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出国留学人才回归解码与思考

大部分人是出于什么原因留学的呢？与时代的发展有什么关系？当留学生回国时，他们会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如果你也感兴趣，请和小编一起阅读本文吧！

浙江省团校课题组

《青少年研究与实践》2017年第1期

输出与回流:浙江省出国留学人才

回归解码与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时期,留学国外的中国学生是我国海外人才引流的重要对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留学政策的调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不断增长,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与此同时,“出国”与“归国”也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学术研究的热点｡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浙籍学生出国与回国的现象进行分析,探究防止人才外流和加强人才引流的关键点｡

(一)留学生输出与回流的相关研究

中国留学教育发端于1872年容闳促成的官派幼童留美｡国内出国留学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受国内政治因素和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以及基于对现实状况的考虑,我国出国留学政策经历了较大的变化,也掀起了新的留学高潮｡21世纪初,随着“镀金”“海归”等出国留学及海外归来人员的专业词汇在国内广泛传播,出国留学和海外人才回流的研究也更加丰富｡近30年来,出国留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出国留学趋势､动因,归国动因以及留学政策等方面｡

在出国留学生发展规模及趋势研究上,王辉耀等认为留学已从先前的“精英化”人才流动转向“大众化”的出国学习,留学的意义正在变得更加广义,留学人员的类型､出国方式和渠道都日益多元化和个性化｡关于我国出国留学政策的阶段划分,学者持有不同的说法,但较为一致的是,从1978年至今,出国留学政策在不断地变化和调整｡苗丹国等认为,不同时期出国留学入员及其所从事的留学活动是出国留学政策形成､变革与发展的基本动力,国际政治格局以及中国对外关系状态是左右和影响出国留学政策形成的基本条件｡刘艳等分析认为,我国出国留学政策20世纪90年代初所发生的方针性的转变,是由于出国政策的目标(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遭遇了留学不归现象的挑战｡因此,吸引人才回国服务的政策逐渐成为我国出国留学政策的重心｡在影响留学生归国的因素研究上,王蓉蓉等认为,海归回流行为主要是受宏观经济环境､家庭背景､环境制度等因素影响｡

(二)对浙籍留学生输出和回流现象进行研究的情况

近代几次留学潮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样地,随着历史阶段､留学政策和经济环境等不断发生变化,浙籍留学生输出和回流的数量及动机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留学生的输出和回流对浙江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民国时期留日学生对抗战胜利以及浙江的近代文化发展都作出了不少的贡献｡许书颖等通过对浙江高校留学归国人员文化差异敏感度的研究发现,留学归国人员对于国内外事活动的参与度及愉悦度都非常高｡

留学归国人才在接受了两种以上国外文化后,非常愿意鼓励学生开展跨文化交流,并且愿意为学生搭建跨文化交流平台｡李小波等发现,浙江高校留学人员回国后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具有相当的优势,在教学､科研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因此,研究浙籍留学生输出与回流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访谈法､虚拟民族志观察法相结合的方式,对分布在美国､德国､俄罗斯､加拿大､英国等地的浙江籍贯的14-35岁青年留学生进行考察｡首先,由于出国､回国的确切数据难以准确掌握,随机抽样不具备可操作性,课题组采用滚雪球抽样法,接受高校教师､家长､学生推荐,选取浙籍有出国留学经验或正在出国留学的学生,采取邮件方式,对杭州､台州､绍兴､湖州等地区的浙籍留学生进行结构化访问,了解其选择出国留学的动机,在国外的学习与生活情况,回国意愿,以及对国内就业创业政策的知晓度､满意度等信息｡

同时,对留学生家长､留学中介机构等进行访问,了解当前浙籍学生出国留学的变化趋势及原因,并在不同群体之间进行信息的相互验证,因此样本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意义｡其次,充分利用当前“80后”“90后”活跃度比较高的论坛､APP等自媒体平台,如知乎､太傻､微博等,对其进行辅助的虚拟民族志观察,通过线上访谈,筛选､搜集与研究相关的对象和资料,对其在相关话题下的自述发言､评论互动等信息进行收集､编码和分析,最终筛选出系列材料｡材料编码按照“来源+姓名+发言日期”的方式处理｡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梳理浙籍学生输出与回流现象及发生规律｡

推力分析:脑力外流的趋势及归因

(一)出国留学的趋势与变化

1.从形式上看,自费留学是浙籍学生出国留学的重要方式｡根据教育资金的来源,出国留学可以分为自费出国留学与公派出国留学,自费出国留学指家庭自主筹集教育经费以满足到国外接受教育的行为｡而公派出国留学的经费来自国家或者所在单位,与自费出国留学有着明显的区别｡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选择到国外学习,自费留学生逐渐成为留学的主要群体｡

2014年,浙江省高校派出的交流生总数7369人,比上年增长9.5%｡而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浙江省自费出国人数达到13938人,同比增长约10%,主要以攻读本科､硕士为主,其中攻读本科学位的占48%,攻读硕士学位的占25%左右;攻读的专业大多以理工类､商科类为主｡[10]本研究访谈所涉及的浙籍出国留学生样本中,自费留学的比例也显著高于公派出国,这可能与选取的研究方法有关,但也是留学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的重要例证｡

2.从群体上看,低龄留学生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焦点｡浙籍出国留学生不仅在公费留学与自费留学上有明显分化,同时自费留学生群体还呈现出明显低龄化(本研究中的低龄化留学生主要指中小学阶段出国留学的学生)的趋势｡“据全国妇联2015年12月底发布的《全国第二次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中,全国60%以上中小学生家庭有送孩子出国留学的意向｡”[11]

电视剧《小别离》的热播更是将对低龄出国留学现象的热议推向高潮,呈现出中国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对现行教育制度的集体焦虑｡本次研究对低龄留学生的直接涉及较少,但通过对浙江留学服务中介､家长等不同群体的访谈发现,低龄留学生已成为浙江留学服务市场关注的重要对象之一,是出国留学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杭州有的家长甚至还在子女小学初中阶段,就开始谋划出国留学的事情了,一读完国际班就立刻送往国外｡”(RWMJMH201507)

(二)脑力外流的推力分析

推拉理论最早是用于研究人口迁移的重要理论,也是用来研究留学生国际流动的重要概念｡阿特巴赫认为发展中国家学生流向发达国家的推力因素主要有八大类,分别为留学奖学金､落后的教育设施和质量､缺乏研究设备､入学机会欠缺､政治环境不好､海外学位在就业中的高价值､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传统教育形式的不足｡本研究认为浙籍学生出国留学的推拉模式是内在与外在因素､宏观与微观因素､个体与社会因素互相结合的结果｡推力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可能性支撑:经济､文化依托与教育理念的相对开放｡首先,浙江地处沿海,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不少家庭有条件为出国留学提供物质上的支撑｡其次,浙江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国际合作较为频繁,教育的国际化水平较高,为出国留学提供了富有底蕴的文化性支撑｡

《浙江省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十三五”期间要使教育国际化水平全面提升｡100%的高校､80%以上的高中段学校和30%以上的义务教育段学校与国外学校建立经常性的教育教学交流关系｡再次,家长的教育理念相对开放,家庭对教育的需求层次较高,对子女接受国际化教育的认同度较高｡此外,朋辈群体出国留学的影响效应､留学市场的开放性等都给普通家庭出国留学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2.非理性推动:市场热度､家长焦虑的互补弥合｡国际班或国际高中是经教育部门审定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所修的课程既包括中国普通高中基础课程,也衔接国外高等教育需要的课程｡近年来,全国各地掀起开办国际学校的热潮,这些学校通过部分引进国外课程,或者全程教授国外课程的方式,为准备出国留学的中小学生开通避免高考的直通车｡比如杭州市,目前共有8所高中开设了国际班,其中市区有6所､富阳有2所｡

很多热衷于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家长想法并不成熟,容易被出国留学热冲昏头脑,跟风思想严重｡因此,市场助推､家长焦虑､媒体渲染等因素共同促使出国留学低龄化的趋势愈演愈烈｡然而低龄留学群体在文化适应､个人自理能力､学业压力承受等方面已经暴露出不少问题,这一部分群体在学业完成之后的个人发展情况,仍需要引起家长､社会的高度重视和理性思考｡

3.主动性消解:个体对学业､就业压力的主动回避｡访谈发现,一部分自费留学生选择出国留学的原因更多是出于对现行教育制度的回避,是对学业､就业的现实压力的消解｡“成绩不理想,出国上大学”成为一种社会怪象,成了完成知识积累的快进方式｡“为了逃避考不上985研究生的事实,为了逃避找不到工作的事实……”(SH西瓜20160405)

“最初我只是想去做研究,被国内考研制度虐得太惨了,就差一名就上不了了,即使导师想要我,然而复试名单就是那么少;那我就出国去做研究吧,顺便看看这个世界｡”(SH李佩斯20160405)“高考失利才被逼无奈选择出国,比在国内读二本,出国好像更好听一些｡”(SH我只看不说话20160405)

因此,这一动机引发的出国留学行为往往具有出国前对语言､文化､专业､心理等准备不足,出国后个体适应性不强､学业规划不合理､留学价值难体现等特点｡对这部分学生群体而言,在学习成绩不好､学业就业压力相对较大等现实情况下,“出去”比“出去学什么”更重要｡很多学生事先没有对专业或学校进行充分了解,盲目地选择了就业市场上比较热门的或者就业相对容易的专业,不强调专业旨趣及理想;也有的单纯考虑学习难度､毕业难度等近期目标,与未来的发展方向､就业情况等联系度较弱｡而专业选择的盲目性､随意性也同时增加了回国后理性就业的难度｡如何做好这一群体的学业规划指导及未来的就业创业引导工作尚需要进一步探索。

(一)浙籍留学生回流的意愿及行为

1.回流意愿增强,回流地域集中度较高､指向性强｡受国际经济形势､移民配额､文化认同､就业政策､职场歧视等因素影响,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增速放缓,回国人数不断攀升,留学生回国人数大于出国人数的拐点或将在5年内出现｡2015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2.37万人,其中国家公派2.59万人,单位公派1.60万人,自费留学48.18万人｡回国人员总数为40.91万人,其中国家公派2.11万人,单位公派1.42万人,自费留学37.38万人｡归国留学生增速超过出国留学生增速｡虽然对浙江省自费留学出国的人数很难确切掌握,但是本次研究所涉及的访谈对象中,自费留学生也有较高比例的回流意愿｡

访谈发现,受经济､政策､社会文化､个体适应性､家庭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浙籍留学生回流意愿地多集中在上海､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同时,随着近年来浙江省国民经济发展的持续快速增长,尤其是文化创意､金融服务､旅游休闲､高端装备等行业的崛起,浙江省尤其是杭州市对创新创业型海归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另外｡浙江省对留学人员回国就业创业的政策､福利不断增多,服务逐步完善,包括杭州回国留学生可免摇号领取浙A牌照､便捷的落户政策等｡在临近原籍地的就近原则下,杭州也处于回流预选地第一序列｡此外,浙籍留学生因为牵挂家庭､继承家族事业等原因而选择回国发展的也不在少数｡

2.回流总量大但实力层次良莠不齐,人才总体结构不合理｡近年来,虽然回国人才总量在不断增长,但是回流学生在层次上体现出梯度差异｡大量的回流人才位于人才梯度的末端,且自身的知识储备､实际能力等层次不等,良莠不齐,大部分回流人才是去精英化的人才｡取得博士及以上学位的人才较少,顶尖创新型人才､行业领军人才等高端人才所占的比例更少,部分急需紧缺型人才不能完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的需求总量｡人才结构的不合理,导致社会对留学生的认可与评价不稳定,一些用人单位甚至将海归划归到不受欢迎的队列中｡

3.知识资本弱化,专业黏合度不高｡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个人的知识存量､技能存量､身体状况等要素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出国留学是个人知识资本积累和提升的重要方式,是原子化个体学业､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基础,也是教育国际化的重要表现｡然而,随着“海归潮”的涌现,对留学性价比的讨论之声也越来越多｡诸如留学后未能学有所成造成的资源浪费,文化认同感降低,价值观念缺失以及基础教育经费大量支出等问题｡海归本身具备的人力资本难以在就业过程中完全发挥作用,求职前景不容乐观､就业竞争压力加大､专业扎堆等就业问题越来越凸显,海归初次就业的优势已经明显弱化｡

新东方海威时代联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42016年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显示,超过八成的海归“学非所用”,约四分之一的海归起薪在5000元以下｡课题组在对已回国人员的访谈中也发现,其就业现实与国外所学专业的黏合度不高,有些甚至完全偏离了专业方向,难以在职业生涯中发挥专业人才价值,造成对既有知识资本的浪费｡访谈还进一步发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部分学生在出国前没有做好清晰的学业､职业生涯规划｡

4.“双创”热潮下,自主创业的响应度不高｡在中国的创业大潮中,留学生回国后,往往扮演着先锋和尖兵的角色,并能带来新的创业理念､新的商业模式､新的社会文化,这有利于创业水平的整体提升｡但是,2016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2015》显示,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期望自主创业的留学回国人员并不多,只有3.32%｡

浙江省有较为完善的政策环境､文化氛围､基础设施等创业条件,浙籍留学生也本应成为创业创新的重要力量,但本研究访谈中涉及的样本,选择回国创业的少之又少,原因主要在于创业团队的组建､初始资本的筹备､人脉资源的拓展等方面条件不完全具备｡同时,近年来关于海归回国创业失败的案例屡见报端,对创业风险的承受力不足也是浙籍留学生不愿意自主创业的重要原因｡此外,对于高端人才来讲,政策的落地实施､成果顺利转化等方面存在的障碍也是该群体不愿意尝试创业的重要原因｡

(二)拉力不足与引流困境

1.发展供需不均衡:在留学附着的经济红利下降的同时,普通回流人才对经济效益的预期仍然较高｡“留学红利”是我国“人才红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经济红利”和“人才红利”｡随着海归人数的迅速增加,其市场稀缺性下降,本身的经济红利也会弱化,薪酬下降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相比较高的留学成本,留学效益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从人力资本理论来看,出国留学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尤其对于大多数自费留学群体而言,其投资目的或许更加明确,对未来经济收益的预期更高,但现实的情况是留学带来的红利越来越小,市场实情难以符合其心理预期｡访谈发现,浙籍留学生的自我定位普遍较为务实,认为留学生与非留学生的差异并不大,两者各有优势,留学生的优势主要在语言､眼界等方面｡“留学生语言方面比较没有问题,面对一些国际上的合作项目比较有优势｡”(YJ苏小七201602)

但是,浙籍留学生对回国后的待遇仍然表现出较高的关注度｡从留学生的角度讲,回国的顾虑主要在于待遇和发展前景｡在个人待遇上,留学生依然有较高的心理预设,不能接受较大的待遇落差｡然而,在就业环境及待遇的认同､人际关系的处理､文化模式的适应等方面都存在现实情况与心理预期之间的偏差｡访谈发现,个别留学归国的浙籍学生甚至因此而萌生再度出国的念头｡值得注意的是,用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评价留学发展是否划算的思维已经过时,留学的价值不能单纯依靠工资的高低去衡量｡

2.信息供需不均衡:在外浙籍留学生缺少了解相关信息的渠道｡近年来,浙江省站在人才战略发展的高度,对留学归国人员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完善的政策｡浙江的留学人员回国､回乡创业渐成潮流,运用技术､专利､项目,加上各级党委､政府一系列支持,孵化成长了一批优秀企业｡但访谈发现,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身在国外的浙籍留学生,甚至足已经回国的浙籍留学生,并不能及时､清楚地了解就业市场､高校､科研院所等关于归国人才的具体待遇､政策等信息;还存在对浙江的就业创业信息知之甚少,对相关政策知晓度不够,对回国后各项手续办理､学位认证等程序认可度不高的问题｡因此,相关政策的宣传､就业创业工作的引导等没有完全达到结构性匹配,缺乏更为完善的对接机制｡在大容量､高效率的高层次人才信息储备､查询和发布系统建立方面仍有欠缺｡

3.平台供需不均衡:浙江缺少引进高端人才的基本平台,回流人才的发展机会和空间有限｡浙江的民营经济高度发达,中小企业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其块状经济的发展特征和互联网经济的迅速崛起等决定了对创新人才的大量需求｡海外留学人员是一个特殊的重要人才群体,是浙江发展新兴产业､打造“天堂硅谷”的生力军｡在吸引留学人员回国方面,在国家基本政策的指导下,浙江省通过创造良好工作环境､提高留学人员的生活待遇等措施,吸引更多的留学人员回浙工作｡

比如,通过实施省级“千人计划”“精英引领计划”等人才发展战略,引进了涉及电子信息､新材料､生活医药､装备制造､新能源､节能环保､现代服务､现代农业等行业的高科技项目,孵化了科技､金融､文创等多个领域大批量的优秀留学人才和项目,推动了浙江招商引资引智工作,推动了回流人才助力浙江经济发展｡但总体而言,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相比,浙江的教育机构相对较少,尤其是在高水平大学的数量上,处于绝对的劣势｡科技类创新人才的保有量难以跻身全国前列,原因在于浙江省内人才引进的平台并不完善､高校少､大型的科研院所和机构少､薪酬水平不占优势等方面｡此外,访谈也发现,在个人发展方面,部分回流人才对回国后是否能“学以致用”有所顾虑,尤其是对金融等国内外发展差距较大的行业,会有专业荒废､跟不上国际形势等方面的担忧｡

4.评价模式不均衡:社会认可与评价的模糊与错乱｡随着留学模式逐渐由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回流人数不断增多,社会各界对回流人才的评价也出现了不同层面的声音｡很多人无法理性看待出国留学的真正意义和价值,部分用人单位过分强调海归身份,将“海归”作为身价标签,这不利于营造平等､自由竞争的就业环境,不利于在家长中营造理性的出国留学氛围;同时,回流人才层次不一､实力良莠不齐,拉低了海归人才的平均水平,甚至出现“垃圾留学”的极端声音,这不利于为精英留学生营造施展才华的空间和机会;此外,针对高端回流人才的评价体系尚不完善,这不利于真正有实力的回流人才发挥自身价值｡因此,整个社会缺乏科学合理的留学归国人才评价体系,还没有形成理性的人才观｡

输出与回流的思考及建议

(一)出国思维要理性,专业选择要准确

1.出国留学要因人而异,不能盲目跟风｡青少年时期除了要在学校接受相关的知识教育外,家庭教育也是不可或缺的｡低龄学生独自前往异国求学,会导致父母陪伴的缺失以及家庭教育的缺失,不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所以,在追求更优质的学校教育和维持不可或缺的家庭教育之间的平衡时,家长需要有理性的判断和独立思考能力,要根据子女的身体健康状况､性格类型､心理特质､生活能力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对比国内外教育模式的本质和异同,进行理性选择｡

2.留学前要做好未来学业及职业规划,理性选择专业｡留学前,学生和家长应该明确出国学习的目的和期望,选择合适的学校和专业,真正在国外开阔视野､提升能力,达到成功完成学业､适应海外的学习与生活的目的,实现从“成功留学”到“留学成功”的蜕变｡也可以运用大数据来了解今后留学专业发展的趋势,专业选择要与时俱进,抛弃想当然,让留学后的专业更“值钱”｡

(二)评价体系要创新｡发挥激励作用

1.探索人才评价特别机制,促使回流人才发挥作用｡围绕海外人才的吸引､培养､使用､评价､激励等多个方面,政府构建回流人才回国就业创业的平台,探索鼓励人才创新､激励人才创造､适宜人才创业的特别机制,使海外归国创新创业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努力形成“海外高端人才竞相汇聚､人才体制机制全面创新”的人才工作格局｡如上海在人才职称分类评价方面,就是以品德､能力､业绩､贡献为主要标准,对以科技成果转化为主和以工程技术应用开发为主的人员进行适当区分,分别按照成果转化效益和创新创造业绩贡献设置不同的评价权重,实行分类评价;同时,适当调整学历､论文等评价权重,进一步强化实践能力和成果评价｡

在完善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直通车”的基础上,深化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职称直接聘任办法;继续完善工程技术职称评审“绿色通道”,业绩成果特别显著的,突破学历或资历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这一系列举措对于浙江来说,同样具有可行性,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借鉴实行｡

2.重点引流高端人才,完善人才使用机制｡优秀海归人才在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机制创新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栋梁之材｡就整体情况而言,浙江的创新型人才,尤其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既不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也不能和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相比拟｡所以,浙江省应在高端人才的引流上下功夫,要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通过重大人才政策､重点人才工程引领和带动人才队伍建设,着力解决高端回流人才优先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同时通过对高端回流人才开发培养进行监测和绩效评估,形成有效的引流､选拔任用､开发评价､流动配置和激励保障等机制,建立人才竞争比较优势｡

3.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关系｡人才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要素资源,人才资源的配置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依据市场标准评价､使用和激励人才｡但是人才资源又不同于一般资源,不能完全交由市场配置,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要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积极运用财政､税收等宏观经济手段,推进城乡､区域､产业､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人才资源开发,促进人才合理分布,使人才资源市场化配置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凡属市场能发挥作用的,人才管理部门都要简政放权,减少对用人主体和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充分放权松绑,提供相应的服务保障,积极为海归人才提供脱颖而出､施展才华的机会和平台｡

(三)人才模式要创新,拓展发展空间

1.要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推动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浙江省各地可以尝试根据区域发展的特点及模式,推动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突出“高精尖缺”导向,更大力度培养引进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紧缺人才｡在局部范围､特殊领域､行业专业内实行更加灵活的海归人才政策,以适应市场需求｡如台州黄岩地区结合模具制造产业聚集特色,在2015年创建了模具特色小镇,产业从低端制造向高端智造转变,从低小散的块状经济向高精尖的产业集群不断提升,急需相关的人才｡

为此,可以召集海外具有国际化管理和跨文化经营能力的人才来引领发展创新,由制造向智造转型升级,进一步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又如绍兴轻纺城经过20余年发展,近年来经过技术改造､产权制度改革和国际市场的开拓,具备了放眼全球市场的能力｡但目前产业链结构调整,急需品牌创新和销售创新人才,为此,可以寻找能够支撑中国创造､技艺精湛的归国高技能人才,调整产业结构,满足发展新型产业和新兴业态的需要｡

2.要加快推进“国际人才特区”建设,尝试在地市实施“百人计划”｡浙江省在2009年就实施了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千人计划”,并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努力完善引才政策､加快搭建引才平台､积极开展引才活动,引进了一批紧缺急需的学科带头人和科技创业创新领军人才,为提升浙江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作出了贡献｡浙江省内11个地市也全部出台了实施市级海外引才计划,省政府还制定了《关于做好国家“千人计划”与省“千人计划”衔接工作的若干意见》｡

但是,还有众多的海归人才回归障碍未能彻底破除,一些满怀着学识和抱负的海归人才未能找到发挥作用的平台｡建议在各高校､地区､行业等小范围中衔接海归“百人计划”,让各类不同的海归人才在各领域各得其所｡

(四)服务模式要创新,突出针对性

1.增强回流人才服务政策的针对性｡为了满足供需双方的需求,各级政府､组织及机构可以建立相应的海归人才服务部门,打通留学服务产业链,专注为海归就业创业和国际化人才服务,持续推进政策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通过专业研究人员的调查研究,推动政府对于海归人才相关政策的设立,进一步提升政策改革的系统性､协同性,使政策能落地､能见效｡

2.完善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递工作｡当前,留学生基本都是“85后”“90后”“00后”,他们媒介素养高,被称为“网络原住民”,从出生起,就被各种数字信息裹挟｡所以,要借助新媒体传播工具,加大对海外人才的宣传力度,扩大宣传覆盖面,传递国内各类各地人才引进的政策,发布各类企业､机构的人才需求信息及重点开发项目,使信息具有指向性､时效性,可以及时到达需要的人手中｡留学生可以及时了解情况,随时对接相关企业､机构,在学习时就能精准了解到国内的相关消息,正视自己,也正视国内的就业现状,及时寻找最合适的就业机会,以避免“海归”变成“海待”｡

3.建立相应的海外人才引流基地｡充分发挥浙江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本充裕的优势,尝试在浙籍留学生较多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人才驿站､服务机构,为海外留学人员专门开设关于国内就业创业的申请受理专窗｡与国内的留学人员回国服务联盟和就业创业专家指导委员会联通,为回流人才提供创业服务､技术支持､投融资指导｡如上海面向海外人才,通过市场化手段,构建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配套成熟完善的空间载体,探索“区内注册､海内外经营”的离岸模式,打造具有引才引智､创业孵化､专业服务保障等功能的国际化综合性创业平台,利用保税优势,在国外推动海外人才的创新创业活动｡

4.做好普通回流人才的就业创业服务与引导｡各地就业创业服务机构应及时做好普通回流人才的就业创业引导工作,帮助其建立正确的职业生涯规划,放平就业心态,以“去光环化”的姿态参与就业创业,及时更新就业观念,处理好专业方向与就业方向､待遇期望与就业现实之间的关系;同时,要助力解决普通回流人才在就业技能､信息对接等方面的现实困难,及时搭建就业服务平台,帮助“海待”群体尽快解决就业问题｡政府､科研机构等也应加大对该类群体就业的关注度和研究力度,对典型案例进行全面分析和研讨,提出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引导方案和建议｡

课题组组长：卫甜甜；课题组成员：郭或、张波、陈听苗、宋鑫、姚瑜滢、丁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