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体旅游到群体旅游：共同在场下的城市家庭亲子旅游行为研究

作者：钟士恩 徐彩霞 颜丙金 黄佩红 彭红松

来源《人文地理》2020年第1期

传统的基于“个体旅游视角”构建的旅游学理论在阐释儿童和家庭旅游等“群体旅游”行为的时候，会出现很多悖论。比如动物园、主题公园等亲子性的旅游目的地，在多数成人父母的个体旅游体验中无疑是无聊的，但父母仍然频繁的携带儿童进行重游，这是传统的旅游动机理论所无法阐释的[1]。面对一个家长游客，仍然基于“个体旅游视角”测量其旅游动机及其游客满意度是否适宜？或者面对一个儿童游客，仍然基于“观光游览、休闲度假、探亲访友……”的分类体系进行测量是否适宜（或许儿童只是将旅游作为玩的一种方式/类型）？家长频繁的携带婴幼儿、学龄前期的儿童重复游玩单个游乐项目/景点，这同样是传统的旅游消费者行为理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无法阐释的。事实上，有关儿童和家庭旅游的研究问题正在对传统的旅游学基本理论和模型构成了挑战[2,3,4,5]。

背后根源在于传统的旅游理论多是基于“个体旅游视角”构建，在解释群体旅游现象，特别是蜜月旅游、闺蜜旅游、家庭旅游、亲子旅游、结伴旅游（亲戚、朋友、驴友等）等小群体旅游现象上，会存在诸多解释上的困难，比如上述的亲子旅游现象。本文试图从“群体旅游视角”重新审视旅游动机、旅游行为等旅游学基本理论，差异于传统的以“个体旅游视角”构建的旅游理论，回答旅游学研究中非常典型的群体旅游单元——儿童和家庭旅游问题。比如在携带儿童和不携带儿童的不同旅游情景下，父母的个体旅游体验会呈现出怎样的差异；在亲子旅游活动中，父母的主要旅游动机是什么，是以儿童为中心，还是寻求一种交集？传统的旅游决策模型在应用到亲子旅游决策行为中是否仍然适宜？

2.1 文献回顾：从个体旅游到群体旅游

传统旅游理论认为旅游行为的典型模式是：形成旅游愿望，进行广泛的旅游信息收集，制定出行规划和旅游目的地选择，前往旅游目的地进行活动，之后进行旅游满意度评估，比如经典的Mathieson和Wall旅游购买行为过程模型、Williams旅游体验结构模型等[6,7]。但一个难以忽视的事实是，旅游行为过程中社会关系的影响被遮蔽了。除了惯常的个体旅游和跟团旅游以外，旅游活动行为中同样广泛存在蜜月旅游、闺蜜旅游、家庭旅游、亲子旅游、结伴旅游（亲戚、朋友、同学、驴友等）等小群体旅游现象。事实上，个体旅游、小群体旅游、大群体旅游（如跟团旅游）在人员构成、关系类型、旅游动机、旅游决策、旅游行为等方面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表1）。相较于个体旅游、大群体旅游，小群体旅游存在“自我圈子”现象，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亲戚关系、闺蜜好友关系等社会关系主导整个旅游过程，使其成为共同决策/协商下的共同旅游行为。

显然，游客的旅游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并非总是基于“个体视角”的，并非纯粹追求个人的旅游愉悦，并非纯粹根据个人喜好进行旅游目的地选择和旅行线路安排。在很多的情况下，比如引言中提到的家庭亲子旅游行为，父母并非为了寻求旅游中的“自我”，而是更为寻求旅游中的“家我”和“子我”，从寻求“个体在场”转向为家庭的“共同在场”，甚至是“为你在场”[1]。再比如结伴旅游这种群体旅游模式中，旅游动机和游客满意度寻求的是一种交集，还是一种并集？相较于追求个人愉悦，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等不同类型的“游客—游客”之间，同样寻求共同在场所带来的爱情、亲情、友谊等亲密关系。

显然从个体旅游到群体旅游的情景中，社会关系对旅游行为的影响，特别是群体旅游内部游客与游客之间的互动类型及其影响机制均有待理论进一步的阐释。游客既是个体意义上的人，也是家庭意义上的人，以及其他社会网络交织下的社会人，理解游客需要将其放置到“生理因素—个体行为—交往—关系—组群—社会”的社会复杂性连续层面[8]，同时需要考虑当地社会文化结构的影响。事实上，游客与游客之间的关系是旅游关系系统中的一种典型关系[9]，并在不同的旅游情景中表现为不同的权力关系、冲突关系、合作关系、依赖关系、亦或是共同在场关系[10]。

再比如跟团旅游这种大群体旅游，在临时性、共同在场的时空组合碰面（encounter）或交往中，群体内部的不同游客会趋向相对一致的消费偏好、旅游趣味，这种共享的欢乐模式会使得游客与游客之间更为放松和心灵的亲近，从而表现为更多的言语交谈[11]。再比如家庭旅游这种小群体旅游，研究指出家庭度假旅游决策的联合决策比例在逐步提高，在共同的决策过程中，通过协商、说服、妥协、情感等多种方式，致力于让每一位家庭成员都能够接受[12,13]，通过共同在场，努力寻求忠诚、亲密和挚爱关系的相互传递。Kidron通过研究以色列后裔家庭前往大屠杀纪念地，发现其背后内涵的家庭寻根意义以及共同存在的家庭意义[14]。Bertella通过研究婚姻家庭前往托斯卡纳的蜜月旅行意义，证实了情感联系在家庭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在一起的蜜月旅行象征意义及其存在主义的原真性[15]。

文献回顾显示，在从个体旅游到群体旅游的研究转向中，需要寻找到一种新的理论和新的研究范式予以阐释群体旅游这种现象。

2.2 理论基础：共同在场

共同在场（co-presence）的概念最早由社会学家戈夫曼提出，用于形容人与人之间相互被感知、相互可获得、相互归属对方的时空邻近关系，描绘了社会的空间特性[16]。共同在场发生于各类社会情境中，人与人之间通过经常性的面对面、眼对眼、耳对耳、心对心，不忽视，不游离，不伪装，在一起共同活动，相互之间具有强烈的涉入义务和担当，强调身体在场的空间联系，更强调心灵之间的情感联系和集体意识，即“身在场，心在场”。

在“生理因素—个体行为—交往—关系—组群—社会”的社会复杂性连续层面中，无论是作为家庭意义上的人，亦或是其它社会网络交织下的社会人，接触、交流、交往、闲谈、亲子、会客等意味着客观意义上的“共同在场”。共同在场随着时间形成持久模式，我们才能确定一种特别的关系存在。显然，只有共同在场，才能形成不同的社会情境，产生更多的、不同类型的人际互动，从而亲近、亲密和不孤单，从而进一步强化身份认同和集体意识，促进更多的惯常性的乃至仪式性的共同在场。共同在场的缺席，通常意味着不礼貌、冒犯，乃至伤害（图1）。

共同在场既是空间的共同在场，又是时间的共同在场；既是身体的共同在场，又是情感的共同在场。共同在场既包括功能性的共同在场（比如宴席聚会），又包括了职业性的共同在场（比如工作场所）以及情感性的共同在场（比如家庭生活）。共同在场的规则在于神情专注和情感涉入，体现为相互之间的凝视和注意、姿态对准、身体语言、面部表情、声音质量、呼吸节奏，以及情感的涉入[17]。需要说明的是，计算机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共现（copresence）”，虽与“共同在场”的英文相对较一致，但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将共同在场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基于如下几点理由：(1)家庭作为一种非常标准的社会主体单元，其亲密交往的空间基础就在于共同在场，其亲密交往的时间基础就在于长相厮守。(2)计划生育国策长期的贯彻和落实下的当代中国，形成了数量庞大的独生子女家庭，比如独一代和独二代。子女成为父母双方情感、精神和家庭传承的唯一寄托，进而在抚育方式和教育方式上给予了过多的关注和期冀，从而精心营造了更多的共同在场。共同在场理论能够为理解当代家庭社会生活和家庭关系提供较好的理论基础，这当然包括了旅游过程中的家庭生活及其关联的家庭关系。(3)儿童和家庭旅游则客观上具备两大优势：一是为孩子提供见多识广、健康成长的机会，成为重要的教育资本；二是为家庭提供亲子活动、亲子关系的机会，成为重要的家庭生活[1]。不难发现，旅游客观上促进了家庭更多的“共同在场”。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深度访谈法

研究方法采用了结构化的深度访谈法，访谈提纲详见表2，共包括了11个访谈问题，分别编码问题1，问题2，……。之所以采用结构化的策略，是为了增加家长回答之间的可比较性。访谈主要围绕亲子旅游动机、亲子旅游决策、亲子旅游体验等三个方面来展开。针对亲子旅游群体的家长访谈，需要注重以下要领：一是，以笑容可掬的叔叔/阿姨形象出现在儿童及其家长的面前。携带泡泡机、恐龙蛋、小汽车、小喇叭等儿童玩具，供被访谈家长的儿童任意选择，且不限数量。二是，遵循研究伦理标准，首先获得被访谈家长的允许，告知家长研究目的是为了科学研究，并为儿童和家庭发声。杜绝研究过程中可能对儿童带来的伤害，访谈过程中需要协助家长照看儿童，视线经常性的跟踪儿童。在访谈过程中，由于占用了被访谈对象的亲子时光，当被访谈家长出现焦躁情绪时应立即终止访谈。三是，访谈时间控制在10分钟左右，否则时间过长，家长均会失去耐心，源于家长在亲子旅游过程中其精力主要放在携带儿童身上；时间过短，则制约了访谈内容的质量。四是，访谈时间相对压缩，客观上要求扩大抽样规模，建议为正常访谈抽样规模（一般认为30份）的2倍以上。

3.2 研究案例地与数据收集

调研案例地为南京市典型的亲子旅游目的地——红山森林动物园和玄武湖公园。红山森林动物园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以独特的森林景观、丰富的动物资源、多彩的主题活动成为国内最具特色的动物园之一，年均游客造访量超500万人次，以南京市和周边地区的城市亲子家庭为主。玄武湖公园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和国家公园。“金陵莫美于后湖”，玄武湖公园以其作为大型的城市绿色、开敞、免费风景园林空间，而广受亲子游客家庭偏爱。

访谈时间为2018年3月底4月初的春天、6月底7月初的夏初两个时间段，覆盖了周内、周末等。访谈时间的选择，确保了能够对不同类型的亲子出游群体进行抽样。访谈共抽样了70位家长，分别编号1—70。访谈家长以幼儿园儿童家长为主，比例为68.6%。家长性别以女性为主，反映出家庭亲子旅游过程中的母亲重要角色。在出游群体类型上，“爸爸妈妈+小孩”的比例最高，为47.1%，其次分别是“妈妈+小孩”和“三代出游”的群体类型，而“爸爸+小孩”的出游群体类型比例最少（表3）。之所以只对幼儿园和小学阶段儿童家长进行访谈，源于这两个亲子旅游群体处于满巢初期阶段，外出游玩/旅游成为该阶段儿童在非上学日重要的校外生活事项和家庭休闲安排。

城市家庭亲子旅游行为

4.1 亲子旅游动机的中西方文化差异性

家庭旅游活动成为家长精心组织和策划的，以“出去玩”“见世面”“涨知识”为鲜明主题，以加强儿童教育作为主要动机的一种休闲安排。当代儿童学业压力大，父母有意识的、平衡性的让儿童回归儿童，通过旅游的形式让其孩子“出去玩”放松；“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家长普遍提及的话语，通过旅游打破“牢笼式教育”，让其孩子更加开阔、丰富、美丽、多元的“见世面”。旅游地成为传统课堂之外“涨知识”的绝佳教育场所，“旅游中学习”，“边玩边学”，将“课桌”搬出教室，同样成为家长普遍提及的话语。

显然，这种精心组织的家庭休闲活动，同其他纯粹为了个人的旅游愉悦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其亲子旅游动机和基于儿童的旅游教育出发点，证实了“群体旅游”相较于“个体旅游”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家长们意识到“旅游中的儿童”和“日常生活中的儿童”是不一样的，“旅游中的儿童”更自信、更活泼、更好奇、更勇敢、更能说会道。父母希望作为孩子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在和孩子一起旅游的过程中努力向孩子传递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

“问题4：这肯定多少都是有的，在过程中吗，她可能会收获她之前不知道的知识，表现、状态跟在家里不一样，旅游过后更加的活泼，能说会道。”（编号14，幼儿园儿童家长，女）

“问题4：就是经常带他出来，对于事物的感知，更加有说服力，眼见为实嘛。还有培养了他的道德方面的意识，每次旅行就会教导他遵守交通规则、将垃圾放到垃圾桶等等。就上次带他去广州，垃圾他自己就会找垃圾桶给扔进去，不需要我们大人的提醒，他自己就已经有这个意识了…长见识，为人接物方面会有所提高，像我们家是双胞胎，关注度还挺高的，叔叔阿姨们就会跟他们打招呼，他们就会很有礼貌的回应。还有表达能力，他自己在旅游中看的学到的，到了幼儿园，他会主动地跟老师说，我去了哪里看了什么，就是说读书时老师讲再多也没有用，他只有亲身体验，他就会知道原来树叶、动物是这样的，比书本更加生动地展现出来了。”（编号46，幼儿园儿童家长，女）

“问题4：肯定是。学校里面，家里都是任务，即便学习都是任务，但出来就是自由和观察。可以发现很多新的事物，触类旁通，书本上的与现实一一对应。小孩平时总是兴趣班，一直在学习，平时都安排的较满，我们还好，有些家庭给孩子都安排的满满的，真没意思。其实如果让小孩选，他肯定会选择出来玩。我们自己就在努力平衡他学习和出来玩的时间。”（编号49，小学儿童家长，女）

强化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成为第二个主要的亲子旅游动机。当代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过度安排的儿童（overscheduled child）”和“望子成龙症家长”。城市家庭越来越倾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协同培养”模式，通过大量的、家长主动发起的、提高性的活动来培养儿童，为其提供更多的文化和社会资本。客观上，儿童对公共空间的利用水平在下降，其“学校—家庭”之外的空间利用被压缩到过度商业化的培训班。“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和“牛娃战争”的儿童教育压力，更使得多数的爸爸妈妈通常以“严父严母”的形象扑面迎向儿童，显著差异于传统家庭文化中的“严父慈母”现象。

旅游却制造了更多的家庭生活“共同在场”，让家庭“铁三角”（亲子关系+夫妻关系）更为牢固，旅游让家长做“父母”的感觉更为突出：让孩子更快乐、看着孩子、亲近孩子、拥有孩子，欣慰的享受孩子在身边的活动，更多的知道孩子的需求，为孩子和自己留下美好的家庭回忆。旅游是对日常生活中“孤独的儿童”的补偿，旅游是对日常生活中“乖巧的儿童”的奖励，旅游更是家长在儿童“学习”和“游戏”之间的平衡。如前文所述，在这种家庭群体旅游行为中，家长们从寻求“个体在场”转向为家庭的“共同在场”，甚至是“为你在场”。

“问题5：一起共同的经历，是以后很好的回忆。其次是小孩子长大了要离开父母，这个时期是跟孩子一起出来旅游的最好时期。”（编号3，小学儿童家长，女）

“问题5：和睦，能让家庭更和睦；一起拍照片，留住美好的回忆；能够和孩子有更多的交流；一说要出来玩可开心了，可听话了，要不在家的时候不怎么听话呢。”（编号31，幼儿园儿童家长，女）

“问题5：家庭气氛比较好，感觉夫妻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好（被访谈人妻子插话，说：我今天还发了朋友圈，表扬了下我老公，最近带小孩出来玩的次数比较多）。”（编号51，幼儿园儿童家长，男）

本文实证结果揭示了中西方的亲子旅游动机存在文化差异性。西方典型的实证案例有：Shaw和Dawson针对渥太华案例，研究指出家庭休闲活动的第一动机是家庭关系和亲子关系动机，第二动机是亲子教育动机[18]。Bakir和Baxter以乐高温莎主题公园为案例的半结构式访谈研究，提出了“以乐为中心（touristic fun）”的家庭出游动机[19]。而Johns和Gyimothy的丹麦实证案例显示，父母更为看重孩子的感觉，当看到孩子开心时，他们就是开心的[20]。而本文则揭示，在当代家庭社会剧烈转型的背景下，亲子旅游活动则呈现出顺序相反的亲子旅游动机模式，即亲子教育动机作为第一动机，而促进家庭关系和亲子关系作为第二动机。如果说，儿童参与的家庭旅游在西方语境中更为强调“以乐为中心”的家庭旅游模式（促进家庭关系动机>促进儿童教育），那么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则更为强调“以儿童为中心”的亲子旅游模式（促进儿童教育>促进家庭关系）。

4.2“以儿童为中心”的复杂亲子旅游决策过程

虽然家长在旅游交通和线路安排，亦或是携带儿童惯常使用的物品，旅游地和公共场所中的儿童安全监督等方面占据主导性的角色，但在是否外出旅游、旅游目的地选择以及在旅游地的活动项目等方面充分尊重儿童的意愿，“以儿童为中心”的决策特征非常明显。儿童参与、共同制定乃至主动发起的家庭旅游决策已经成为当前城市家庭外出旅游的基本特点，这也反映了当代城市家庭家庭关系的民主化趋势。

深度访谈发现，在亲子旅游决策的影响因素上，既包括了父母的过往旅游经验、其他家庭的影响（攀比效应），又包括了儿童的过往旅游经验、其他儿童的影响，是家长和儿童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儿童和家庭旅游活动既可能由家长主动诱发性的发起，也可能由儿童主动性的发起。访谈发现，部分家长会因为孩子的年龄、生活习惯而放弃自己想去的目的地，在出游时间上多会选择1—3天的短途旅游，避免孩子的不适应。这种家庭旅游的“以儿童为中心的群体决策”模式，值得旅游研究者以及旅游目的地管理者和经营者高度关注。

“问题8：会让孩子做决定，要不然去一个她不喜欢的地方她会和我抱怨，不抱着她啦之类的。不过我会提前和她说，动物园新来了考拉，你想不想去看看啊之类的话，可能当下她没有概念或者兴趣，但是之后某一天她和小朋友玩的时候听说了动物园有考拉，她就会说‘妈妈，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看考拉’。然后我就会选择时间带她过来。”（编号11，幼儿园儿童家长，女）

“问题8：都是我做的决定，所有的一切计划，包括去哪里，订机票，订酒店做攻略都是我做的，爸爸就负责拿行李体力活。（问：会和孩子商量吗？）会的，会问一下他喜欢去看海吗还是喜欢去玩滑梯，会给他选择让他选，会在旅游中带他去。”（编号35，幼儿园儿童家长，女）

“问题8：公平，民主，我和妻子、小孩都共同做出家庭决定，我们会非常尊重小孩的意愿。但小孩毕竟小，见识少，我们有的时候会引导，比如跟着季节走，南理工的二月兰啊，中山陵的梅花节啊，等等。”（编号47，幼儿园儿童家长，男）

既受儿童偏爱又被家长认可的主题公园、动物园、游乐园、城市公园等人工空间，以及海滨等自然空间，成为完美的儿童旅游世界，积极、阳光、善良而又色彩鲜明。特别是主题公园和游乐园，已经成为儿童的“标志性空间”。因此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家长们倾向选择上述类型的、“适合儿童”的旅游地。儿童适不适合玩，高不高兴玩，觉得好不好玩，成为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的主要筛选性原则。不难在家长的主观设定中看出，上述旅游地是一个“消毒、梳妆打扮过的标志性儿童世界”，能够匹配儿童的童真和纯粹。

但部分家长并未完全按照儿童的意愿偏好去选择旅游地，而是在儿童的“成长”和“需要”之间进行了权衡。特别是随着儿童年龄的成长，逐步引导儿童从“虚拟”的儿童旅游标志世界转向“真实”的现实知识世界，从儿童眼中的“好玩”转向家长眼中的“有意义的玩”，以期让儿童懂得更多，感受生活，助其成长。

“问题7：以前因为孩子的关系总是喜欢带孩子去有游乐场一带的地方，觉得那里孩子可以更加欢乐，后来慢慢的改为动物园风景区，文化知识产地，目的是为了让孩子从中慢慢的成长，懂得更多。”（编号18，幼儿园儿童家长，女）

“问题7：肯定是去游乐场、海底世界、动物园等，不会选择爬山。小孩脑子里面想的只是动物、游乐设施，不懂山。等她大了，我们会带她去看文物古迹啊，爬山啊，看风景。”（编号52，幼儿园儿童家长，男）

亲子旅游的决策过程，通过深度访谈发现，幼儿园阶段儿童家长和小学阶段儿童家长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差异性。一，幼儿园阶段儿童家长主要是出于满足孩子的好奇心，让孩子接触世界，认识世界，同时塑造孩子的人生观，培养孩子的认知，开阔孩子的视野。而对于小学阶段儿童家长来说，让孩子放松心情，缓解学习压力，平衡学习和娱乐时间成为主要动机；二，在具体旅游目的地选择上，幼儿园阶段儿童家长倾向选择距离家近、亲子娱乐设施相对完善的主题公园、动物园、城市公园等休闲目的地，停留时间相对较短，重游频次相对较高。小学阶段儿童家长则不再局限于娱乐型旅游地，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名城甚至异国他域均纳入选择范围；三，在引导儿童参与旅游决策的过程中，幼儿园阶段儿童家长在征求儿童意见的时候，主要询问要不要去看小动物、喜欢去看大海吗、要不要去玩滑梯等具象内容选择，但不会针对具体的旅游目的地。小学阶段儿童家长则倾向于征求孩子的具体旅游目的地选择，会问他们喜欢去什么地方，或者想去看什么，较少用具象事物征求他们的意见，甚至让孩子参与旅游信息搜集等游前工作。

在亲子旅游顾虑上，家长们普遍侃侃而谈，忧心忡忡。“直升机父母（helicopter parents）”的焦虑心态明显，盘旋于儿童上方随时予以支援，甚至干预儿童的兴趣和决策[21]。儿童和家庭旅游活动，从来不像成人个体旅游情景中的“说走就走”。儿童玩的开不开心、娱乐设施是否齐全、哭闹问题、天气与气候、饮食条件、环境卫生、人身安全、是否拥挤、旅游地可进入性，儿童日常生活习惯（是否认床等）、旅途是否劳累、当前儿童身体状况等等，均纳入家长的游前和游中决策范围。不难看出，相较于Williams的传统旅游决策模型[7]，家庭亲子旅游这种“群体旅游活动”，其决策行为更为复杂，旅游顾虑更多（通常情况下母亲的旅游顾虑更多），是一系列复杂性、限制性的影响因素综合评估的结果，既涉及游前的出行规划和目的地选择，又涉及游中的旅游活动要素等多方面内容（图2）。

“问题6：小朋友的差距（受访家庭是二胎家庭），两个小孩肯定不能差太多，要不然没法玩到一块。还要看景区有没有变化，这次来动物园就是听说动物园有考拉，才带他过来的，要不然都来过了，再看一样的东西，再带她来就没有什么意思。景区的设施，就像有没有停车场啊，餐厅怎么样，厕所怎么样，要是这些都不好的话肯定也不会来的。交通因素，重要方面，要不然在路上堵个3个小时还来玩什么。还有肯定会选择错过高峰期，要不然就是来动物园是让人看小动物还是让小动物看人的；还会选择季节，像这个时候就带她来户外，夏天肯定不来这种地方，味道臭臭的还热，夏天的话就像上次带她去了天目湖，挺好的。冬天也不会怎么考虑，天冷，孩子容易受凉生病。”（编号11，幼儿园儿童家长，女）

“问题6：会考虑交通工具，尤其是坐飞机时间不能太长；吃的东西一定要清淡一些；当地的温度要适宜，不太热也不太冷；一定得是个安全的地方。还有主要是时间上，有时间的话会带孩子出来；再有就是自己比较喜欢旅游，希望孩子也能像我一样热爱旅游，热爱生活；还有就是媒体宣传吧，别人会和我们说那里好玩，我们都会考虑。如果是孩子说他想去看小动物的话就带他去动物园；要想去看米奇，肯定就会带他去迪士尼了。”（编号35，幼儿园儿童家长，女）

4.3 亲子旅游体验：共同在场下的身份认同与家庭意识

亲子时光不能辜负，亲身教育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已经成为父母之间的共识。父母非常看重和珍惜亲子旅游“共同在场”中的家庭时光。相较于“日常生活中的儿童”，父母能够敏锐的观察到“旅游中的儿童”的变化，乃至瞬间的成长。旅游中的父母与儿童意味着更多时间的“共同在场”，更多的欢乐嬉戏时光，客观上冲刷了日常生活中的教育压力。父母凝视儿童的过程，既是欣慰和感动“从亲到子”的亲情传递过程，同样是快乐和幸福“从子到亲”的亲情传递过程，父母非常享受满足儿童的需求、快乐的陪伴孩子的“共同在场”体验。神情专注和情感涉入中，父母收获了“好的父母”的身份认同和“共同在场”带来的家庭意识。父母成人的“童心”记忆甚至被儿童传染乃至唤醒，与儿童一起嬉戏打闹。玩是儿童的天赋和本领，也是成人的天赋和本领，和爱人、和孩子一起玩，被成人家长重新拾取。

此刻在父母的想法中，旅游地的资源价值、旅游功能、场所环境，乃至旅游过程中遇到的种种不快，相较于收获的心理满足均显得微不足道。这也提醒我们，在面对家庭旅游这种群体旅游类型的时候，进行游客满意度评价需要从“个体旅游视角”转向为“群体旅游视角”。不难理解引言中提及的，动物园、主题公园等亲子性的旅游目的地，在父母的个体旅游体验中无疑是无聊的，但父母仍然频繁的携带儿童进行重游的行为。

“问题2：之前带孩子出去旅游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孩子逐渐的从完全抱着，到抱一段路走一段路，到最后完全自己走，完全不用大人抱，感觉到一次比一次成长了很多。”（编号18，幼儿园儿童家长，女）

“问题2：当孩子在游乐园坐在海盗船的时候，看到孩子开心我也非常开心，记得有一次，孩子看到我累了，坐在地上休息，孩子主动给我捶捶背，拿水给我喝，当时觉得挺欣慰的，也挺感动的。”（编号20，幼儿园儿童家长，男）

“问题2：通过与小孩的近距离接触就是会发现，小孩真的是充满童心，觉得孩子的世界真的特别纯真，特别美好，特别容易满足，当小孩见到喜欢的东西时会很激动，因此我也感觉很激动。”（编号27，小学儿童家长，女）

精心组织和策划家庭旅游活动，提前预留可供出行的时间，携带儿童惯常生活实用物品（通常意味着大包、小包），确保旅行过程中时时刻刻的儿童安全，按照儿童的节奏和兴趣进行游览活动，克服旅游过程中的种种负面影响（拥挤、排队、高价门票、晕车等），随时应答儿童的提问和需要，客观上需要家长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耐心。旅游中休息、静坐看风景，拍照发朋友圈成为家长偏好的活动内容。“累并幸福着”成为家长们普遍的心声，特别是对来自双职工家庭的家长而言，在旅游过程中实现日常工作疲惫身心的放松休息，在旅游过程中弥补日常生活陪伴儿童的相对缺失（特别是对于日常生活中多由老人带孩子、孩子与父母关系相对不亲的家庭），在旅游过程中共同创造家庭的美好回忆。家长们能够意识到，这种精心组织和策划的家庭旅游活动及其旅游效应，能够被儿童感知和获得，能够使得儿童意识到父母的“良苦用心”（图3）。在研究开展之初预设的观点，如“带小孩出来玩太麻烦”“家长太劳累”“感觉自己像监护人，不是游客”“游玩花费蛮高的”“小孩玩的尽兴，我玩不尽兴”“小孩哭闹，我会很烦躁”等问题，多数访谈家长并不赞同。

“问题11：坐着休息，要不是带她出来，我可能就在家躺在床上休息了，毕竟工作一周也只有这么一两天的休息时间，再一个主要就是陪她，看着她，因为出来的时候你几乎没有时间做其他的事情。”（编号13，幼儿园儿童家长，女）

“问题12：开心的，不管怎么样，陪伴孩子的时间总是最美好的，虽然现在很多家长觉得上班很累，要休息休息，但是我觉得学会取舍吧。我还是愿意花时间带小孩出来的。在娱乐中教学嘛。”（编号46，幼儿园儿童家长，女）

“问题12：他放松，你也会放松，大家一起放松。平实在家里，比如字写错了，会要求孩子写三遍，总有要求，但出来玩就不一样。不会嫌累和烦，这是大人自己的问题，和小孩无关，大人需要自己去调整。需要兼顾大人和小孩的需求，大家一起放松。”（编号49，小学儿童家长，女）

本文将共同在场理论置于儿童和家庭旅游（亲子旅游）研究，揭示了传统的基于“个体旅游视角”构建的旅游理论和模型在研究“群体旅游”现象中的不足。正如引言所述，理解游客需要将其放置到“生理因素—个体行为—交往—关系—组群—社会”的社会复杂性连续层面，及其在不同旅游情景中（个体旅游—小群体旅游—跟团旅游）的不同角色功能。城市家庭亲子旅游行为中，无论是“以儿童为中心”的群体旅游决策模式，亦或是通过神情专注和情感涉入的“共同在场”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和家庭集体意识，都对传统的旅游理论和模型形成了挑战。客观上需要一种从个体旅游向群体旅游的研究转向，从“个体人”意义下的旅游动机理论、旅游决策理论和旅游体验理论，转向为重新审视“家庭人”、“社会人”意义下的新的旅游动机理论、旅游决策理论和旅游体验理论。

本文以非常典型的满巢初期阶段家庭的群体旅游活动作为研究单元，审视了旅游在加强儿童教育、促进家庭关系的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儿童社会学和儿童地理学的兴起，空间在儿童教育中的地位日益凸显[22]。当代父母意识到旅游本质上是一种地理/空间/社会的综合教育，能够极大的弥补课程牢笼式学习的相对不足。与此同时，旅游实现了儿童和父母的共同生命在场，有助于回归儿童教育之根本。如果说儿童的日常空间是规训的空间、成人的空间，那么旅游有助于儿童回归天性、放飞自由，从传统课堂教育和培训班教育的“扬心抑身”和严重压缩的儿童游戏空间转变为“身心并重”和自然/社会开敞空间，通过更多具象化体验，让儿童更多的接触和认知世界真实。一方面，缺失的童趣和自由以“旅游”的方式被儿童重新拾取，也被成人重新拾取；另一方面，促进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同样以“旅游”的方式被家长格外看重。上述的价值被家长通过亲子旅游的形式有意推动。

亲子旅游动机显示，家庭旅游活动成为家长精心组织和策划的，以“出去玩”“见世面”“涨知识”为鲜明主题，以加强儿童教育作为主要动机，以促进家庭关系作为次要动机的一种休闲安排。亲子旅游决策显示，“以儿童为中心”的决策特征非常明显。儿童参与、共同制定乃至主动发起的家庭旅游决策已经成为当前城市家庭外出旅游的基本特点。亲子旅游体验显示，通过亲子旅游活动中的神情专注和情感涉入，父母收获了“好的父母”的身份认同和“共同在场”带来的家庭意识。

乐的繁体字“樂”能够形象的描绘共同在场下的亲子旅游活动。字体上半部分的“8”形符号寓意“弦乐”，中间的方形符号寓意“鼓”。弦乐、鼓乐，以及舞蹈节奏会促使“樂”字底部符号活跃起来——生长为繁盛的树，体现人类生命的力量。多么形象的展现作为“弦”和“鼓”的孩子与父母无形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孩子通过“儿童文化”，在他们参与家长的成人文化过程中形成属于他们自己成长路上的人生经验，孩子自发的“歌唱”，期望成人能与之共舞，而亲子旅游能够成为当代家庭“弦”与“鼓”共奏美妙乐声的重要催化剂。孩子在期间或歌唱或舞动的行为，获得的不是“更聪明”，而是变得“更强”，为探索未来的情感和社会生活增添创造力与勇气，父母则发挥着使“樂”的生命更繁盛更持久的指导作用，在亲子共游中“樂”的活力与生机予以了生动地体现。

旅游活动的群体性和社会性，无疑具有厚重性、反身性[23]，我们既需要发问旅游学研究中的儿童问题在哪里[24]，同样需要发问旅游学研究中的家长问题在哪里，显然“群体旅游”中个体成员内部之间的互动关系，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深入解答[25]。本文通过城市家庭亲子旅游行为研究，以期给予初步的回答，其实践指示意义在于，既要重视家庭和孩子的旅游需求，又要强化亲子旅游产品的供给；既要重视成人的旅游需求，又要重视儿童的旅游需求，明晰“以儿童为中心”的亲子旅游活动特点；既要重视旅游，又要重视教育，强化旅游对于加强儿童教育、促进家庭关系的重要实现价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