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内蒙古｜斯琴别立格：罕见的翁婿三人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两届全国政协委员的传奇故事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参加这次会议1226名代表(实际报到1211名)，代表着6亿人民的伟大意志，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经过普选产生的。毛泽东向大会致开幕词《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刘少奇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做《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还通过了国务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等各项组织法和周恩来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朱德为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会场里，有三位代表受到广泛关注，载涛，北京代表，满族。达理札雅，载涛女婿，第一届甘肃代表、二、三届，内蒙古代表，蒙古族。杨复兴，达理札雅女婿，载涛外孙女婿，甘肃代表，藏族。传奇的是他们是一个家族，三个民族，三代人互为翁婿，代表了中国的满族、蒙古族、藏族三个少数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全国人大的首次会议上，翁婿三代共商国是。

在这次隆重盛大的会议上，毛主席接见了载涛，并亲自任命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马政局顾问，因载涛擅长演猴戏，毛泽东主席风趣的称他为“弼马温”。许多记者争相拍照、采访，并发布新闻，尤其是翁婿三代一起参加人代会，直到很多年之后都被传为佳话。

当时大会给两位当年的藏族土司和蒙古亲王安排下榻北京饭店。住在北京的载涛说：现在我们都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代表人民利益，省一省，别住宾馆了，来家跟我一起住吧！

于是载涛的女婿达理札雅、达理札雅的女婿杨复兴住进了西扬威胡同。西扬威胡同是简陋的，住着二十多户人家，脏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一家人都高兴，当时载涛的女儿金允诚也在北京，住在新开路43号，金允诚的女儿杨复兴的夫人达芝芬与杨复兴一起来的北京，一家人从内蒙、甘肃聚集在北京团聚了。一大早翁婿三人夹着文件夹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回到家就描述会议中振奋人心的消息。

一天西扬威胡同来了几位客人，惊动了整个西扬威胡同的街坊邻里——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来到了西扬威胡同载涛家，来看望满、蒙、藏翁婿三代人大代表。习仲勋同志转达了周恩来总理对一家三代的问候，对当年杨土司为红军开仓放粮再次表示感谢，对博峪事变表示惋惜。习仲勋同志亲切地与他们交谈，询问内蒙古的经济发展，探讨甘南藏族群众思想与信仰的转变。习仲勋称赞他们是五族共和的好家庭，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典范。习仲勋同志很关心达芝芬，知道她在甘南藏区生活不习惯。达芝芬说她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已经参加了工作，还当了卓尼县妇联主任。习仲勋同志幽默地说，好啊，欢迎妇联主任来北京！看到载涛的房子很简陋，住得很拥挤，问他们为什么不在宾馆住，会议上都安排好了。载涛说，我们一家人团聚不容易，和街坊邻居们住在一起更热闹啊！那几天西扬威胡同的街坊邻居们都知道，载涛家住着曾经的涛贝勒、蒙古阿拉善亲王及福晋和甘肃土司夫妇，习仲勋同志代表党中央来看望他们，西扬威胡同不简单呀！

载涛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七叔，辛亥革命后，以平淡度日，坚决不与军阀、汉奸为伍。新中国成立起，即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各项工作。他的言传身教也影响了后人，都能秉承家训，低调为人，勤恳做事。特别是其两代女婿达理札雅和杨复兴，他们同为旧贵族，前者系阿拉善和硕特亲王，后者是甘肃卓尼土司，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主动调整自己的人生定位，坚定地站在人民的一边。

载涛：“当好人民的弼马温”

载涛（1887 --1970），字叔源，号野云。出生于北京，民革成员。满洲右翼近支正红旗头族，醇贤亲王第七子，钟端郡王嗣子。1906至1908年就读于贵胄军事学堂。1908至1910年留学法国索米尔骑兵学校。1908年12月，加郡王衔，任总司稽查，清庭新设禁卫军后，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1909年奉命管理军咨处事务，1911年任军咨大臣并掌管禁卫军。日军侵华期间，拒绝到伪满洲国任职。1950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1957年任北京市民委副主任。1954年起先后当选为第一届、二届、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第三届、四届中央委员。

1950年6月，在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建议和政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邀请下，载涛列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会议期间，周总理接见了载涛：“一届一次会议没请您参加，怪我有大汉族主义。要不是李济深提醒，我把您这位满族人民的代表都给忘记了。”总理不但表示了诚挚的歉意，还送给他一本政协一届一次会议的纪念册，邀请他向政府提出议案，为建设新中国出谋献策。

事后，载涛找到李济深、蒋光鼐（民革中央常委）商量议案，二人告诉他说：“发挥你的专长。你懂马，就提个军马方面的议案吧。”不久后载涛就拟写了一份有关改良马种以利军用的提案。

案由：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

理由：查现代军事，以机械化为主体。但我国幅员广袤，交通甚为不便，对于军事运用，仍需依赖马力；我国马种马力向未要求改良，效力比较落后。载涛对于马政稍有心得，愿贡献我人民政府采择研讨，以利军用。入蒙议决，自行拟具详细意见书，交由军委会审核办理。

提案人：载涛

副署人：李济深、蒋光鼐

周总理对这一提案非常重视，很快呈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批阅了这个提案，对载涛赤诚的爱国之心、渊博的军马知识十分欣赏，提议任命载涛为砲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并把这个提案批转给了朱老总。1950年8月10日，毛主席亲笔签署委任令：“兹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砲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当载涛接到委任令的时候，兴高采烈地说道：“我演猴戏，孙悟空只当上了天廷上的弼马温。这回毛主席让我当上了炮司马政局顾问，那我就得当好人民的‘弼马温’。”

同年10月，志愿军入朝作战，载涛的四孙女金霭璇、五孙女金霭珧也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当时苏制卡车等机械化运输工具不适应朝鲜崎岖山地，后勤补给存在问题。朱老总直接下达命令，让马政局紧急选购25000匹军马调往朝鲜前线，载涛和同事们一起奔赴东北、内蒙古等地，如数征购到军马及时送到前线。

为进一步熟悉全国军马场的情况，1951年起，载涛开始奔赴东北、西北各军马场调研，开展马种改良工作。调研中，载涛发现各军马场管理水平存在差异，特别是从国民党手中接收过来的马政管理机构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于是，他和郑新潮共同起草了《整合与收编各旧马场》的请示报告，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马政局陆续收编、整顿、整合、扩建军马场26个，建立全国性改良军马种站50余个。

1951年秋，载涛与郑新潮（马政局局长）、山川宗义（日本兽医）等5人赴甘肃山丹、永登和宁夏贺兰、青海贵德军马场调研，历时3个月，直到腊月三十才返京。

赴西北考察，借道阿拉善，载涛顺路去探望了阔别八九年之久的、他的女儿金允诚（1906-1969）和女婿达理札雅及外孙们。当金允诚听到自己父亲已经到达银川的消息后，兴奋得一宿没睡着，第二天天不亮就忙着起来准备。父女相见，在阿拉善的两天，载涛到哪儿，金允诚就跟到哪儿，生怕老人丢下自己马上离开一样，她把阿拉善各种风味食品都拿出来让载涛品尝。短暂停留后，载涛又起身调研去了。

载涛和郑新潮在赴山丹军马场调研时，途径一个小村庄，天黑了就将就着住在这个村唯一的旅馆“大车店”。条件很艰苦，大通铺，还有夜晚在炕上到处乱窜的耗子和虱子，这让怕耗子的载涛一宿没合眼。回京后，家里把载涛的衣服用开水烫了好几次，才把衣服缝里的虱子清理干净。后每谈及此事，载涛却不以为苦，反而引为骄傲，他把身上的虱子称为“光荣虫”。郑新潮问他：“过去您老没吃过这苦吧，您哪儿来的这劲头，一点都不比年轻战士差。”他笑了笑，拍拍腰间的手枪：“当兵的不能怕吃苦，我现在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军队服务。周总理礼贤下士，朱老总把全军的军马担子交给我，我心甘情愿吃苦。当年土肥原（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拿手枪逼着我去伪满当骑兵总司令被我拒绝，那是我不甘心忍受外侮，宁死也不做民族的败类。我这劲头就是这么来的。”

1970年9月2日，载涛去世，终年83岁。载涛去世后，郑新潮不胜凄怆，写下七律《悼载涛顾问》：

“彻夜车骑盛帐仪， 风餐露宿顾相依。

祁连并辔千山雪， 古堡携观万马迤。

霍卫边墙烽墩老， 汉朝关月物星移。

草滩巡礼河西静， 狼啸边声逐马蹄。”

达理札雅：“跟着共产党走就是幸福。”

达理札雅（1906--1968），字锐荪。蒙古族，出生于阿拉善厄鲁特旗定远营。自幼师从张更敦学习蒙语和民族习俗，师从曹铁保学习汉语、历史和待人接物的道理。10岁以后跟随父母居住北平，先后就读于求实中学和北京大学，学习蒙、汉、英、法、满文，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就读于于求实中学和北京大学并对国文历史有所研究。1925年，达理札雅在北平与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妹、载涛贝勒的女儿金允诚结为伉俪。1931年，父亲塔旺布里甲拉（即塔王）病故。同年底，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达理札雅为阿拉善旗札萨克，继承亲王王位。回到阿拉善旗后，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进行了一系列变革。1949年9月23日，宣布和平起义。达理札雅从一个封建王爷转变为新中国的革命干部，曾任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巴彦淖尔盟盟长和阿拉善旗旗长等职。1954年起先后当选为甘肃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三届人大代表,全国第一届、二届、三届人大代表。

20世纪早期，中国正处在大变革大动荡大改组的年代，当时北平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西方的民主进步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我国的进步人士纷纷在北平等地集会结社、组建党派、倡导新学、宣传革命。在新环境、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影响下，达理札雅广开见闻，思想进步，政治开明。居京期间曾经担任过袁世凯的侍卫武官。达理札雅兴趣广泛，骑马、打枪、射箭是他的三大爱好，蒋介石、戴笠、朱绍良、张学良都送过他漂亮的手枪。除与少帅张学良结交外，他与奉军名将于学忠、宋哲元亦有交往。社会实践和广交朋友，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社会阅历，开阔了政治视野，对人间的冷暖炎凉有了深刻的体会。在达理札雅执政前的阿拉善旗，从来没有过学校，民国初年，只在定远营开设有私塾，有三四名蒙、汉文私塾先生，再有就是旧印房有“达司呼尔”（练习生），都是从旗里选拔的青年到衙门学习蒙文，择优充任夏季官吏。全旗牧民中能够识字的就更少了。

达理札雅尤其在教育上花了很大的力气，除在旗内建立了两所小学外，还建立了一所女子学校，并主动让出王爷府东院内的15间房屋，其中 5 间房屋作教室，2 间作招待室，1间为准备室，2间为教员室，2间为校长办公室，3 间为储藏室。

由于封建思想的影响，当时许多家长不乐意让女孩子们抛头露面去上学。金允诚让自己的格格们带头报名，并由旗政府下令，让旗官员与差役们的女儿入学，终于1937年4月15日、阿拉善霍硕特旗定远营女子小学正式开学，编印了石印出版的蒙汉合璧《蒙古文教科书》。女子小学校的校舍就设在旗王府东院里,校长由金允诚女士担任，有正式教师5名（金允诚、金幼诚、刘延庆、谢尚德、俞世珍)，兼职教师金幕然等3名，另聘请传教士包某（芬兰人）任英语教师。招收学生46名。其中，蒙古族20名、汉族18名、满族6名、回族2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7岁，最大的14岁，平均年龄为11岁。校方根据学生的原有文化程度，设半年级、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等4个班，分2个教室上课。学生所用课本均免费发给，还免费发一些笔墨纸张。学生在校期间一律穿学校统一发的校服（分冬夏装）。金允诚将自己每月36元的薪金全部交校，以作公用。女子小学开设国语（含毛笔练仿）、蒙古语、算术、社会、自然、体育、音乐、图画、卫生、公民、劳作、英语等12门课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达理札雅去内蒙古自治区工作，并不时回北京居住。阿拉善王府九代十位王爷的藏书是非常丰富的，在正房的西屋有四间房子藏满了十位王爷收藏的书籍。达理札雅决定把书都捐赠到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图书馆派了几辆卡车，工作人员清点了图书，粗略概算，大约900多种，2万多册图书，包括非常珍贵的元史和邸报。邸报也叫“京报”，从同治、咸丰，一直到光绪、溥仪，跨了晚清的四位皇帝，皇帝的起居生活都有详细的记载。阿拉善捐献的邸报有两个特点：一是数量多，有5000多册（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有3000册左右）；二是来源广，来自北京、陕西等四地的报馆。对于研究历史，尤其研究晚清史的学者来说，对这类东西是非常感兴趣的。其中蒙古王府本《石头记》手抄本藏书现在是国家的一类文物。

1954年9月16日至26日，一届一次全国人大代表会议就各项主要议程进行分组审议和大会发言。先后共有164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其中，达理札雅代表发言时说：跟着共产党走就是幸福。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周总理的报告.

五年来,我们甘肃蒙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民族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造成的互不信任、相互歧视的旧的关系正在逐日消失，而团结互助、友爱合作的新的关系正在不断成长并日趋巩固。甘肃蒙古自治区的成立，就是这种新的民族关系成长发展的结果。五年来，随着民族关系的深刻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和提高，无论在农业区或牧业区，城市或乡村，都已确实地改变了旧日的面貌。甘肃蒙古自治区在畜牧业生产方面，经过防疫保畜等工作，几年来牲畜数量有很大增加。据1953年统计，骆驼增加了138%，羊增加了214%。在磴口县农业地区，经过土地改革，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已有开展，现在组织起来的农户，已占到总农户的73%，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教育方面，解放前广大草原地区没有一所小学，现在设立了九所；而在巴音浩特市区，学生人数增加了178%。随着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有了初步的改善。各族人民特别是蒙族人民已从自己的实际生活中深刻体验到一个简单的实理：跟着共产党走就是幸福。

我们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主要的是：我们的政策水平低，工作经验不足，不能很好地根据政策结合实际做好工作。对农牧业生产的领导不够深入，总结推广群众的先进生产经验做的还很差。对『收工、收主两利』政策的宣传和贯彻还不够，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引处深刻的教训。今后促使我们的工作由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必须继续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加强民族团结，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特分子利用各种方法进行破坏团结和建设事业的活动，大力发展农收业生产，为达到生产茂盛、人口兴旺而努力。

让我们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为解放台湾，为实施宪法，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和祖国而奋斗。（1954年9月23日）

杨复兴：“我还可以继续关注，我要跨世纪”

杨复兴（1929--2000），藏族，藏名班麻旺秀，甘肃卓尼人。1947至1949年，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授予少将军衔。1937年继任卓尼第二十任土司。1938年当选国大代表，1943年起，任洮岷路保安司令。1949年在卓尼率部起义，历任卓尼民兵司令兼卓尼县县长、甘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南军分区副司令员、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委员和甘肃省民委副主任。“文革”期间，杨复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69年在甘肃省徽县红旗山“五七”干校劳动。1973年7月至1981年12月任西北民族学院副院长。先后任甘肃省第五届、六届、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3年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咨询员。1950年起，第一届、二届、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杨复兴出身自明至民国有着500余年历史的世袭土司之家，历代土司都审时度势，顺应时代的发展。第九任土司杨朝梁曾协助朝廷平定三藩之乱，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安定团结，第19任土司杨积庆曾在1935年至1936年间，在中央红军一、二和四方面军长征途中，拒不执行国民政府阻击红军的命令，暗中指示当地群众为红军架桥铺路、开仓放粮，帮助红军顺利通过腊子口天险。1937年，国民党74师师长鲁大昌以杨积庆私通红军为由，策划“博峪事变”，将杨积庆、杨琨父子一家七口杀害，引起当地群众极大愤怒，要求国民政府严惩凶手，迫于形势压力，国民政府任命杨积庆年仅8岁的次子杨复兴为第20任土司、洮岷路保安司令。

1949年9月起，解放军挺进大西北，杨复兴受其父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和王震派来的解放军代表联系。

9月11日，杨复兴率参谋长杨生华、团长杨景华、雷兆祥、赵国璋、参谋张志平、副官陈世昌、禅定寺僧人乔都盖、各旗总管宣布起义，彻底废除了长达500余年政教合一的世袭土司制度。

10月10日，杨复兴率代表团一行22人，赴兰州晋见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和贺龙、习仲勋等领导同志。期间，彭德怀对杨复兴率部起义的明智之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并回忆起他当年长征途中得到老杨土司暗中援助的经过，不胜感慨。彭德怀对杨复兴说：“你还很年轻，我党很需要你这样的民族干部。”杨复兴表示卓尼地区藏族人民接受并欢迎共产党的领导，土司武装愿意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

1950年2月，杨复兴赴阿拉善定远营与达理札雅和金允诚的二女儿达芝芬完婚。早在40年代达制芬在兰州读书期间，就通过张钦武的介绍认识了。成婚后，达芝芬全力支持杨复兴的革命工作，历任卓尼县妇联主任、甘南州妇联主任、西北民族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当选为政协甘肃省五届至第七届的政协专职常委，积极参加政协各项活动，履行常委职责，团结少数民族同胞和宗教界人士。

1951年，杨复兴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学习工作期间，经范明同志（西藏军区副政委）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1954年，杨复兴在同达理札雅进京参加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时，载涛不让他们住大会接待部门已安排好的饭店而挤住在家里，载涛得意地说：“这才是一家人！咱爷儿仨现在是人民代表，住在平房大杂院里会更好地接近人民。”

1956年，由杨培发、曹文蔚同志（卓尼第一届、二届县委书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土司向共产党员身份的转变。

作为少数民族干部，杨复兴始终关心家乡的发展，足迹遍布甘南卓尼、舟曲、迭部的全部乡镇和村寨，为群众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杨复兴每到一地，首先去的必是学校，看望教师和学生。1992至1993年，先后两次将自己积攒的13000多元捐赠给卓尼县柳林小学。他后来又得知卓尼藏族中学教学设备落后，学校宿舍条件很差，又积极和省上有关单位联系，为该校捐赠电视机和英语教学无线设备，从省财政厅申请30000元用以改善教学和师生住宿条件。

多年来，杨复兴先后协调迭部、卓尼等矿场、草场纠纷数十起，及时化解群众矛盾，有效地维护了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

作为人大代表，杨复兴一直关注甘南林业生态保护。曾在甘肃省人大八届二次会议上甘南小组会议上呼吁：“甘南的森林已到了毁灭的边缘，若不立即阻止并采取保护措施，我们这一代人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大会结束后，抱病前往青年农场找时任省长孙英同志，反应甘南林业资源破坏情况，建议进行林权体制改革。1996年，在全国政协小组会议上，杨复兴就森林保护和林权改革做了发言，提出了《关于甘南林业生态保护的议案》，得到广泛关注。

1999年，杨复兴突然患病，9月转至北京协和医院，查出系腿部主动脉血栓塞。在京治疗康复期间，他几次对秘书说：“等康复出院了，我还可以继续工作，我要跨世纪。”然不幸于2000年1月1日下午14时许病逝。

而今，载涛和达理札雅谢世近半个世纪了，杨复兴去世也已近20多年了，但他们的精神却流传下来，不仅形成家风，薪火相传，使其后人身体力行，永志不忘，他们的人生故事，也是一股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正能量，也是社会学习的榜样。这一个家族更为神奇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二届、三届，均是翁婿三人三次参加了会议，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实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