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境下“父母包办”大学选择的特征及其影响

父母该不该包办孩子的大学选择？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这一行为呈现出复杂的特征与影响。本研究从中立视角出发，探讨父母包办如何既可能限制子女发展，又提供结构化支持。让我们一起阅读，重新思考父母在大学选择中的角色与意义。

中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竞争日益激烈,考生和家长纷纷投入“高考志愿填报大战”,尤其在新高考改革后的家长密集参与子女的大学决策,父母之命成为他们的座右铭,像直升机式父母一样插手一切｡许多直升机式父母在面对“志愿热潮”和“专业热”等有关大学选择的热点话题时,早在子女高中之前就开始了大学计划,甚至有研究发现超过1/4的父母在子女小学时就开始规划其大学道路｡强势父母成长环境下的子女容易忽视自身的社会人际关系交往,缺少对社会时事的认知及生活经验,因而在志愿填报时会听从父母的意见,父母的教育水平､职业和家庭收入与大学选择密切相关,学生的择校动态已呈现父母与大学有直接关联的新情况｡

对于理解父母介入大学选择,大学选择和父母学业参与提供了解释框架｡关于大学选择,常被视为一项宝贵而长期的经济投资过程,学生需要根据大学的成本和回报来进行权衡,决定就读哪所大学或专业｡在选择大学时,学生往往从重要他人(尤其是父母)所推荐的大学中进行选择｡[1]关于父母学业参与,有学者将其概念化为大学入学背景下的社会资本,将其构建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2]｡父母的教养方式影响子女的一些职业选择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3];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经济水平以及父母的职业会影响其子女大学专业的选择;父母(主要是母亲)在影响有色人种学生上大学的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在子女进入大学后,父母参与的方面不断扩大,从专业包办延伸至升学打算､职业规划甚至未来配偶的选择等｡绝大部分研究表明,父母参与对大学生学业成就有显著的正向作用[5],然而也有研究发现父母参与对大学生学业成就没有影响,甚至有负面效应｡[6]

“父母包办”是一个本土的概念,在中国教育和婚姻中,父母已习惯为子女包办相亲､包办教子､包办理财等｡[7]当前,“父母包办”的大学选择方式正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从程度上,“父母包办”子女大学选择比父母学业参与更深一步,更加准确地表达传统文化因素影响下中国父母有别于西方父母之处,父母的过度参与和支持使得子女在大学选择､专业选择､就业选择这些“人生大事”上缺乏话语权｡

对于“父母包办”子女大学选择的评价,总体上大都是消极的[8],比如父母的控制欲与约束会阻碍孩子的自主性发展[9],但是“父母包办”下的大学选择到底有何特征?这种干预和管理的方式对学生大学选择乃至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的影响总是消极的吗?是否存有类似于“包办婚姻”一样的合理性?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关注父母包办子女大学选择的影响因素,并在其影响方面进行理论和现实的探讨,但主要聚焦于子女的心理发展和成绩效能,存在忽视其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的不足｡其次,现实状况与父母的思想观念正经历变化,我们有必要为该现象提供系统的理论研究和考察｡

数据来源､研究设计与分析过程

自2021年以来,我们致力于关注高中大学衔接的主题研究[10]｡研究者及团队致力于本科生的教育经历与感悟教育叙事及“位置感”的自传文本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因此,为了进一步了解父母参与的大学选择的特征,以及父母在大学选择过程中的影响,本研究抽取了X市1所普通公办大学､1所中外合作类型大学､1所普通公办职业技术学院和1所私立职业技术学院共4所院校的专科生､本科生及其父母(表1)进行半结构深度访谈｡被选中参与这项研究的学生有如下重要特征:参与者来自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学生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不同｡本研究采用目的随机抽样方法选择参与者,学生是从学校学院中心办公室编制的名单中选出的｡从这份名单中,研究人员通过电话联系参与者,解释了研究目的,并征求了他们的参与意愿｡

数据收集的主要方法是一对一､半结构化的访谈,因为它允许在参与者之间收集可比数据｡在目前的研究中,半结构访谈使研究人员能够了解:(1)学生对父母包办大学选择的态度､感受和认为所带来的影响;(2)父母大学选择的期望､给予的压力和参与方式等受访者过去的教育和个人经历信息｡访谈提纲也包括开放式问题,分为3大类背景信息:父母和家庭影响､学校特征､个人态度和特征｡在目的抽样基础上,我们在访谈过程中采用滚雪球的方式进一步扩展访谈个案｡在访谈中,我们也收集受访者的辅助资料,例如个人简历､微博､个人心得日志｡

解释现象学是一种重要的分析方法,用于深入理解研究现象的含义和内在逻辑｡通过解释现象学,研究人员可以揭示背后的意义和模式,从而为研究问题提供深入的理解和解释｡在本研究中,我们运用解释现象学来分析访谈数据,以全面理解“父母包办”大学选择的特征和影响｡首先,通过对参与者的访谈数据进行仔细阅读,识别并摘录出与研究问题相关的重要陈述,我们创建了参与者详尽的个人简介,总结出参与者大学选择中的重要事件｡

接着,我们对反复出现的观点进行编码,将编码后的观点汇集,寻找有意义的共同概念,形成主题雏形｡在这一步骤中,我们注意到不同主题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列出了主题的结构层次关系｡我们对每个主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加入了来自参与者的典型原始陈述,进一步丰富了主题内容和意义｡

然后,我们对相似的主题及其描述进行了反复比较,抽取出相似的观点,形成了简洁而具有密集意义的主题短语｡最后,我们将所产生的主题结构反馈给参与者,进行求证,以确保研究捕获了他们真实的经验和观点,以及对“父母包办”大学选择的影响的理解｡这一步骤是为了确保研究结果准确可靠｡在此过程中,一旦发现偏悖,我们及时重新逐步分析,直至获得一致且可靠的主题结构｡

(一)“父母包办”大学选择的特征

1.“父母包办”体现在主导孩子的大学和专业选择

传统家庭观念中,父母普遍认为对子女的教育选择具有决定性的权威,并将自己的理念传承给下一代｡学生习惯于对父母“言听计从”｡既有研究发现,在传统家族价值观的影响下,大学抉择已不仅仅是学生个人的事情,“上个好大学”成为孩子报答父母的重要方式｡有60.1%的学生认为“让父母骄傲”重要甚至极为重要｡[11]

我们希望孩子能上一所有名的大学,他们就能得到更好的教育｡我们村上能上大学的已经是“文化人”了,之前也有过高考状元进祠堂向老祖宗报喜,这种有祠堂的家族教育出来的荣辱观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给孩子选择大学时,我们一家子都很慎重,希望孩子能明白我们做该决定的良苦用心｡(编号A08父母)

在教师世家或有企业的家庭中,家族资本往往会转化为下一代的教育机会(编号A02父母),父母希望将自己接受的教育理念､人生经验和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代际传承就变得尤为明显｡大学选择作为教育阶段的重要决策,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

2.在铁饭碗专业上,“父母包办”更明显

父母对名校的渴望似乎打破了各种界限,诸如“学校更有声望”“专业更有竞争力”“学费更昂贵”“离家距离更远”“城市人口更多”等｡“三分考,七分选”在孩子分数达线的情况下,一定是一分都不能浪费,尽可能上“985”“211”高校,距家远近不是问题｡现在很多就业单位更看重第一学历,所以大学的声誉很重要(编号A18父母)｡

除了“培养名校生”的育才策略之外,父母普遍感受到为子女选择大学的压力,他们认为选择热门专业可以为子女增加就业的竞争优势｡提及孩子未来的职业,在受访父母中最受欢迎的是师范､医学､法律､工程､护理､建筑､会计和商业｡

在后疫情时代,父母对稳定且体面工作的期待对孩子择校观的作用达到了巅峰｡“以前我还想着能够创业,但疫情防控期间我爸爸失业了,这让我看到了‘铁饭碗’的重要性......考公或者进编是非常符合我父母期望的,以前他们让我做这种没有挑战性的工作,我还会觉得唠叨,但在经济压力下,这份工作适合我,也适合我的家庭,所以我倾向于选择汉语言这样‘考公天选人’专业｡”(编号A13)

现在的就业形式多严峻,与其让她毕业后进公司找工作,不如老老实实学师范,将来考编当小学老师,工作稳定还有寒暑假,多好啊｡(编号A07父母)在这种影响下,家庭和孩子都形成了进入体制的理念,以此来抵御他们认为的风险｡

3.“父母包办”易发生在性格温和的子女中

在权威型父母教育下成长的学生,有的因其刚烈的性格对父母的想法嗤之以鼻,外界的压迫促使他们变得叛逆,更坚持自己的想法;而有的学生从小以“乖乖女”的形象示人,是父母口中的好孩子,习惯将自己真实的想法隐藏于心｡

在高二文理分科的时候,父母和年级主任都来劝我选理科,而我个人当时对历史是十分感兴趣的,但敢怒不敢言｡我知道他们把我养大不容易,他们肯定也是为我好,我就听他们的吧｡(编号A15)

当时我在父母建议下选择了和地铁对口的专业,让很多人羡慕｡因为自己知道毕业后就能够到对应岗位工作,这让我松懈摆烂,这几年几乎就靠打游戏､谈恋爱度日｡即将毕业时,我了解到铁路工作就是每天看着地铁在轨道上来来去去,虽然枯燥,但我没办法改变这一局面了｡(编号A03)

在此种情况下,部分学生认为“有经验的父母意见比较可靠”(编号A01)､“兴趣无法养活自己,还是前途更重要”(编号A14),按照父母的意愿选择自己不感兴趣却是热门的专业｡也有受访者表示,父母过度干预大学选择导致自身的自信心受损,更容易选择不适合自己的大学或专业｡

4.“父母包办”权威在特殊招生类型中更明显

父母希望子女能够留在大城市,以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有的父母崇尚“名校情结”,让子女出省只为使其进入“985”“211”高校(编号A09父母);有的父母则专注于热门专业｡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权威型父母,他们早在子女高三阶段时就替他们规划好传统高考之外的其他入学途径,如三位一体､定向招生及中外合作办学等｡相比于传统高考,这些招生方式给予学生额外的发展机会,而父母也以“早做打算”为理由为子女铺平未来发展道路｡

我早就替孩子看好了这所学校,他们每年都为学生提供一些出国交换的名额,我也想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有机会的话能走出国门是最好不过的了｡(编号A05父母)

在模拟考试后,父母就带我去南京专门填报志愿的机构进行咨询,那里有资深学业规划师､报考专家､运营老师,所以父母很早就在家研究机构发放的志愿信息书,到我填志愿的时候时间是非常充裕的｡(编号A14)

普通工薪阶层的父母更倾向于选择公办学校和就业稳定的专业｡既有研究证实低阶层学生父母最爱包办的专业是师范专业｡[12]而关于家庭居住地和年收入,县城和村镇的低收入父母没有适当的资源与孩子沟通大学要求,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更有可能与孩子谈论大学｡我们那时候没有上过大学,对这个流程也不了解,我们能考虑的就是报名学校的学费问题,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孩子一些建议｡(编号A16父母)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往往也拥有更多的渠道了解不同的招生政策,让其子女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二)“父母包办”大学选择的影响

1.孩子的心理发展､学习成绩和社会适应

父母包办大学选择的影响最为深远,直接或间接地相互作用会提高或降低其子女的各方面效能｡子女高中毕业后转向大学的这一过渡时期以及他们入学后的状态,都深受父母的关注,而与父母疏远和与父母保持联系存在着一种矛盾的紧张关系｡

部分子女在入学后仍通过通信工具与父母保持联络,让父母参与其学习生活,尤其对于女性来说,他们与父母的联系更为密切｡但父母与子女间的联络是出于双方自然而然的依恋还是父母单方面地积极参与子女的生活,使子女处于情感的被动状态,这与每个家庭成员间的相处模式有关相对来说,那些受教育程度和经济社会地位较高的父母与其子女的联络更加频繁,会对学生的心理状态和适应能力产生积极影响｡

父母很关心我,经常问及我的一日三餐以及学习情况,每周都坚持和我视频通话2至3次｡在我想家的时候,也会主动与他们联络并且很愿意和他们分享我的学习生活｡(编号A01)

然而,过度的父母干预也使学生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和主张｡这些孩子在大学选择的被动参与导致选择了不符合自己兴趣和价值观的大学或专业,因为缺乏自主决策的机会而感到沮丧和迷茫,对自己的能力和兴趣产生怀疑,无法真正了解自己的潜力和独特之处｡父母对选择的介入和过度管理,其实早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决策能力､自我认知和自我管理能力,这种影响间接反映在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和个人成就上｡

2.父母期望与子女现实的不平衡

基于爱与责任的“父母包办”可能为学生带来多方面的好处,尤其是对于那些缺乏主见的学生而言,家长的介入可以为这些学生提供明确的方向和坚实的支持,当孩子感到困惑和迷茫,父母的参与可以帮助他们更快速地做出决策,避免不必要的拖延和压力｡

我的成绩还可以,可以挑选一些学校,但一是自己没什么特别想做的,二是网上选择的信息琳琅满目,这让我感到有些不知所措｡所以还是挺感谢爸妈在我需要的时候给予建议｡(编号A13)

父母参与下的大学选择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学生规避信息过载的问题｡家长的建议和指导有助于学生做出符合自己兴趣和优势的学业与职业发展选择,避免盲目跟风而导致不适合的决定｡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增强学生的决策信心,让他们更有勇气面对未来的挑战和困难｡然而,父母过度介入也带来了些许负面影响｡

父母利用身份压制和经验之谈,试图以“过来人”的姿态充当子女的人生导师,美其名曰让他们少走弯路,实际上父母已经将“王牌专业”“体制内”和“铁饭碗”等标签附于子女身上,他们似乎已经被一种固定框架所束缚,且必须按照父母所规定的方向行走｡更有甚者,尤其是对于专制型父母来说,从子女高中时起就开始包办他们的大学和专业选择｡这不禁让我们思考,父母这般所谓的“良苦用心”,真的能被子女所接纳吗?父母为子女所铺平的这条道路,真的可以让他们少走弯路吗?

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专业,我想学广告或者新闻学,但爸妈说毕业以后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他们总是向我灌输“当老师有多好”的观念,且已经替我安排好考编的事宜,虽然我不喜欢,但我也不知道未来的就业方向｡(编号A02)

我没什么文化,也不太懂子女专业的选择｡其实能上大学已经很好了,但大家都说毕业后最好进入体制内,比较稳定,所以我也希望孩子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编号A16父母)

不难发现,如师范､医学､法律等专业备受父母青睐,但遗憾的是,这并不是绝大多数子女所期望和积极选择的专业｡调查显示,仅两成大学生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根据千人高考志愿调查可以发现,15%的学生的大学选择被父母包办,72%的学生想重新选择专业｡可见,学生的理想专业与父母的选择背道而驰｡

3.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顺应还是挑战?

新时代学生独立意识觉醒,高举自由旗帜的新兴力量在学生中崛起,他们试图冲破父母的枷锁,但迫于大环境又不得不再次考虑传统价值观扎根于中国学生头脑中的根深蒂固的观念｡父母及长辈对子女的过度溺爱或担忧在其包办的大学选择上也有所体现｡我们总是会听到那样一句话“读大学别出省,留在离家近的地方更方便些”(编号A02父母)｡

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下,甚至在父母变相的道德绑架下,子女难以将自己试图远走高飞的想法宣之于口｡那些深受长辈们“追捧”的专业,都将其子女置于传统意义上固定的未来发展前景中,专业间的比较与挑剔无不凸显父母观念的滞后｡在父母包办大学选择的过程中,子女也总被潜移默化地灌输“上岸”的思想,子女总是从一个“水坑”游向另一个“水坑”,而“编制”二字也逐渐困住了中国学子的野心｡

我只有一个女儿,出省读大学令我很担心了,所以更希望她能够回来工作,就在小县城｡女孩子成为小学老师最合适了,当然如果能考上公务员就更好了｡(编号A08父母)

女性扮演的角色在“父母包办”的大学选择中并未得到实质性的突破｡长辈习惯于将某些学校或专业的特点强加于家中的女性学生身上,这是对女性求学者的一大束缚与质疑｡“女性学师范最为合适”“毕业以后当老师很安定”“女性无需过于要强”等诸如此类的观念已深深烙印在长辈心中,这又是当今一些接受高校教育的女性的一大难题｡

可见,目前我们还难以完全摆脱传统价值观下对女性择校与求职的刻板印象,而它更是教育本身的长期性与滞后性的一大较量｡小到父母包办子女的大学选择,大到子女未来的就业､婚姻等人生大事,无一不是对中国式家庭教育的回应｡

4.家校关系:内生动力不足,外部支持缺失

目前家校关系的本质却日益模糊,表现为:一方面,教师的“越权”现象显著[11],那些高考成绩极为优异的学生在选择大学时,同时寄托着父母和学校的共同期望｡如有受访者反馈“高中母校更期望自己冲刺声誉更佳的一所‘985’院校,年级主任和家长也多次谈话进行劝说,但另一所‘211’院校中我喜爱的专业实力更强,我想做出稳妥的选择”｡(编号A15);另一方面,多数家长习惯于借助学校的外力来辅助自己更好地关爱子女,越来越多的责任也逐渐从家长转向学校和教师,“一有问题就找学校”已成为家长的普遍心理｡尤其是对于相对弱势的家长来说,他们自诩受教育程度低,无法给予学生更多的帮助,并试图利用经济或情感上的支持来化解如此尴尬的局面｡

其实父母也不太懂我的专业是学什么,他们总是让我听老师的意见｡我更想考研,学习更多的知识,但他们不支持,还会向我的辅导员询问具体情况,我感觉很苦恼｡(编号A08)

由此,日渐扩容的高校家长群作为家长和教师沟通的工具之一,其初始作用已被淡化,家长与子女间的比较现象也在所难免,即所谓的“家校合作内卷化”盛行｡其本质原因在于内生动力不足和外部支持系统缺失,导致合作行为模式呈现为逐渐自我封锁､难以突破,从而导致合作效能低下｡在家校合作系统工程中,主体立场的差异､利益诉求的不同､制度建设的滞后和价值认同的不一致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局面｡[13]这带来的影响是不同阶层的父母在参与家校合作时存在明显的差异[14],家长和学校､家长和教师之间的认知偏差会带来一系列的权力冲突和沟通冲突｡如“观念差异”(家校对学生专业规划上存在不同看法)､“信息传递不畅”(对学生/孩子情况了解不足)､“压力与期望”(影响学生自主选择)｡

结论与展望

中国父母对于子女大学选择和教育的投入引起了广泛关注,其本质是社会进步之后家庭教育方式和理念的迭代｡本研究选取大学选择的微观视角来考察“父母包办”所体现的特征和影响,以此细致描述父母对子女投入的一些具体行为｡研究聚焦中国集权式的教育方式,其与西方的“父母参与”教养方式不同｡所谓的“父母包办大学选择”是家长以父母权威的名义,以有利于子女长远发展的目标,直接或间接地包办(或者很大程度干预)了子女的教育选择(学校､专业､地域),子女于其中明显缺乏自主的选择权｡表面上来看,一种更为集权/威严/干预性质的父母参与形式代替了“父母参与”｡父母常以“过来人”的身份和姿态来包办子女的大学选择｡“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父母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通常也会成为父母制衡子女的言语利器｡子女在学习成长过程中深受父母的观念和传统价值观影响,大部分学生所反馈的信息都体现出自己心之所向的远方与父母的身份压制和顽固观点之间的冲突,这属于两代人观念的博弈｡

然而,父母包办的大学选择是否真的适合(有害)子女的自身发展,目前仍缺乏长期的影响评估研究｡目前子女反馈的一些问题是否会因子女的成长而逐渐理解父母的长远考虑的积极意义,也未得到足够证得到解答｡在中国父母的集权式强烈干预下,“父母包办”囊括了子女的婚姻､大学选择､专业选择､工作等｡学生深受“信息差”的困惑,父母参与(包办)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为子女提供基本建议,如课程选择､职业规划等学业方面的指导,情感上的支持｡唯此种种,正如人们也常发现“包办婚姻”也并非一无是处,本研究也认为“包办大学”并不应该成为简单批评对象,其中的父母的信息庇护和情感支持依然是积极的,相反应该受到指责则是过度权威｡

以往,父母包办的权威最集中体现在婚姻和大学选择两方面｡年轻夫妻离婚由双方父母做出最后决定表明了亲权(parental power)的回归｡阎云翔等人提到,该现象并非传统家庭伦理的简单回归,而是代表子女个体化的新发展动向｡子女所面临的现实压力和所要承担的责任都逐渐促使他们“向父母低头”,父母给予的物质补助和精神庇护对他们来说,是在物欲横流社会中的最好的保护壳｡[15]

相较而言,父母包办大学选择这一现象更加纯粹,并未杂糅子女与父母这种亲权回归的关系｡与其说是他们为子女包办了大学选择,不如说是让子女替他们完成自己未了的心愿,困其一生于所谓的安稳之中｡但我们必须承认,如今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逐渐完善自己的认知,自我意识的增强和独立性的提高迫使他们形成自己的野心｡一边是待追逐的理想,一边是牵挂着的“孝道”,二者的碰撞不免让他们陷于矛盾之中,而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矛盾源头会逐步转向父母,子女的发展偏差会造就父母的心理落差｡

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在于,包办大学选择的主体是父母,而越有阶层优势的父母越擅长且越倾向“打点关系”来帮助子女做出大学选择,这可能掩盖了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子女自主选择的缺失,暴露的是中国教育的短板｡我们不得不承认家庭资本对学生专业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在认知层面,家庭资本存量较高有助于学生了解自身兴趣特长和生涯发展,并对高校专业信息更为明确;在行为层面,家庭经济资本对学生专业选择偏好呈显著影响｡[16]也就是说,越有“实力”的父母拥有更多的渠道或关系找到所谓的权威人士辅助子女一起估分和参谋,往往也能获得一手信息来源｡阶层的不平等逐渐演变为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作为针对一项新现象的探索性考察,后续研究还应通过更大规模的数据调查和考虑性别差异,更为重要的是给予“父母包办大学选择”更多的理论建构和探讨｡

注释:

1 西方的语境中有推土机､扫雪机､拖船､维可牢尼龙搭扣､老虎､无人机等概念,用来形容当今过度或咄咄逼人的父母参与的贬义标签｡

2 例如澎湃新闻的《大学生“巨婴”现象引热议,大学家长群有必要吗》《光明日报》的《大学家长群有必要存在吗》《中国教育报》的《“大学是否需要建家长群”引发热议———高校家校沟通边界如何把握》等｡

3 研究者利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数据发现,近34%左右学生的大学志愿受父母的影响最大｡留美学者叶晓阳博士在2023年显著地观察到:做报志愿咨询时,几乎都是家长跟他打交道,直接和他打交道的学生进一步减少了,家长好像包办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