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子茹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李爽还清楚地记得她出事的那个下午。
1981年9月9日,秋老虎,已经五点了,太阳依旧烤人。北京外交公寓,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是姐姐打来的,“大兵说里面的人得下来接我们,才可以进去。”
24岁的李爽随手抓起一件浅蓝色夹克,出了门。她穿着吊带背心、一条制服短裤又紧又短,黑色高跟皮拖,“法国的时髦衣服”。李爽还记得,那天突然多了一个开电梯的,两个女人,穿蓝色裤子,扣子扣到嗓子眼,“唯一可以看到肉的地方是塑料凉鞋。”走到外交公寓的玻璃门前,李爽本能地感到有些异样,她迟疑着停下了脚步,但已经来不及。一双手死死钳住了她,把她往外拖,接着扑过来几个五大三粗的警察,有外国人大喊,“外交领地不许随便抓人!违反国际公约!”转眼,她已经被塞进一辆飞驰而来的军用吉普里。审问她的警察要求她写公开信,自愿断绝与白天祥的关系,并且声明从未与他发生过任何感情。提审说:“李爽,何苦的呢,好好想想人家法国的外交官会看上你吗?”但李爽倔强地拒绝了。几天后,审问的内容变成“星星画会”和“民刊”。1981年,风云突变,报纸、电视开始批判自由思潮。李爽心里很清楚,对“星星画会”和“民刊”的活动细节,“这些人”了如指掌,他们需要的只不过是口供。拘留李爽的依据就是朋友李慧的口供,依据是她帮助李慧认识了一个老外,这被定性为“流氓教唆”。李爽在监狱里是没日没夜地被提审,而在法国,这个女孩的故事也引发了轩然大波。白天祥被召回法国后,组织了营救李爽的组织,法国很多艺术界和政界人士纷纷参与。几百人聚集在巴黎街头,举着李爽的画像,巨大的横幅标语上用中法文写着,“李爽无罪”。1980年星星露天美展,美术馆东侧小花园。左起:曲磊磊、刘迅、李爽、王克平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各个单位与学校,批判“李爽事件”的会议正到处举行,李爽的所作所为被认定“有损国格和人格”。只有风暴眼中的李爽本人,每天只能和监狱里的女犯人打交道,对外面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1983年5月,李爽被获准出狱。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的第二天。法国大使沙赫尔·马洛紧张地向密特朗强调“李爽还没有被释放的事情”。马洛是新上任的法国大使,原来的大使克罗德·沙耶因为“李爽事件”被撤职召回国,白天祥也被召回了法国。会谈时,密特朗特意向中国高层提及李爽的事情。一周后,李爽从监狱里出来,并且被批准出国、结婚。李爽的私事变成了国家大事,邓小平亲自批示释放了李爽。李爽欢呼雀跃地跟着父亲从良乡劳教所出来。一大群外国朋友和媒体记者已经等在家里。房子太小,桌子和椅子都被清到了楼道里,邻居和警察一起严阵以待。她的外国朋友“激动得像老鹰扑小鸡”,冲上去就抱住李爽。李爽觉得自己“像木偶一样被拖来拖去”。后来她出国,在法国机场受到了同样的待遇,人们像欢迎英雄一样,迎接这位异国他乡来的女孩子。李爽茫然地看着面前的记者和闪光灯。“只是和老外谈恋爱、结婚,”李爽并不知道,本以为纯粹的私人生活,意外地被卷入政治的漩涡。“我只不过是为了活得像自己一点,无意中触碰了最坚硬的权柄。”在《爽》这本书里,李爽这样回忆。李爽的父母是知识分子,父亲曾被打成右派。因为家庭背景,幼儿园阿姨歧视李爽,冬天罚她站在教室外,冻得脚都穿不上鞋袜。李爽说,那些场景,长大后还会不断梦到,她还总是看见父亲站在幼儿园走廊的一头,但永远也摸不着他。“童年的伤害会使一个孩子对人间是否有爱产生本质上的怀疑。”那十年期间,被抄家时,李爽九岁。铺天盖地而来的反省、检举、批判,让李爽父母险些招架不住,而小伙伴们的疏远和辱骂更让她感到恐惧,“小孩不会懂的,会觉得自己总是做错事”,李爽甚至尝试过用煤气自杀。
十四岁时,同学中只剩几个人没有加入红小兵队伍,李爽希望改变自己的处境。她费尽心思,如愿以偿,却最终觉得爱恨莫名,“为什么要把自己装扮得很像别人?我们只能仰赖这红袖标才能被人尊重?”当晚,她剪断了得来不易的红小兵袖章。
这样的特立独行始终伴随李爽的成长。多年后,李爽在自己的书中,描写社会动荡不安的同时,也回忆了一个女孩面临第一次月经时的体验,以及后来恋爱、怀孕、堕胎的种种。
有人劝李爽好歹隐藏一些负面内容,但她觉得应该正视全部的自己,“对这些看得很淡了”。姥姥曾笑眯眯地说起来,以李爽的性格,总有一天要被“枪打出头鸟”。没想到一语成谶。
她爱画画,但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她画的苹果,“反而画成了黄色,像太阳”。她日后的遭遇几乎是注定的,她不漂亮、不受重视,被邻居小孩欺负,自卑,但又自负……人人都整齐划一的年代里,李爽“就是想按自己的想法活”。她交男朋友、堕胎,和艺术家谈恋爱,与诗人、画家们混在一起,在那个年代显得惊世骇俗。李爽作品“星星”画会时期,李爽画了一张自画像。一个女孩坐在靠背椅子上,一只腿屈起来两手抱住,一只眼睛睁得很大,而另一只模糊地半睁着。“看得清楚,又看不清楚,想看,又有看不见的东西。”她这样解释。到法国后,1984年2月,李爽与白天祥在巴黎结婚。李爽刻意避开追逐的媒体记者们,整天去博物馆看画、学习西方绘画技巧,“眼界一下子打开了”。一切都要从头学起,首先要学语言。再加上在国内二十几年的纠结,李爽觉得自己“很失落”。从博物馆回来后,她开始试着做一些拼贴。在国内时,没钱买艺术材料,买油画棒都是一种奢侈。到法国后一看,连包花束的纸张都很漂亮,“扔了多可惜啊。”李爽的拼贴实验,都是用纸剪了贴上去的,一个小人,或者几个小人贴在一起,“就是讲自己过去的故事,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事情渐渐平息下去,李爽开始试着把拼贴的实验画到油画布上。最近几年,在朋友的帮助下,她也开始回国做一些展览。此外还给一些奢侈品牌做设计,他们对她的东方艺术品位很赞赏。而关于过去的事情,李爽并不愿意对他们太多提及。“女流氓事件”后,民政部下发了一份文件《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要求各地放宽对涉外婚姻的限制条件,公众对于与外国人的交往也日益放松。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李爽有时候也觉得,自己付出的太多,而得到的又太少。“星星”的艺术家们如今大多功成名就,而李爽却被大多数人遗忘。直到现在,她才明白生活并没有亏待自己。她看着三十年前人们为政治狂热,如今又为金钱狂热。她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抽离出来,冷静地看这些东西。”她说。“如果我们今天问每一个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中国人,你到底做了什么?”李爽说,大多数人什么都没做。而李爽认为自己“做了一些事情。每个人,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有时她会见见当年混在一起的朋友,现在都成了艺术界大腕,“得先见八道秘书”。著名诗人食指也是李爽的哥们儿,如今在精神病院住着。李爽每次过去,他都要拉着李爽,给她看新作的诗词。“再写的这些东西,无论怎么样也比不了当年了。”李爽感叹。她觉得如今,很少有人能精确地表达当下一代人的精神焦虑。1981年的7月,李爽在西单街头骑自行车,白天祥在汽车里与她并行,两个人隔着车窗聊天。人们看不惯她与老外“勾搭”,被义愤填膺的人们扭送进了附近的公安局,费尽周折才得以出来。而就在2013年,李爽带着18岁的小儿子去三里屯,咖啡厅里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小伙子,旁若无人地与一位漂亮的中国姑娘手拉手,自由而随意。李爽的情绪“一下子就上来了”,她笑着对记者回忆起这一幕,“就是突然觉得自己那两年都值了,两年的牢没白坐,也算是无意中做过一点事情,”李爽微笑着,眼神变得温柔起来,“那很好啊,很好啊,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