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黑暗的夜晚：北京红卫兵的造反破四旧

中国古人的哲学，是“人之初，性本善”。善良的本性经过社会的污染，然后出现恶。所以，恶，不是人本身的问题，是社会污染造成的。

与中国哲学相反，西方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尤其是天主教更认为，人是带着原罪降生到这个世界中来的。所以，人的一生，不能靠本性制约，不能为所欲为。维持社会公平，人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同时，人也应该为自己的原罪而忏悔，而赎罪。

童年和少年，是人类最接近野兽的年龄，所以，也是无知而残暴的年龄。有人说，年轻人犯错误，就连上帝都能原谅。我不知道上帝是否真的能原谅所有年轻人犯过的所有错误。但很多少年时所犯下的罪恶，确实是无法原谅的。无论是上帝，还是众人，甚至是自己。

我童年的时代，正是中国人狂热的东奔西突，忙碌于各种政治运动和清洗的悲惨时期。人们的良知被各种宣传口号反复清洗漂染。善良和罪恶，正义与反动都被蒙上一层真假难辨的外壳。在这样的氛围里成长，我的童年更加混沌茫然。

“文革”发生时，我正是15至16岁的少年时期。那时的我，思想单纯，简单蓬勃，积极向上。在这样的人生初年，我们除了原始本性外，就只剩下被彻底洗脑后的偏执和简单执着。

我们学校的所在地是著名的祖家祠堂，是明末清初叛将祖大寿的府宅，他死后改为家族祠堂，民国初年改用为中学，后来成为北京三中。那时是男校。接着是斗争我们学校的副校长沈大逊。

记住她，一是因为我们学校是男校，除了极个别女教师外，全校一水儿秃小子。另外，沈大逊这个名字也特殊。更何况被拉上学校操场前的土台时，她是那样傲慢。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脑袋高高昂起，让人不由想起伟大的革命先烈，大名鼎鼎的江姐，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的抗日英雄赵一曼。

我心里不由暗暗担心，怕组织批判的高年级同学会下不来台。但我显然太低估高年级同学了。一位高年级同学大声喝道：“说，你是什么人？”沈大逊校长昂首挺胸，无比傲慢地大声答道：“我叫沈大逊，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低头认罪！知道你犯下了什么罪行了吗？”“我没有犯罪，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绝不低头。”台下的我们登时衷心钦佩，产生想热烈鼓掌的冲动。

高年级同学并没有被共产党员的高贵气势压倒。他们革命电影也没少看，早就没有继续跟这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废话的闲情逸致。一位平时经常在学校沙坑练摔跤的同学，人高马大。他早就上台，双手交叉抱胸，站在沈大逊校长身旁。

他是高年级学生组织者专门请来，对付伟大共产党员的打手。摔跤手双手交叉，站在气场十足的沈大逊校长身旁，轻蔑地低头说：“你再说一遍？”沈大逊毫不气馁，大声重复一遍：“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绝不低头！”

土台上忽然灰尘弥漫。原来，沈大逊校长话音刚落，摔跤手已经一个大背胯，把她狠狠撩起来又横躺着摔在地上。沈大逊校长浑身尘土，脑门被摔破了，黑框眼镜被摔烂，斜挂在脸上。

只一跤，沈大逊校长面目全非，但英气犹存。她竭力站直身体，大声吼：“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绝不低头！”通，又是一声巨响，摔跤手一句废话没有，动作简单麻利。这下沈大逊校长自己爬不起来了。

不知是真被摔坏了还是气势彻底倒下了。沈大逊校长浑身颤抖，满脸血污，说话的声音嘶哑了，情绪低落了。摔跤手抓住她脖领子，就像拎起一只小鸡仔子。这一跤，把沈大逊校长的气势彻底摔出去了。

她嘴巴嚅嗫着，半晌没有再出声。等到她能够说话的时候，你感觉到眼前那位气势如虹的英雄消失了，出现在学生们面前的，是一个丢魂落魄的走资派，一个被革命群众吓破胆的卑微渺小的叛徒。

她的声音微弱，低得几乎无法耳闻：“我，我是走资派，我，我对人民有罪。我低头，我认罪……”失望情绪登时笼罩了我们这群低年级同学的心头。本来以为能看到共产党人的英勇不屈，非常精彩，却突然变成了变节投降。我们太失望了，我们太悲哀了，我们太悲愤了。

悲愤化作力量，化作高声怒吼：“打倒反动走资派沈大逊！”“沈大逊不投降就叫她灭亡！”“在沈大逊身上踏一万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共产党员沈大逊投降了。虽然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投降给谁了——她是代表共产党投降了？还是代表反动势力投降了？

革命运动意想不到的顺利。我们第一次目睹了革命暴行的威力，无比巨大，无比威猛。紧接着，全校老师都被关起来了，天天批判，天天斗争，和平的，暴力的，和平加暴力的，暴力加和平的。

军训中止时，早上听到通知，吃过饭就整队出发。我们心里惴惴不安，总觉得什么大事就要发生。果然，路上就听到了确切的消息，“文化大革命”就要掀起高潮，北京出现了一个学生的“文革”组织，叫作红卫兵。

他们揭穿了工作组的阴谋，要求我们返校，投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运动。红卫兵？这是个什么组织？是什么人这么胆大包天，气势逼人，高瞻远瞩？一进校门，我们就知道了。

红卫兵，原来是学校中的高干子弟创办的一个组织，是保卫伟大领袖、忠于伟大领袖、为伟大领袖冲锋陷阵的核心组织。这个令人产生某种神秘感的组织，和即将降临的伟大使命，刺激得我们心痒难熬，摩拳擦掌，热血沸腾。

一进校门，就发现红卫兵已经正式成立，总部就设在一进大门的原校长办公室。红卫兵头头儿是高中二年级一个行事低调的军队高干子弟。他身份高贵，但很有亲和力。平日沉默寡言，遇事考虑周到，沉稳可靠。其他红卫兵总部成员，也是学校的高干子弟。

这时，我们才发现，这个书生气十足的学校，竟然卧虎藏龙地隐藏着大批高级干部的孩子。加上我们这些中级或中上级干部家庭的孩子，学校里干部子弟数量相当可观，因此，红卫兵出现时，没遇到任何阻力。

由于我的家庭既是高级革命干部，父亲又因为历史问题没搞清楚，因而算不上纯粹的革命干部。所以，能否参加红卫兵，我的身份有些尴尬。但那时候，红卫兵是个非常松散的组织。

虽然威力强大，却毫无管理可言。那位出身军队高干的高年级同学，红卫兵总部的主要负责人，平素就认识我，几次行动都积极安排我参加。我就这样妾身不明地参加了各种红卫兵活动。那时我感到投身在伟大的阶级斗争中，为保卫毛主席而战，很正义很光荣。

在红卫兵出现的初期，辩论是红卫兵的主要任务。辩论的内容围绕着那幅著名的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一天，红卫兵总部忽然召集我们集合。原来，东城区一间中学，红卫兵组织受到反动分子攻击，需要我们前往支援。我们火急火燎地组织好队伍，紧急出发，很快就赶到那所学校。

原来，那所学校中的干部子女人数很少，全校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同学都是工农家庭出身。虽然他们出身“红五类”，但他们反对由干部子女发起并作为领导核心的红卫兵组织，也反对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

说起来人家也没什么错啊。他们的老子虽然不是革命干部，算不上英雄，但人家是工人、农民，也是革命事业依赖的重要力量啊。所以，人家不服。为什么你们干部子女可以组织红卫兵，还当仁不让地充当红卫兵的主人？工农子女为什么就不能组织红卫兵？情绪所致，他们对那个对联极其反感。

辩论正在各个教室分开进行着。该校邀请我们前来支援的个别干部子女，带着我们与那些反对对联的工农子弟学生激烈辩论。其实，那时辩论的论点本身就含混不清，谁也难以把话说明白。不知道什么时候，辩论忽然变成了一边倒。因为我们学校大批红卫兵前来支援了，该校原来处于劣势的干部子女忽然士气大盛。

很快，支持对联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带领我们前来的该校干部子弟，和我们一起，把反对对联的同学挤到墙角。一开始还是口头辩论，只是声音越来越大，情绪越来越激昂。后来，不知道是谁突然大喊了一声：“打死这个资产阶级狗崽子！”许多拳头举起来，向墙角的同学猛捶。拳头上面，还出现了皮带挥舞的影子。

混乱之中，耳中再也听不到辩论的声音了，而是反对对联同学的惨叫声。不知道是谁，把一根皮带塞在我的掌心。我心里想着能打人吗？但想到这是革命立场问题，是对领袖忠诚的问题。再说，皮带在手，情绪激昂，不由自主两皮带也抽了下去。这是我第一次打人。也是第一次尝到武器批判的威力。

那天，我抡起了皮带，带着无产阶级的怒火与威严。但我的皮带并没有落在反动分子的脊背上，并没有打在“地富反坏右”的身上，而是落在一个素不相识，刚才还跟我握手，双方决定通过辩论以理服人的同学的头上。他的罪过，仅仅是不同意一副对联，仅仅是不能接受高级干部的子女独掌“文革”红卫兵大权。

只有打下江山的革命军人、革命干部才能算是英雄。那些工人、农民，即使帮过革命的忙，即使对革命事业充满同情并给予最大支持，拍拍脑袋夸赞他们几句可以，但让工农以及他们的子女接班掌握政权，那是绝对不能够的。他们只是革命的群众，永远也别想当革命的领袖、英雄和主人。

第二天，我又参加了支援北京芭蕾舞学校红卫兵的行动。北京市芭蕾舞学校，是一所纯粹艺术类的院校。学校中艺术气息浓厚，革命气氛自然低落。该校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势单力薄，向我们学校请求支援。时间尚早，红卫兵总部还没来几个人呢，我们七八个红卫兵就急不可耐地出发了。

北京市芭蕾舞学校坐落在陶然亭公园北侧，在一座安静优雅的小楼内。我们到达后一看，果然形势严峻，气氛紧张。芭蕾舞学校的大楼内部，有一个大厅。该校学生们都聚集在大厅对面一个转弯楼梯上。漂亮娇嫩的女同学坐在一层一层楼梯的石头台阶上，沉默不语。

而男同学则站在楼梯前，手挽手站成几排，显然在保护身后的女同学。男同学们身材笔挺，脚步不丁不八，标准的芭蕾舞男主角的姿势。就这样，这些反对对联的芭蕾舞校同学与该校为数不多的红卫兵支持者对垒。

我们的加入，使得芭蕾舞学校红卫兵成员增添了巨大勇气。虽然如此，我们都没有发动进攻的力量和想法。现场一片沉寂。芭蕾舞校的学生显然在防范我们的进攻，但我们只是来辩论对联的。

对峙只维持了几分钟，楼门外骤然而起的喧哗声，提醒了我们，对方大批援军到达了。不知道哪个以工农子女为主的中学的学生，大张旗鼓，排着整齐的队伍出现了。芭蕾舞校的学生受到鼓舞，向前挤来。我们几个人势单力薄，抵挡不住。很快撤到楼外，在陶然亭公园北门外地势稍高的地方站住脚跟。外校学生蜂拥而至，很快就把我们这十几个人团团围住，围了个水泄不通。

我们处于劣势，但仍顽强地与包围我们的外校学生大声辩论。大家在高声辩论着对联，但对面学生似乎对对联毫无兴趣。他们只顾起哄般地向前拥挤，如同洪水冲击着堤坝。

我们心中充满了悲愤，眼前的情景，多像电影里出现的五四游行的场面啊。悲壮，激昂，壮烈。对面学生有人不耐烦了，伸胳膊打人，脚下也有人使劲踢。我们手挽手站成一圈，抵挡着学生的进攻。耳朵里乱哄哄地充满了叫喊、怒吼和我们高唱《国际歌》的雄壮声音。

这时，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所有的声音突然消失了，周围安静异常，大家都抬头看。芭蕾舞校三楼的一扇窗户，砰的一声被人从里面用力推开了。窗口出现一个年轻英俊的芭蕾舞男演员。

男演员身材颀长，皮肤白皙，眉目清朗，雪白的衬衫，衣扣全部敞开，露出宽阔的肩膀和发达的胸肌。他显然经常扮演王子的角色，形象非凡，气质逼人，充满自信。

他双手叉腰，立在三层楼窗口前，居高临下，兴致勃勃地俯视我们。看到我们被围攻的惨相，他突然仰起头来，发出一连串气势豪爽的哈哈大笑。笑声是那样欢快，那样愉悦，那样得意扬扬，又是那样震撼。

这一幕可惜不是出现在芭蕾舞舞台上，不是出现在记录历史一刻的纪录片上，只是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山呼海啸，直至今天。

对联辩论只维持了短短数日。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站了整整一夜，终于见到伟大领袖本人现身。他身穿草绿色军装，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西侧高高的城楼上，居高临下，向我们挥手。

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一幕，宣布了红卫兵的彻底胜利。毛泽东对给他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说：“要武嘛！”领袖一句话，掀起了红卫兵打人杀人的暴力狂潮。

北京师大女附中因此改名为要武中学。要武中学女红卫兵的暴力，当时在北京的中学中是出了名的。她们最早打死了自己的校长。“文革”初期，北京师大女附中打死的人是破记录的。

这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事情。我们学校附近的北京女三中，也是北京市重点中学。女三中的红卫兵女战士打人绝对不逊于世界上任何残忍的男性。女三中德高望重的校长就是被她们活活打死的。

为了报复工农子弟对革命对联的冷漠和反抗，红卫兵小将把周围胡同的“小偷流氓”全部抓了起来，拷打和审讯。校园里充满了小偷流氓的哀嚎声。被抓获的小偷流氓，几乎百分之百是工农子弟，或城市市民的子弟。

许多被打死的小偷流氓，甚至不必通知家属，直接被卡车拉出去火化了。拉出去的尸体，无一不是伤痕累累，惨不忍睹。“红八月”堆积的尸体中，有校长，有老师，有地主、资本家等，也有周围胡同里所谓“小偷流氓”的工农子弟们。

各校红卫兵战士，手捏皮带，寻找下一个打击的目标。从“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到抡起皮带扬铁棍，打死老师打流氓。最后，定格在旧社会残存下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身上。他们不是还活着吗？他们的家还在，财产还在，他们的子女还在，气势还在。名义上，打出的旗号是破四旧，立四新。

其实，很少有红卫兵成员能具体说出四旧是哪几项，四新包含什么内容。红卫兵的眼中，只有蠢蠢欲动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需要消灭的阶级敌人。

当时，最经典的红卫兵形象，是一名剃了光头的妙龄美少女红卫兵。她手拎彭德怀皮带，脚下跪着一个脑袋开花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鲜血横流，丢魂丧胆。所谓彭德怀皮带，就是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的五十年代，解放军史上第一次对解放军军官授衔时，给少将以上的军官配有水獭皮帽，呢子军服，皮靴和极宽的牛皮皮带。

这种牛皮皮带是仿照苏军制式。皮带既宽且沉，顶头的铜扣粗大坚硬，棱角尖锐。据说，当时有女红卫兵抡起彭德怀皮带，只一下，铜扣落下，地富反坏右分子头骨破裂，当场死亡。由此可见这种皮带威力之巨大。

与继续不断落网的小偷流氓一起，押送进学校红卫兵总部受审的灰色身影变得苍老落魄了。很多已经无法自行行走，需要像拖死狗一般，被两个红卫兵拖拉着去审讯。

我参加了捉捕小偷流氓的突袭。天色昏暗，红卫兵突然集体出动，按照已经核实的地址，撞开房门，直接进屋，把小偷流氓从被窝里抓出来，送到学校拷打鉴别。小偷流氓的名单，大部分都是当时所谓的街道积极分子提供的。

一天下午，红卫兵总部接到消息，一个大地主兼大资本家夫妇，半夜三更偷偷把大量金银首饰倒入下水道，造成下水道阻塞，引起周围群众怀疑，今早终于被揪出来了。

那个临时设在地主兼资本家家中的据点急需支援。当时我正好在总部附近，高年级学生的总部负责人招手叫我过来，临时组织几个红卫兵，由我带领，紧急奔赴那个据点支援。地点离学校不远，在只隔几条胡同的福绥境一带。据点已经被北京幼儿师范学校的红卫兵占领了。我带着几个红卫兵，作为支援，正式加入她们的行列。

夜色昏黑，院子里灯光阴暗，墙角跪着两个老人。他们已经经受了幼儿师范学校红卫兵的轮番拷打，似乎也不需要继续审问了。昨晚，两个老人试图把几百个袁大头银元和金银首饰倒入下水道。这个愚蠢的行为造成下水道阻塞，引起了邻居的注意。街道妇女立即报告附近的北京幼儿师范学校红卫兵组织。

老人的家被封锁了，两个老人已经遭受了一整天的拷打，但他们什么也不肯说。我们的到来，按照程序，应该再次审问两个老人。但我觉得与其继续审问，不如仔细搜索。老人的院子不大，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

四间大瓦房，显示着这家主人的阔气。院子靠东北角有一间角屋，里面叠放着两口巨大的楠木棺材。城里人很少能看到棺材。这两口漆黑的大棺材，不但令人恐惧，而且也增添了阶级斗争的阴森气氛。

经过仔细搜索，很快在西屋一口大缸中，发现一个沉甸甸的布包袱，打开一看，竟然是白花花的银元。经查点，竟然有1350块之多。

这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巨大收获，我们可以雄赳赳气昂昂返回学校了。但如何处理这两个老人呢？地富分子必须遣送回农村老家，具体程序，需要与当地派出所详细协商安排。为此，我们当晚留了下来，躺在乱糟糟的屋子里，马虎眯一觉，计划第二天撤离返校。但第二天，天色刚蒙蒙亮，我忽然被一阵叫喊声惊醒了。

是隔壁邻居。原来，隔壁院子里，也有一家是大资本家，过去是白塔寺西药店的大掌柜的。邻居叫喊，是因为怀疑这个掌柜的妻子可能出现意外了。我一跃而起，跑到邻院。也是位于四合院东北角上的一间小屋。按情况看，这个过去白塔寺药店的大掌柜可能已经被革命群众没收了财产，所以他和妻子两个人才挤住在院角的小屋里。

邻居说，老头早就病了，半身不遂。问题是他老婆很年轻，本来每天大早都要起床倒尿盆。今天却不见女人的身影。邻居觉得情况不正常，高声喊女人的名字，屋里没有答应，只听到老人咿呀的声音。

我过去拉门，里面被拴住了。仔细看，栓门居然只是一根布条，招呼邻居拿来把剪子把布带剪断。门推开，一股浓烈的臭骚味，把我熏得退了一步。我指挥这个院的两个年轻工人进屋看看情况。他们刚一进去就大声喊，不好啦，女人自杀啦。

我赶紧让他们把女人拖出来。两个青工拖出来的是个年轻的女人。我当时只有16岁，她应该也就20多岁，到不了30岁。她竟然是屋里那个半身不遂，五六十岁年纪糟老头儿的妻子！

女人已经完全失去知觉了。院子里的人围着七嘴八舌，有人建议拍后背，有人建议灌凉水。我觉得这个女子是服药自尽的，灌水应该是良策。赶紧招呼人端过来一铁勺清水，照女人嘴里灌了下去。过不多时，女人吐出很多白色的液体。这时又有人说，女人肯定服安眠药自杀了，这种情况应该赶紧送医院。

我没顾上考虑阶级立场问题，满脑子是救人要紧。忙招呼找来一辆平板车，找人蹬着就往附近的人民医院送。很快到达了医院。这时医院也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急救室楼道里挤满了人。

一个医生模样的人迎过来问：“什么出身？”帮助蹬车的邻居不敢胡说，忙答道：“资本家，是自杀。　”医生大手一挥说：“赶快拉出去，我们不给资本家看病。”

我一看火了，刚挺胸上前，医生断喝：“什么出身？”我火不打一处来，大声回答：“红卫兵！”医生顿时气馁，低声说：“我们，我们不给资本家治病。　”我高声喊道：“废什么话，老子是红卫兵，让你治你就给好好治！”医生一声也不敢吭，赶紧指挥把病人往急救室里送。

从辩论对联开始，我已经几天几夜没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了。病人有了安置，神经立刻放松下来了。我家就在马路对面的胡同里，昏头昏脑回到家，吃饭睡觉。这一睡就到了下午四五点钟。

回到医院，却发现女人躺在医院走廊里的一张病床上，好在还挂着滴液的药瓶。我过去看时，发现女人的母亲已经来了。她告诉我，女儿已经没有呼吸了。叫过来医生，医生简单看一眼，大声宣布：“已经死了，拔管子，拔管子。”

16岁的我还不太明白什么叫“已经死了拔管子”，只好听任医生安排一切善后。女人的母亲居然找来一辆出租车。那个时候，我从来没听过世界上居然还有出租车这回事。这是一辆当时非常时髦的华沙牌小轿车。汽车后座上还铺着雪白的针织纱巾，司机唯恐死人把车弄脏。我吼了一嗓子：都什么时候了，先把人放上去再说。

第二天，街道已经安排妥当了女人火葬，也联系好了把半身不遂的资本家老头遣送回农村老家的事宜。我例行公事过去检查一下老头的情况。小屋臭气熏天，呛得人根本无法接近。

我捂着鼻子过去看了一眼。我看到，屋里有半间屋子被一个木板搭成的床占据了。床上，臭烘烘地只有一个半身不遂的老人在屎尿中翻滚，老头嘴里发出呻吟声，如同一头受伤的牲口。

我不知道街道最后有什么神通，居然把半身不遂、浑身屎尿的老人弄上前往农村老家的火车。事后细想，那个女人肯定是老资本家生病以后，才从乡下买来的小女孩。说是娶为妻子，其实只不过是让女孩子当用人，伺候这个半身不遂的病人。

农村女孩没见过世面，看到外面闹红卫兵，又宣布把老头遣送回农村老家去，一时害怕，服毒自杀。如果不是我，她连起码的抢救都得不到。而过分年轻的我不懂得必须在医院守候，以防医生对病人置之不理。

我的争取，使得她得到初步救治；我的无知，却终于没能挽救回她年轻的性命。不过，话说回来，即使她没死，即使她能陪伴半身不遂的丈夫返回农村老家，那里等待着他们的又将是什么呢？那个世道，也许，服毒自尽，对于这个涉世不深的农村女孩是最好的解脱。

回到驻地，幼儿师范的红卫兵负责人告诉我，在后面一条胡同，发现了一个更大的官僚资本家。那个官僚资本家早就死了，家里只留下一个女人。说他是个大官僚资本家，你最好去他家看看相册，那里有几十张丧礼场面的照片。规模那叫一个大，人数那叫一个多，如果不是身份显赫，如果不是家财万贯，哪里能有如此场面？哪里能有如此气魄？

幼儿师范红卫兵的介绍煽起了我的好奇心。三脚并作两步赶过去，翻开相册，真猛吸了一口凉气。好大的气势，好大的规模，好高的规格啊。几百人排成四列纵队，护送着一个由马车拉着的巨大灵柩。灵柩有一座房子那么大。灵柩上覆盖着黑色的幕帐，幕帐边缘是雪白的流苏。

队列前面是一个服装整齐的军乐队。灵车后面引领着一个高级轿车组成的长列。轿车有十几辆。这种规模的送丧队列，过去就是从书本上也从未见过。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大官僚大资本家的家庭。

大官僚家里只剩下一个肤色白皙的年轻女人，这是死去的大官僚资本家的遗孀。现在想，那位遗孀顶多也就是３０多岁。大官僚资本家死于新中国成立前，十几年前的这个女人恐怕仅仅是个十多岁的少女吧。

女人一声不吭，自始至终保持着沉默。这种沉默，在红卫兵的眼里，象征着坚持顽抗和冥顽不化的反动立场。幼儿师范红卫兵已经把她毒打过好几次了，她还是不开口。其实，即使开口，她又能说些什么呢？

我一看，除了搜查，也没别的事情可干了。我把人手分配一下，在这个院子里展开地毯式搜索。这家的院子好大，几十个房间，包围着一个大花园。那个年代的北京城，除了王府和高级干部家庭，带花园的房子凤毛麟角。

终于，我在院子角落一个落满灰尘的屋子里，找到一口大木箱子。打开箱子一看，里面一卷一卷全是图画。我打开几卷查看，都是花鸟山水。一边检查一边往院子里扔。忽然，我眼前一亮，终于找到宝贝了，箱子底部并排放着两把带刀鞘的日本指挥刀。

我们大喜若狂，收获巨大。作为初中学生的我们不懂艺术，不懂绘画，也不了解这种日本指挥刀，有可能是这家主人在抗战中缴获的战利品。我们仅仅想到，这两把日本指挥刀，就是反动分子反攻倒算的武器，是反革命的罪证。所以，这两把指挥刀，后来出现在北京市红卫兵战果展览上。

这个重大发现，激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我带来的红卫兵，主要是幼儿师范的女红卫兵们，纷纷涌上前去，把女人围在脚下，皮带像雨点似的抽打在她瘦弱的身上。我沉浸在巨大收获的喜悦中，没有参加这次毒打，也没有去阻止。

我怎么可能去阻止呢？重大的战果恰恰证明敌人的猖狂。红卫兵战友的行为，在那个时候是绝对正当的。我没有动手去打人，主要因为那是一个女人，而且，从小我就不是爱打架的孩子。

这个家抄完了，附近的街道妇女不断赶来报告。又发现了诸多资本家、地主、旧官僚住在附近的几条胡同里，需要我们挨户去抄，支持群众挨个去批斗。但下一家，我不但毫无成就感，而且备感疑惑。

这是一个民国时期旧县长的家庭。旧县长看样子年纪并不大，四五十岁左右。现在回想，抗战时期他顶多十几二十岁，比我们“文革”时候大不了多少啊。但那时我们只知道，“三年穷知县，十万雪花银。”

他家的房子不大，一家人挤在三间平房里。翻箱倒柜，我只搜出一枚老式的金戒指。当时不懂得贪污，更不会贪污。戒指放进兜里，自己还嫌太脏，到了学校赶紧掏出来，放在红卫兵总部的办公桌上，就像把一个脏东西丢掉了。

但也有贪污的红卫兵，我认识一个人，在抄家运动结束后偷偷告诉我，他贪了一个小金片，后来请家里一个亲戚帮忙，把金片卖了，得了38元钱。那个时候，38元已经是一笔巨款了。

抄完家，到院子里审问旧县长。此人灰不溜湫，不显山不露水，从他嘴里也找不出什么具体罪证，打他肯定是不值得。有人在院子中间点起一堆火，把搜出来没用的东西，尤其是书籍一类扔到火里焚烧。当一本书扔进火堆时，旧县长忽然蹦起来，伸手把书抢了出来，扑灭书上的火苗，手熏得漆黑。

两只皮带同时挥向他的脑门儿。旧县长抬起头，我们却发现他淌血的脸庞上泪流满面。再仔细看他手中的书，居然是一本被烧掉一半的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由于是旧版竖排本，我们居然没人注意到这是一本毛主席著作。

五

“夺过鞭子揍敌人”是我们接受的一种阶级仇恨教育，从学雷锋开始就立誓“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带着这种被灌输的仇恨，当天晚上，我第一次怒不可遏，动手用皮带狠狠地抽打了一次人。

这是一个资本家的儿子。那天晚上，一群工人对他父亲召开现场批斗会。他父亲跪在院子的石板地上，身后站立着两个手握皮带的幼儿师范女红卫兵。前面是参加控诉会的工人。工人发言，声泪俱下，女红卫兵根据群众激愤的程度挥动手中的皮带。皮带重重地抽打在资本家的后背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就在这时，院子角落的厕所发出一声威胁的叫喊。叫喊声吸引了我们几个百无聊赖的男红卫兵。原来，资本家的儿子不知何时钻进厕所，把门锁上，任凭押解人员怎么威胁，都不出来。我们几个冲过去。我看到厕所门上面是一个窗户，一窜身，跃上窗户，伸头向里张望。

但刚一露头，我就浑身一机灵，跳了下来。厕所里面，狗急跳墙的资本家儿子正举着一只大铁锨，做出要给我一下子的样子。现在想来，他很可能只是太紧张，太绝望。顺手抄起铁锨来吓唬我一下。但在阶级斗争神经质的年代，一个地主资本家的儿子胆敢用凶器威胁红卫兵，这不是反革命分子企图翻天的巨大罪行又是什么！

终于把资本家的儿子从厕所里擒了出来。几个男红卫兵把他五花大绑，捆了个结实。由于受到他的攻击，我满腔阶级仇恨，怒火中烧，抡起皮带，劈头盖脸一顿狂抽。前院批斗现场，资本家被女红卫兵抽得血肉横飞，大声哀嚎。

后面是我抡动皮带，皮带抽在皮肉上的声音清脆响亮。但资本家的儿子十分坚强，连续抽了十几皮带，他竟然梗着脖子，一声不吭。这是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青年，身材微胖，皮肤白皙。

如果在校园里，他也许能成为我的哥们儿。但那时他成了阶级斗争的敌人。他的坚强，使得我气馁，我放下皮带，一时间感到不知所措。８月以来的这些天，我亲眼见到武力行凶的奇异功效。但现在，我的武力怎么毫无作用？

那段时间，白天，学校操场举办各种活动。一次路过时，我偶尔看到，体操台上，竟是一个平时跟我特别要好的同学。他是初中二年级一个老实巴交的孩子。跟他交好，是因为我们都喜欢无线电，但他爸是个资本家。这天，他在操场前面的台子上，做出一种非常怪异的动作，身体力行地讲述对联对他的教育：“老子反动儿混蛋，确实，我承认我是混蛋，但是，我不愿意做混蛋……”

那个大官僚资本家的妻子娇小白皙。现在回忆，应该长得很漂亮。只是那时候，地主资本家在红卫兵面前都灰头土脸的。加上我们心中已经把他们设想为牛鬼蛇神了，从来没注意过他们长相美丑。我也从来没听过她说话是什么声音。

几天以后，北京幼儿师范的女红卫兵告诉我，那个女人在万人批斗大会上被打死了。女人始终保持沉默，即使在万人斗争大会上，也一言不发。她跪在台上，身后两个身材魁梧的青年工人，人手一个巴掌宽的长皮带。两个人轮流一下一下猛力抽打。

皮带打在后背上的声音砰砰作响。但女人既不哀求，也不喊疼。她一声不吭，直到打手们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柔弱的女人毫无动静？难道她麻木了吗？翻过来一看，女人早没气儿了。

那天晚上，带着好奇，我再次进入女人居住的院子。天色微黑，院子里灯火寂寥。昏暗的灯光下，幼儿师范红卫兵的负责人带我走到花园深处的一个假山前面。地上扔着几张散乱的报纸，女红卫兵用脚把报纸踢开，下面是浑身滚满泥土的女人娇小的尸体。

第二天傍晚，回到据点，远远就听到院子里传来高亢的叫骂声。进去一看，是幼儿师范女红卫兵正对着一个北京41中红卫兵在叫骂。一问才知道，这个41中红卫兵原来是个冒牌的。其实，他只有小学六年级，由于长相比较成熟，冒充41中红卫兵加入了我们，我们居然毫无察觉。

这个小子冒充红卫兵也还罢了，但他居然从那个大官僚资本家的家里偷了十几张侨汇券。那个时候，海外华侨回国，可以凭侨汇券到友谊商店购买各种市面上见不到的商品。这两条罪状还不算，这个混蛋居然还对大官僚资本家的老婆耍流氓！

说起来，这个小学生确实够早熟的了。我们当时，无论是出于阶级立场还是成熟程度，根本没注意到大官僚资本家遗孀的年龄。至于美丑，更无人留心。但这个小学生居然留意到这位遗孀是位小家碧玉模样俊俏的年轻女子。并且，在批斗会的前一晚，趁院子里没人，竟然让那个女人脱光衣服，打着阳伞，在他面前表演走路！

幼儿师范红卫兵是怎么掌握这些证据的？我们无从得知。但这几条罪状，都是当时纯洁的革命青年根本无法想象，更无法忍受的。简直罪大恶极！作为现场红卫兵负责人之一，我觉得这个混蛋算是把红卫兵的脸丢尽了。想也没想，就愤怒地抄起一条皮带，没头没脸地狠狠抽了他几下。

我仍然觉得不解恨，但是幼儿师范的女红卫兵拦住我，说，算了吧。你打人就跟挠痒痒差不多，还是让我们来吧。想想女红卫兵这些天打人的威猛，我心说，看她们打这个混蛋也照样解气。

幼儿师范女红卫兵首领当场宣布，这个冒充红卫兵的流氓份子必须被打死，否则，无以平民愤。这个说辞，是当时打死人之前必须要照本宣科宣布的。打人没我的位置，我自告奋勇带人去找他的家人。

我带着自己学校的两个红卫兵去那小子的家。刚走出院门，其中一个红卫兵忽然说，你们俩去吧。我看着那小子就气不打一处来，非打死他不可。他留下来加入审讯，我们两个人就出门去假红卫兵的家。

到了他家才知道，这个小学生家庭竟然是革命干部。他父亲是个局长，妈妈也是一个机关干部。他冒充红卫兵，仅仅因为当时小学还没有红卫兵组织，为了参加革命行动，他只能冒充初中生。

但问题是他还偷窃，耍流氓，这个罪过，可不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可以替他减轻罪责的理由啊。孩子的母亲，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干部，和孩子的哥哥，一个戴黑框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跟我们一块儿回到审讯现场，去证实那个孩子的身份。同时，聆听对他的最后判决。

回到院子，眼前的景象让我大吃一惊。本来是一个干净整洁的小院，四栋高阶大屋，加两个角门的建筑格局。小院地面青砖墁地，屋前石阶高大，宽门大窗。但现在，北房的石阶上，是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炉，火炉上支架着几根炉条和炉铲。

炉子前的砖地上，那个小学生已经被扒光了衣服，只剩一条三角裤衩。他赤身跪在砖地上，双手被牢牢捆绑在背后。他的身后，照例是两名幼儿师范的女红卫兵。此时，女红卫兵手中握着的不是普通的皮带，而是由四股橡胶电线编成的像棍子般粗细的鞭子。

这种皮鞭，外皮是电线的胶皮，内部却是电线的粗铜丝。这个很容易造成内伤的皮鞭还不够，在每位女红卫兵的身旁，还各放置着一个盛满水的脸盆！外胶皮内金属的鞭子已经足够致命了，还要在鞭子上蘸水抽打。她们从小就知道，敌人对共产党员就是这样火炉加皮鞭的，现在学过来“报仇”了。

母亲和哥哥站在跪着的孩子身后。母亲抽噎，即使想装样子表态，也说不出话来。因为，幼儿师范红卫兵负责人刚刚对他们宣布了罪行，并且，宣布了人民对罪犯的最终判决：“死刑，今晚必须打死。明天早上你们来收尸！”

哥哥满眶眼泪，但他终于控制住悲憾，声音颤抖地代表母亲和家人表态：“红卫兵小将，我们全家都支持你们的判决。我弟弟自绝于人民，不得好死。红卫兵打死他应该，红卫兵的判决是正确的，我们都支持。”

一家人是怎么走出院门回家去的，我已经无从得知了。因为，几日来的劳顿使得我精疲力竭，严重的缺觉令我大脑昏昏沉沉。我一句话都没说，进到西边的屋子倒头就睡。

忽然，一声畜生般的惨叫声把我从深沉的睡眠中惊醒了。我惊恐地睁眼，四周一团漆黑，只有窗纸透过来院子里的灯火。我回忆起，原来我睡在据点的一堆乱被子中间，而院子里的审讯正在进行。刚才的惨叫，就是那个冒充红卫兵的小学生发出来的。

我摇摇晃晃地起身，到院子一看，原来，刚才是我校那个留下来加入审讯的红卫兵，用炉子里烧红的铁铲烫犯人的后背。而在火烫之前，幼儿师范学校的女红卫兵已经用浓盐水在他伤痕密布的后背上使劲儿刷过了。

如果不是这种临死前的哀嚎把我惊醒，今夜的审讯其实才刚刚进入高潮。我从来没见到过如此残忍的酷刑，我不相信世界上真的存在如此残忍的拷打！

我的阶级立场不够坚定，我的神经不够强硬，严厉制止了我校那个红卫兵的继续烧烤。但极度的困倦使得我坚持不了几分钟，拷打停止后，我倒在破被服堆里继续酣睡。再次醒来，天已经大亮了。

我起床，院里悄无声息，推开房门，看到昨晚的狼藉还在。只是火炉早已熄灭，皮鞭扔在地上，满地都是水，但犯人和拷打者都不在现场了。终于有一个幼儿师范女红卫兵出现了，她睡眼惺忪。我问犯人在哪儿。她指指院角那间放棺材的屋子。

我推开棺材屋门一看，犯人仍然浑身赤裸，身上只留下一条细细的内裤。他双手被铁丝牢牢捆绑，铁丝又被一个粗绳子与支撑棺材的地脚支撑木结实地捆在一起。我心生一股寒意。这个孩子眼看气息奄奄了，还这么狠地拴他干吗？难道他能逃跑吗？

虽然是我校红卫兵的临时负责人，但这些天我一直听任幼儿师范女红卫兵的指挥。但现在，我吼来那位幼儿师范学校的女红卫兵负责人，让她把捆绑双手的铁丝解开。费了半天劲儿，铁丝终于解开了。铁丝上鲜血淋淋，我看到，铁丝早已经深深嵌入手腕的肉中了。

我喝令犯人站起来。他摇摇摆摆往起站。我想伸手去搀扶，但犹豫了一下，打消了念头。我让人到胡同里找电话。既然这小子冒充的是41中的红卫兵，就让41中来处理这件事吧。

我隐隐约约觉得幼儿师范女红卫兵还没罢休，拷打还会继续。想起前晚在不远的院落角落里那个寂寞的年轻女尸，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觉得还是别再打死人了。只过了十几分钟，41中派来一辆平板三轮车。

没人搀扶，一缕生的渴望支撑着犯人，他摇摇晃晃地自己走出院门，爬上平板三轮车。三轮车蹬走了，我转身进院。后来得知，平板三轮车刚刚移动，犯人便昏厥过去。

41中红卫兵毕竟理性，来不及请示，直接把犯人送到附近的人民医院。幸亏交接时我交代了一句，这小子可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所以，医院接受了病人。当场进入急救室，经过了不知多少轮紧急抢救，这小子接着在重症监护病房里，足足躺了将近半年时间，才度过了危险期，保住了一条性命。

由于本能地无法接受这种歹毒酷刑，我当天返回学校，向红卫兵总部汇报了我校一名红卫兵参与的这场拷打，说明被打那孩子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当天红卫兵总部贴出告示，宣布开除那位参与酷刑拷打的同学的红卫兵资格。这应该说明，当时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还保留着一丝做人的理性。

人性的本能，使得我避免了一场杀人罪恶，拯救了一条年轻的生命。一年以后，“文革”运动形势趋于平缓。那个小学生通过父亲关系，终于获得了平反。当时参与拷打、审问的幼儿师范女红卫兵，和我校那位被开除出红卫兵组织的同学，都被招去参加他的平反会议。

而作为北京男三中红卫兵现场临时负责人，我却没有接获通知。我知道，我是由于一闪的善念而幸免前往了。此后，我仍然参与了其他一些抄家活动，但大都规模很小了。

我们据点的那一对半夜偷偷往下水道扔银元的老人，不久就被遣送回农村老家了。两个老人勉强支撑到家，很快就双双离世。他们到死也没有用上早已准备好的，放在院角屋子里的一对大棺材。

离开据点前，鬼使神差地出于好奇，我亲自去西四缸瓦市的殡葬服务部，联系死去的大官僚资本家遗孀的火化事宜，顺便跟服务人员闲聊了几句。服务人员告诉我，最近火葬场完全忙不过来了。

８月份到那天为止，已经火化了2000多具尸体。仅仅那天当天，就有上百具尸体必须火化。当天晚上，火葬场的车来了，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车上已经放了5具尸体了。女人瘦小的尸体，在卡车上，占据了很小的一块地方。

对于我来说，抄家活动已经彻底结束。回到学校以后，我再也没有参加如火如荼的“文革”活动。破四旧运动结束后，我参观了北京六中的红卫兵据点。看到的是漆黑的监牢，肮脏阴森的刑讯室，还有固定在墙上的手铐脚镣。

现在很有一些呼声，希望当时参加打砸抢的红卫兵站起来，忏悔自己的罪恶，对历史负起责任。我们参与那场罪恶的朋友，确实应该反思，应该反省，应该把当年的真相说出来。

告诉善良的人们，告诉青年朋友，告诉后人们。让人们知道，并永远永远记得，我们曾经经历了一场给无数人带来巨大苦难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在这场“大革命”中，虽然单纯，虽然渴望美好，但我们却用一双最干净的手干出了最肮脏、最恶毒的事情。

难道我们还能够让“文化大革命”的肮脏土壤在中国的大地上继续存在吗？

我的反思很肤浅，因为我幸免于进入地狱的罪恶。人的善良会在最关键的时候，阻止恶行。我幸运地是一个心地还算善良的少年，加上父亲还有一个所谓政治历史问题的包袱，底气不那么足。

可是，如果我当时彻底失去人性，如果我不自觉地被卷入“文革”的可怕深渊……难道现在不是更应把这种罪恶公之于众，让世人警醒，提高警惕，认识它的起因，不要让我们美丽的祖国再遭受这种灾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