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很可能面临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以低碳转型为名的非常规贸易战,这将降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竞争力
气候治理与低碳转型是当下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各国需要谨慎平衡能源安全与低碳转型的关系,既要加快脱碳步伐,又要确保自身经济发展和能源供应的稳定。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和地缘政治局势恶化,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因此,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可能会通过非常规贸易手段来转嫁自身的减排负担。因此,分析全球能源安全与低碳转型的整体形势,并探讨由此引发的新型非常规贸易战的可能性及其应对策略,尤为重要。
近年来,在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事件的背景下,能源安全日益成为各国的首要关切。作为全球主要能源供应国,俄罗斯在冲突爆发后对欧洲的天然气和石油供应急剧减少,导致欧洲地区出能源短缺、价格飙升。冲突爆发前,欧洲所需的天然气,超过45%来自俄罗斯。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减少了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并改变了价格和结算方式,导致欧洲能源危机加剧,推动了原材料和消费品价格的整体上涨。在低碳转型方面,全球各国正在努力减少碳排放,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然而,快速推进低碳转型也带来了诸多问题。由于推进过快、气候条件不利以及能源供应链的不稳定,欧洲遭遇了严重的能源危机。与此同时,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AI)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以数据中心为代表的AI产业大幅增加了全球能源需求。虽然AI有助于提升各行业的效率,但其运行所需的高能耗也为低碳转型带来了额外负担。资料来源:基础情景算力规模由信通院按照服务器算力总量估算,乐观情景算力规模来源于华为的估算。其余数据来源于维谛、IEA。数据中心用电量由华泰研究按照算力规模、服务器每瓦算力和数据中心能效(PUE)等估算 制图:张玲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低碳转型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中国提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战略目标,建立了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并已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全球领先者。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中国在低碳转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第一,中国的能源结构依然以煤炭为主。虽然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有所增加,但若想完全摆脱对煤炭的依赖,仍需克服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经济性挑战。第二,中国还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国际压力,这些国家通过各种手段试图将减排责任转嫁给发展中国家。例如,欧盟实施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俗称碳关税)将显著增加中国出口商品的碳成本,从而削弱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第三,随着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全球焦点,发达国家可能通过贸易手段施压发展中国家加快减排进程,以此减轻自身的减排负担。这种贸易手段不同于传统的关税或配额,更多是通过气候政策,例如碳关税,限制高碳产品的进口。
非常规贸易战在大国博弈中具有战略意义。它不仅是推动全球气候行动的重要手段,也是大国维护经济利益、增强国际话语权和引领全球环保政策的关键工具。未来的非常规贸易战很可能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名,借此占据道义制高点,成为国际经济和环境政策的新挑战。这种贸易战与传统贸易争端有所不同,其复杂性和棘手性体现在多个方面。第一,这种贸易战利用了环保和气候变化的道德优势进行贸易施压,且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公众和政策支持。第二,气候政策与贸易规则的交织增加了政策制定和国际合作的难度,涉及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能源转型等多个层面。此外,全球减排承诺与实际执行之间的差距,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排义务和能力上的差异,造成了国际社会在气候政策上的分歧。第三,技术和财政支持的不均衡分配,使得一些国家难以实现减排目标,这种不平衡也可能被当作施加贸易压力的工具。低碳转型与气候政策的背后,隐藏着发达国家通过气候政策谋求经济利益和国际地位的动机。它们一方面通过本国的低碳转型获取道德优势,另一方面又通过贸易政策将减排压力转移给发展中国家。这种非常规贸易战比传统贸易战更为复杂和隐蔽,因为它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理由。欧盟于2021年提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机制旨在对进口到欧盟的高碳排放产品征收额外费用,以防止碳泄漏(企业为避免欧盟的严格碳排放法规而将生产转移至碳排放监管较松的国家)。然而,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技术和经济实力不及发达国家,这一机制实际上形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其出口到欧盟的产品因为被加征碳边境调节税而降低了竞争力。图2展示了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影响机制及应对方案。该机制旨在通过提高出口国的碳排放成本,使其与进口国的减排目标保持一致:一方面,出口国需要采用低碳技术和清洁能源来降低碳排放强度;另一方面,出口国可以通过建立碳市场、征收碳税等策略本地化碳成本。不论是直接减排还是本地化碳成本,都将给出口国带来减排压力。在碳关税这种非常规贸易壁垒下,除了考虑常规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碳排放强度”逐渐成为国际贸易中关键的新要素。这将导致对国家间要素丰裕度的重新评估,能源结构较为清洁或生产环节较为低碳的国家可能在这个新的要素维度上占优。一般来说,国家倾向于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高的产品,这意味着在碳关税背景下,能源结构清洁、产业链低碳的国家可能在碳密集型产品上获得新的出口优势,而碳密集型生产大国则可能面临出口竞争力下降的挑战。长远来看,碳边境调节机制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例如,推动全球碳价格趋同,促使各国加大在清洁生产能力方面的投资,逐步缩小国家间在低碳新要素上的差距,从而重塑全球贸易格局和生产布局。具体到碳边境调节机制对中国的影响,在短期内,该机制初始阶段主要涉及钢铁、铝、水泥,对中国出口的冲击较小。从中长期角度观察,该机制的覆盖行业还会扩大,这可能显著提高中国高碳排放行业出口至欧盟的成本。另外,若间接排放被纳入征税范畴,对于电力消耗较高的行业,例如电解铝,可能会面临更高的碳成本负担。
未来,发展中国家很可能面临以低碳转型为名的非常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将由发达国家主导,旨在通过限制和约束贸易中的碳排放,迫使发展中国家加速改变能源结构,同时减少其出口规模。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已经初步形成了非常规贸易战的模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依赖于能源密集型或高碳排放行业,如钢铁、铝等金属开采和冶炼行业。这些行业的碳排放量大,减排难度高,因此容易成为发达国家指责发展中国家减排力度不足的目标。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气候政策的制定上处于弱势地位,缺乏话语权和影响力,大多数国际规则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因此,面对可能出现的非常规贸易战,中国需要提前布局,积极准备,尽量降低非常规贸易战的负面影响。具体有四点建议。第一,中国应继续积极参与国际气候治理框架,争取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有利合作,推动全球气候政策的公平性与包容性,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到保障。第二,针对发达国家可能实施的气候贸易壁垒,中国需要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争取更多的贸易豁免或过渡期。第三,中国应继续推进全国碳市场的建设与完善,确保碳市场的覆盖面和执行力。通过强化碳市场和减排政策,不仅可以提升企业的减排能力,还能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减少因碳边境调节机制导致的出口成本增加。第四,中国应加大对绿色技术和低碳产业的支持力度。通过推动绿色技术的自主创新,中国可以在全球绿色经济和低碳产业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同时,通过推动绿色金融等政策手段,为绿色技术的研发和推广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作者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讲席教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编辑: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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