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发生的一系列纠“左”和创新的历史进程中，华国锋一步一步走下了政治前台，淡出中央决策层，成为真正的“过渡式领袖”。
1980年算得上是华国锋政治生涯的终结，从被毛主席选定为接班人到粉碎“四人帮”，这位“英明领袖”身居高位后却是高开低走，直至淡出权力核心。就在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被批准通过。
这几位都曾是华国锋政治路线的支持者，失去他们，华国锋的党中央地位已经发生实质性的动摇。与此同时，中央书记处的成立也标志着华国锋党政军大权分解的开始，从那之后，党中央的工作重点分为两方面。
其一，纠正历史遗留问题及华国锋出现的政治举措失误。
其二，从根本上改进党的领导体制、领导干部工作制度。
这两方面的工作存在紧密联系，如若解决不好遗留问题，新的工作制度也没有办法深度发挥作用，从这方面来看，当年对华国锋领导职务的变动也是国家发展的迫切需要。
就在8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华国锋卸任国务院总理一职，此后，党中央掀起了一股“批华”浪潮，越来越多中央领导人对华国锋的主政能力提出了质疑。
11月10日至12月5日，长达25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11月10日、11日、13日、14日、17日、18日、19日、29日及12月5日连续召开9次会议，堪称“批华大会持续升级”，这些会议的讨论议题主要集中在了评价粉碎“四人帮”以来华国锋的功与过。
就在第一次会议开始之际，当华国锋走进会场，他就已经从人们的目光中感觉到了压力，随即在发言中率先提出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及党内其他职务的提议，又对自己过往的工作进行检查。
可当时的参会人员都很清楚，华国锋的检查带着许多辩解之词，源于此，委员们开始摆事实、讲道理，对华国锋展开热情的批评和帮助，从这一角度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进行探讨。
源于华国锋多次做出解释和辩护，才导致会议次数增多、时间延长，虽说这次政治局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作风，可在不知情人看来，更像是批华大会的持续升级。
事实上，当年委员们的批评可谓针砭时弊、入木三分，批评角度也是各有侧重，尤其是力挺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叶剑英及李先念，更是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如今回看，当时李先念的一番猛批极为中肯。
“你为什么没有选择重用陈云同志呢？他是我们党内顶流的经济专家，就在你身边，你却不请贤，反而重用纪登奎这类人，现在你能看清楚了吧！那些当年口口声声保证会像保卫毛主席一样保卫你，你以为身边的人很忠诚？他们溜起来比谁都快！”
这样一番话不光令华国锋感到震惊，也令在场众人感到醍醐灌顶，李先念口中的“他们”正是开篇提到的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人，早在1980年初便集体辞职了。
要说李先念的猛批大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深意，这些人辞职后，华国锋的确有“光杆司令”之感，可他却没能认识到，自己落得如此光景绝非时运不济，而是大势所趋。
至于李先念提到的党内顶流经济专家陈云，的确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与邓小平一样，在文革期间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此后无法发挥他的领导才能与作用。
就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在李先念的恳求下，陈云对党中央的工作提出了六条意见与一些注意事项，李先念还曾将其抄录转送给了华国锋，之后不止一次向华国锋进言，希望陈云能早日重返政治局，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事实证明，李先念力挺陈云付出与叶剑英力挺邓小平付出的良苦用心是一样的，唯有邓小平、陈云这般经验丰富、眼界高远的中央领导人才能对当时的新中国危局摧枯拉朽，偏偏华国锋及他的一众支持者没能认识到这一点。
至于纪登奎等人的主动请辞，在李先念看来也是对华国锋不忠的表现，都说大国领导人要有坚定的立场与气节，无论他们的主动请辞是出于无奈还是利己行为，对于华国锋都是一种无声的食言。
从这些角度来看，李先念的态度已经非常鲜明，他的确曾力挺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并走上权力巅峰，可他更清楚地知道“能者上、庸者下”的道理。
要说真正改变华国锋不肯承认错误、不肯承担责任的中央领导人正是叶剑英，也是他的一番感慨让华国锋不再辩解，开始愿意虚心听取意见、接受批评。
“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如果他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4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
敢于为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叶帅，感动了华国锋在内的所有参会人员，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华国锋认清错误、诚恳辞职。
在1980年发生的一系列纠“左”和创新的历史进程中，华国锋一步一步走下了政治前台，淡出中央决策层，成为真正的“过渡式领袖”。
幸运的是，还算风平浪静的权力交接后，新中国迎来了久违的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