳海洋电子信息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创新研究院”）挂牌成立，这是继深圳智慧海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慧海洋科技”）和深圳海洋电子信息产业研究院（以下简称“产业研究院”）之后，崔军红教授牵头设立的又一科研实体。

作为海洋电子信息领域的领军人物，崔军红教授专注于海洋通信领域的研究工作，包括水声通信定位网络、水下传感器网络、水下机器人网络、智慧海洋技术、海洋智能装备、海洋大数据等。近十余年，她带领团队突破了水声通信、定位、组网技术，开创了“云-洋计算”方法论，建立了智慧海洋技术体系。她在海洋通信领域重要期刊及学术会议累计发表论文200余篇，被引用近两万次，其中涉及水下传感网络和水下机器人网络领域相关论文累计被引用万余次 (Google Scholar)。

在开启水下通信研究之前，崔军红教授一直从事计算机专业的学习和研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读博期间，她开始接触互联网，并逐渐将研究方向聚焦到物联网。具体在物理空间里要研究什么？她注意到超过71%地球表面被海水覆盖，要实现海洋的认知与开发利用，就需要“通信先行”。

“陆地上如果没有通信，就没有智慧城市，海洋也一样，首先我们要解决通信的问题。”崔军红说，当时水下声学通信技术整体发展较落后，而水声通信是海洋电子信息里的“卡脖子”技术。热衷挑战的她就此明确了研究方向，决定以水下声学通信为切入点，研究海洋物联网。

2003年，崔军红入职美国康涅狄格大学便开始组建团队，开启了水下通信研究，并在2007年成功研制出水声通信(声通)工程样机，之后又用三年时间逐步提高各项指标和稳定性，实现了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应用的成功转化。成果产品一经推出，就被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采用，并获得很高的使用评价。基于这项突破，她提前被授予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终身教授，并成为该校工程学院副院长。

全职回国前，崔军红教授多次回国考察调研，深刻感受到国家对海洋发展的日益重视，特别是国家在海洋领域的政策引导，触发了她回国的想法——要为中国的海洋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2016年，在母校吉林大学的盛情邀请下，她坚定地选择全职回国，加盟吉林大学，组建智慧海洋研究中心。回国之后，崔军红教授更加注重成果转化，尝试打通技术端和应用端。在她看来，“所有的应用都是靠需求去牵引的”。最终，她把产业化团队落地到了深圳。

2016年，智慧海洋科技在深圳南山诞生，以海洋通信、海洋电子信息、海洋智能高端装备研发与生产为定位，致力于提供水下通导探测一体技术整体方案。目前，智慧海洋科技的水声通信和水下无线组网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崔军红教授一贯秉持“产学研融合”科研理念，早在2000年进入惠普实验室实习时，她目睹不少科技成果成功转化的实例，并被这种既能做研究又能看到最终实际应用产业化的方式所吸引。从那时起，她就决定尝试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开展物联网领域前沿技术研究。她说：“只有将研究真正和产业应用需求结合在一起，将科研成果转化，才能推进这个行业领域长足发展。”

在崔军红教授看来，深圳在海洋方面还有很多欠缺，但技术转型已经做得不错了，现在得和全国各地的优势单位合作，引入相关技术。2021年11月24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和南山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她发起成立了深圳海洋电子信息产业研究院，旨在打造一个联结技术端和应用端的精准产业化平台。她说：“有需求、有应用，再加上政府推动，整件事就顺畅了。”如今，产业研究院联合电子科技大学（深圳）高等研究院创建的深圳海洋电子信息创新研究院成立，标志着“创新链”正式落地，崔军红教授心目中的科研创新体系逐步形成。

对 话 崔 军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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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科技评论》：智慧海洋科技成立时间不长，但取得的成绩却非常显著。我们今天就科研及成果转化经历、智慧海洋的创新模式以及海洋产业发展做一个交流，希望能够借此了解智慧海洋科技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年里就取得如此大的成绩。

首先是关于个人科研经历。你求学时期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方向，是怎么聚焦到海洋通信方向的研究上来的？

崔军红：在2003年底2004年初的时候，我就尝试进行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方向的研究。我在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研究方向是互联网核心协议设计，也包括现在流行的视频网络直播和网络会议。如果2003年博士毕业继续从事这个方向，没准如今就PK（打败）掉Zoom了（笑）。但是，我觉得互联网主要还是人之间的沟通，关键技术都已经成熟，剩下的发展机遇主要在应用端。相比较而言，物联网的发展潜力更大，对于研究人员来说挑战性也更大。但我恰恰认为，没有挑战性的事情还不如不做。物联网，顾名思义就是万物互联，它一定要有一个物理世界或者物理空间作为支撑。当时陆海空我都想了一遍，2003年已经有很多陆地上的物联网了，从事这个方向的人太多，意义就不是很大，后来就想到了海洋。

地球表面超71%被海水覆盖，与人类对陆地资源的开发相比，海洋里的资源和能源反倒是无穷无尽的。但是，开发海洋在技术和装备方面都比较弱，当时我就想如果能在水下建一个海洋物联网，那很多认识、开发海洋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于是，我围绕水下通信做了很多调研，由于电磁波在水下衰减非常快，根本无法实施稳定的长距离信息传播，而水声通信是唯一可行的水下中远距离的信息传输手段。

但是，水声通信的能力非常弱！2000年，3-5公里的水声通信速率仅为80比特每秒（0.08kbps），比拨号上网（56kbps）都差远了，根本不可能成网。我就思考水声通信为什么会这么弱，通过研究发现，之前的研究路径需要改变。于是，我从计算机通信网络的角度提出一套新方法，即从理论分析到模拟仿真再到做系统，2007年团队成功研制出水声通信（声通）工程样机，通信速率由原来业界的典型0.1～0.3kbps提高到6～9kbps，实现了“水下高速通信”。

《湾区科技评论》：到了可以应用的级别，这是个突破性的创新。

崔军红：是的。这样很多事可以做了，例如组网、协同、数据传输等等。照目前已有的新方法，在一两公里内到达一两百Kbps的传输速率还是可以的，以前的速率只有几百bps。技术进步要一步步来，现在相当于实现“水下2G”，等实现3G就是几十K，再往后就是几百 K。

《湾区科技评论》：现在最高能达到150K的传输速率？

崔军红：在几公里之内是可以做得到的。技术突破是一回事，产品的更新迭代也需要时间。通信速率大幅提升后，我们期待的水下物联网就有了实现的可能性。比如水下机器人这块儿，我们就能够控制协同，让机器真正的“活”起来。以前的水下机器人（无人潜航器）有两种，一种需要有母船的缆绳牵引，费力且活动距离短，更关键的是有船牵引就意味着有人操作，机器人很难实现真正的自主化。还有一种是纯自主式，下水之后无法获知它的准确状态。现在不一样了，有了通信网络后，我们就可以实现远程操控，这样不仅机器人的水下作业状态可以及时传回，我们也可以将控制信息传到水下，信息上传下达就不成问题了。陆地上有机器人参与，对于降本增效肯定是有用的，而水下机器人的角色却是不可替代的，尤其在一些恶劣环境下，或是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机器人的作用更为重要。

《湾区科技评论》：你在美国做的这些工作已经是突破性的了，从科研成果转化成为投用的产品又经历了什么？

崔军红：我经常说科技成果转化有两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基础研究到科研用的工程样机；第二阶段是从工程样机到可用的基础产品。2007-2008年，我带领团队把工程样机做出来，之后我们又用了三年时间，把工程样机打磨成一个可用的产品。2012年，产品一推出就被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采用，并获得很高的使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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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科技评论》：你正式回国发展前也多次回国考察，在这期间对国内环境的感受有什么变化？

崔军红：我是1998年去的美国，我发现直至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蓝色中山装”时期。就我自身感受而言，中国的科技水平确实从2000年开始腾飞，但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总体感觉硬件条件不错，“软性”建设方面还有较大欠缺，比如人的意识和素质，以及服务水平等还有待提升。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向世界展示了不一样的中国，很多情形发生了很大转变。

2011年回国时，我开始觉得国内发展环境明显不一样了。我记得那一年三个星期走访了九个城市，包括内陆的成都和西安，北边的哈尔滨和长春，然后是北京，再到青岛、上海、宁波等地，把沿海代表性城市走了个遍。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各级政府对科技、对人才开始高度重视。

《湾区科技评论》：回国发展是你的一次重大选择，当时是一个怎样的契机？你又是怎么考量的？

崔军红：我是2016年全职回国，确切说是把教授关系落在了吉林大学。当时给我发出邀请的除了吉林大学外，还有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等沿海高校，以及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致力于海洋或水下研究的高校都来找过我，综合考量后我还是选择了母校。回吉林大学有两个原因：

首先，我是吉林大学本科毕业的，当时正好赶上母校要“上天入海”，成立了一个新兴交叉学科学部，校长和党委书记邀请我回母校组建海洋部。黄大年老师（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首任部长）是地学部的，在英国待了很久，视野比较开阔，他于2009年回国工作。2014年7月1日，我跟黄大年老师长聊了一次，他当时就很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做的水下通信及网络的重要性，力邀我回母校一起为国家的海洋事业做贡献。

另一个因素跟母校学科发展有关。我本科就读于吉林大学计算机专业，当时的吉林大学计算机系在全国数一数二。不夸张地说，人工智能在国内的鼻祖应该是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对于这点也非常自豪。后来，由于大环境的变化（包括人才流失等），这个学科的排名下滑很厉害。当时担任吉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的是我的师兄魏晓辉，他邀请我回母校，希望能把这个学科重新带动起来。

我是这么考量的：我本科就是计算机出身，然后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计算所）攻读硕士，后来又去了美国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攻读博士，包括执教也是在美国康涅狄格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这一路下来都是围绕计算机科学(CS, computer science engineer)做研究，所以我深知CS作为一门应用科学，实际上是可以通过某些契机带动起来的，比如智慧海洋。用海洋研究把母校的计算机学科给带动起来，是我回吉林大学的最大初衷。

《湾区科技评论》：回国之初做了哪些构想？

崔军红：回国之后，一方面，想带动吉林大学的研究方向、培养人才，争取一些大的科研项目。另一方面，想把这个行业带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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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科技评论》：看得出来你对全职回国还是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最终又是如何与深圳结缘的？

崔军红：说来话长。刚刚也提到，2011年我就觉得，与以往相比，中国的发展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国家重视科技、重视人才，强调“科技创新是强国之本”“人才是第一生产力”，这些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更关键的是国家开始重视海洋了，像2012年蛟龙号载人潜水器7000米级海试成功等等。2012-2016年间相当于为回国做准备，那段时期我从各方面做调研、做交流，对长三角关注比较多，但最后还是选择落地深圳。这里面有一些机缘。

智慧海洋科技的CEO（首席执行官）陈学思先生很早就来了深圳，从事互联网通信行业工作。他看到深圳的消费电子市场已经趋于饱和，为寻找新的发展机遇，他在长三角考察，正好我们碰上了。他说，“你要想干一番事业就得来深圳”。

当然，我也从各方面考察这座城市：第一是地理位置，深圳是离南海最近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沿海大城市之一，海南位置更优越，但相对而言经济实力占下风。第二，当时的深圳已经把海洋产业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但一直不知道从何入手。于是我就想，深圳有能力做、有意愿做，不知道怎么做，那我们过来不正合适吗？智慧海洋(Smart Ocean)的概念，我2009年在美国时就提出来了，核心其实就是智能技术，说白了就是信息技术下海。智慧海洋的学名应该叫海洋电子信息。所以，我选择落地深圳的第三个原因是：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实力非常强，国内其他做水下电子方面的公司，它们的产品都要在深圳打版，各种电子元器件也要从深圳采购，说明深圳在这个领域的配套做得非常好，包括这里有很多通信电子信息类的专业技术人才，只不过在海洋产业方面的底蕴还不够，尤其海洋工程船舶。

总之，天时（战略）、地利（地理位置）、人和（技术、人才和政府政策支持）都具备了，2016年8月，深圳市智慧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在深圳注册成立。

《湾区科技评论》：你对形势的把握很准，抓住了机遇。

崔军红：是的。但公司成立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做很多工作。海洋研究本身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它不像消费电子类，其最大应用场景还是海防、海油、海运等领域。我国的海洋产业虽然发展历史也蛮久了，但它还是非常的传统（不是保守），因为海洋这个行业最强调安全可靠。到了茫茫大海，你会感觉人非常渺小，任何设备下水如果安全性无法保障，耗费的人财物都是巨大的，甚至影响到人的生命安全。所以说，海洋电子信息赋能海洋产业，有很大机会，更有很大的挑战性。今年的三四月份我已经出海两次了，每次十几天，因为大的项目需要负责人亲自带队做试验，这种感触尤其深刻。

另外，我们倡导“智慧海洋，通信先行”。没有水声通信，其他搞得再好对整个产业的根本性提升也无济于事。为什么陆地乃至太空科技能发展这么迅猛？因为无线电通信在陆地、在太空没有问题，但在水下不可行。

因此，近二十年，我们一直聚焦水声通信网络，致力于打造海洋物联网，从而推动“认知海洋，开发海洋，利用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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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科技评论》：在科研和成果转化层面，又做了哪些尝试？

崔军红：我在2020年就积极推进深圳市海洋电子信息产业研究院成立的事情，但由于受疫情影响被推迟了。2021年，作为深圳市第七届人大代表，我在深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力推建设蛇口国际海洋城，探索海工装备、海洋电子信息等蓝色经济，并且提出要建立海洋电子信息产业研究院。南山区的领导非常重视这个事情，于是2021年11月24日，在省、市、区各级政府领导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深圳海洋电子信息产业研究院，其成立的意义在于真正把技术端和应用端连接起来。

目前，深圳在海洋方面还有很多欠缺，但技术转型已经做得不错了，咱们得和全国各地的优势单位合作，引入相关人才和技术。有需求、有应用，再加上政府推动，整件事就顺畅了。但是，产业研究院的衔接角色不是那么简单的，目前我们的重心在第二阶段——产业孵化及科技成果转化，接下来还要延伸到第三阶段——大规模引流。我们国内高校院所的很多科研成果基本在项目结题之后就束之高阁了，缺的永远是走向市场这一步！所以需要有一个转化平台把大家的成果汇集起来，连接需求，推向市场，这也是产业研究院成立的最大意义所在。

《湾区科技评论》：目前，你的团队与外界开展了哪些合作？

崔军红：合作的案例很多。高校这一块儿有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吉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等。产业研究院吸引的人才正是来自这些高校院所，他们有核心技术，但是不知道怎么产业化。需求端方面则有很多大企业参与，比如中国船舶集团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旗下的许多研究所。用户端则有中石油、中海油等。

《湾区科技评论》：6月9日，你担任院长的深圳市海洋电子信息创新研究院揭牌了，为何会选择和电子科技大学（深圳）高等研究院共同组建？

崔军红：和电子科技大学的合作也有机缘在里面，这几年有很多高校都来找我谈合作，我想我们的实验室研究基础已经很好了，要和高校合作打造一个强有力的平台，一定要能汇聚全世界最顶尖的人才。正好电子科技大学在深圳建立了高等研究院，该校电子信息学科特别全，从建校至今有20万校友，其中6万在深圳，8万在粤港澳大湾区。可以说，电子科技大学与深圳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所有这些最终促成了我们的合作。

《湾区科技评论》：创新研究院和产业研究院的定位有什么不同？

崔军红：产业研究院关注的是整个海洋产业化大平台，致力于打造海洋电子信息产业科技创新和引领高地。而创新研究院的重心会偏基础科研。一般做科研首先要有理论研究、数学分析，建立仿真模型，然后把原理/工程样机做出来，这是第一阶段即基础研究阶段。第二阶段是样机转化为真正可用的产品。所以创新研究院的角色主要在研究的第一阶段呈现。当然未来它并非完全是科研的角色，也会承担教学人才培养。产业研究院主要做第二阶段的事情，企业做第三阶段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把整条产业链打通。

《湾区科技评论》：虽然两个研究院成立时间都不长，但技术的积累已经形成了，你的布局思路也很清晰。

崔军红：是的，包括人才积累。我们现在只是引进第一批人才，后续还会引进很多人。我们整个运作的体系很清晰，不是说某天要成立研究院再去考虑招兵买马。

我在美国期间组建了一个水下传感器网络实验室，对产学研的闭环转化机制还是有清晰认知的。其实我在2011年之前就打定主意要回国，但是我觉得要把基础先打好，所以又准备了5年，2016年才全职回国。我2003年开始做教授，那年年底开始涉足水下通信的时候就做过分析，之前投身该领域的大多研究人员都是搞水声物理出身，和计算机通信网络的系统思维很不一样。2007年，我们做出了水声通信样机和水声网络系统后，我就知道我们已经确立了该研究领域的引领地位。到2012年我们把产品做出来之后，我对行业的发展就更有信心了。

另外，我在美国曾经牵头成立智慧海洋的校企合作研究中心，它是由美国自然基金委的I/UCRC（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er）项目支持。I/UCRCR是美国自然基金委最成功的项目之一，已运营30余年，其合作机制非常有效。我觉得中国可以借鉴学习。这种合作模式在国内其他城市可能很难行得通，但深圳可以。研究院的成立实际上也相当于结合深圳自身的特点，打造一个专门、专业的产业孵化加速平台。这是我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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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科技评论》：目前来看，海洋产业是一个大蓝海，刚刚开启。

崔军红：是的。别的行业通常是我们跟在别人后面跑，但海洋领域真做好的话可以引领世界。目前我在推进“两院一场”建设，“一场”即试验场，因为所有海洋相关的技术和装备一定得在海洋环境里测试（海测场）。

我们在策划两个海测场：一个是机动试验场，另一个是长期固定试验场。我们现在能做到水声通信网络的产品引领，但要想做到行业引领的话就得靠政府花大力气了，在试验场上要舍得大投入。

在深圳市人代会上曾有市领导提到，深圳人民的海洋意识还不够强。可能是因为开放创新已经成为深圳市的名片，所以大家对深圳的期望值也更高。现在消费电子类市场趋于饱和，未来如果深圳真正能把海洋产业做起来，搞增量，那就大不一样了。

《湾区科技评论》：你到深圳后也参与了深圳海洋产业发展规划，具体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崔军红：2017年6月，深圳获批成为国家“十三五”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这是继2016年12月国家海洋局批复深圳为首个“海洋综合管理示范区”后，国家赋予深圳在海洋产业发展方面的又一重大使命和殊荣，我很荣幸地深度参与并见证了这一过程。深圳在向国家进行申报的时候，我帮忙梳理申报材料，最初的三个方向是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和海洋高端装备。我的意见是，深圳要突围就要搞海洋智能高端装备——有机器人载体平台，有传感器，有可再生能源，更得有核心的通信网络，这样就把深圳所有的优势集中到一起了。我参与准备了申报材料，最后顺利获批。

2018年，国家开始提出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其中一个是上海，一个是深圳，我也参与撰写了战略行动规划。2019年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支持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意见》里别的方面都比较详细，唯独海洋这块儿不详细。但是，最大的惊喜就在这里。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了很多规划，包括空间规划、产业规划等，慢慢地把各种脉络都捋清了。

2022年6月，深圳市政府正式批复通过了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海洋渔业局）、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编制的《深圳市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深圳将加快建设海洋大学、国家深海科考中心和探索设立国际海洋开发银行。

在这中间还有个故事：2018年的时候智慧海洋工程早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对广东来说，我觉得还需要自己的“抓手”。当时，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提出海洋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海洋高端装备、海洋生物、天然气水合物（如可燃冰）、海上风电、公共服务。这五方面都不错，但好像还是没抓住主要矛盾，那就是：广东省在海洋领域有什么会做得比别人好，而谁也拿不走？沿着这个思路，我提出“海洋电子信息产业”，它不仅独立成产业，还可以赋能其他五个产业。省领导听取了我的建议，“五大”海洋战略新兴产业变成“六大”，并且海洋电子信息居首！

《湾区科技评论》：目前深圳海洋产业在空间上是怎样布局的？

崔军红：目前主要布局在南山、盐田、宝安、大鹏新区。深圳西部的海域虽浅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把试验场放在深汕合作区；宝安区主要发展小型制造，真正的技术研发核心在南山；盐田区就是盐田港了，建设智慧港口、智慧海洋物流；大鹏新区一是发展海洋文旅，二是要落地建设深圳海洋大学。关于海洋大学建设我已经提了建议，就是要联合深圳各大高校的优势学科，比如搞海洋科学的，搞海洋电子信息的，还有研究海洋新材料的，等等。当然，真正要建立一所有影响力的大学，难度还是挺大的。总体而言，我认为大的发展空间还是在深汕合作区1100多平方公里的海域，把试验场放在那里可以促使很多海洋大型制造企业往那个区域汇聚。一旦海洋产业被纳入深圳的GDP统计，那就相当可观了。海洋产业确实是非常值得投入的，关键是增量空间巨大，无论是对城市发展还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影响力都非常大，它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几代人受益的事业。

《湾区科技评论》：客观来讲，目前大家的生活场景跟海洋产业直接联系还是比较少。

崔军红：我认为这是一个文化宣传的问题。郑和下西洋总共航行了7次，首次是在1405年。平常大家一说起海洋，更多想到的还是帆船、海滩之类和旅游相关的项目，这种属于很浅层次的认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关心海洋、认知海洋、经略海洋”，实际上“关心海洋”这一步真正做到位都是很难的。但是，最近几年氛围明显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海洋，尤其是在2019年深圳提出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之后，从政府层面到社会层面都开始重视，包括电视台也进行了大量宣传。今年参加深圳市人代会，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好多代表提到与海洋相关的事，认知比去年都加深很多。

《湾区科技评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海洋旅游消费，从消费市场方向或许会更快走进大众。

崔军红：如果没有疫情影响，在娱乐潜水这块儿可能这两年就做起来了，我们已经在跟一些企业合作并推出了产品。2019年我们做了很深入的市场调研，随着水下消费类市场的日渐成熟，相关产品，比如水下跟拍机器人，最终肯定会大幅降价，就像现在的无人机一样，大众也能消费得起。但潜水的第一要务是安全可靠，如果潜水员能装备体征监测系统，实时把信息传到保障船上，这类产品就变成不可或缺，一定会畅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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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科技评论》：你现在身兼多重身份，包括教授、科学家、企业领导人等等，在时间分配上是怎样的？

崔军红：回国之后的前五年，应该说教课比较少，重心放在大项目与产品化上面，因为我的科研成果最紧要的是得落地，只有这样才能支撑后续的发展。但我一有时间就会给学生做一些辅导，给他们讲一讲科研思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回国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可以说需要把一部分精力重新放在教书育人上了。当然，不是教基础性的课程，我在过往的科研中也积累了不少经验，现在要体系化地培养专业人才。此外，现在整个科研平台已经搭起来，更加需要人才，所以培养人才并带其做科研就很关键了。

《湾区科技评论》：对于海洋产业相关人才培养，你有怎样的思考和计划？

崔军红：现在对海洋产业发展各方面的人才需求比较旺盛，所以很多高校科研院所希望我设计一套培训体系，我正在做这件事情。电子信息技术要下海，没有体系化的培训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在设计一套理论培训课程。不仅如此，后续我还会开设一些实践课，很多需要直接到海里去做试验。我经常说，去浅海不算真正的实践，去海湾也不算，只有到深海那才叫真正的战场。除了参加海上试验，还要去相关企业进行产业研究，这些都是很好的实践环境。一段时间我会集中精力把深圳的海洋人才培养体系建立起来，因地制宜、因材施教。

《湾区科技评论》：目前，海洋产业发展情形类似互联网早期，你所做的工作属于底层技术搭建，也是整个产业最重要的一部分。

崔军红：是的，先做好底层技术铺垫，然后到装备，再到系统，最后通过产业研究院实现成果转化。我有一个“空天海潜”一体化通信网络的构想。空、天、海都好说，因为相关技术比较成熟了，但瓶颈在水下（“潜”），而所有的资源、能源也都在水下，因此要面对的挑战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