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省思

作者：姚建华 朱燕钦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9期

1997年，前日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牧本次雄(Tsugio Makimoto)和英国记者大卫·曼纳斯(David Manners)首次提出了“数字游民”概念。他们将数字游民定义为“一群利用互联网获取在线工作，借助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收入与生活成本差异，轻松在工作和旅行之间进行自由切换的人”。截至2021年底，全球数字游民人数已经达到3500万人，且这一数字仍在快速增长。数字游民追求的是一种“边工作边旅行”的生活方式，这种浪漫化的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热潮，各类社交媒体上相关话题的热度也在持续上升。

全球数字游牧热潮离不开人们对乌托邦式生活愿景的想象。数字游牧主义不仅改变和重塑了传统的企业、组织和员工关系，引领了一种新型工作模式，也标志着“无工作—生活边界”的新生活方式的兴起，为人们实现多元化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可能。具体来看，在工作方面，数字游民可以实时在各类零工平台上接受工作任务和提交工作成果，甚至可以在不同的平台和任务之间进行自由切换，这使他们在时间、空间和个人事务安排上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不仅如此，他们不需要坐班和长距离通勤，也无需忍受压抑的工作环境和氛围，这种工作模式更有利于激发他们的创意和灵感，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加个人收入。在生活方面，高度的流动性让他们能够因时而迁，像候鸟一样全年享受美好的天气和旖旎的风光。同时，他们可以在旅居地参与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体验异域风情，这不仅拓宽了他们的认知视野，也丰富了个人的生活经历。概言之，数字游民或数字游牧主义与自由的时间管理、可观的经济收入、多样化的工作经历和丰富的生活体验紧密相连，它向人们展示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生活愿景，个体可以通过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来实现“最大化休闲时间、最小化工作时间”的生活状态。

然而，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美国知名的决策咨询机构MBO Partners在2021年9月发布的《继续寻找数字游民》(The Digital Nomad Search Continues)报告中指出，大部分数字游民的游牧生活期不会超过3年。如果数字游牧主义真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那为什么人们会选择放弃呢?一些学者指出，数字游民追求的乌托邦式生活愿景，实际上是公众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和期待，即利用数字技术对人与地理空间的关系进行解构，以实现高品质生活和自由流动。这种愿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互联网技术的“迷思”,它的本质是人们为了应对生活中不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所构建的一种叙事。在现实生活中，这些矛盾和冲突是无法被完全消解的。

换言之，迷思试图以欢快明晰的论调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社会生活中的困扰和挫折，然而，数字游牧生活方式中充满了各类挑战。例如，零工经济使许多数字游民陷入非正式的用工关系中，受到网络平台和企业的“双重剥削”,逐渐沦为零工经济时代劳动力弹性机制的牺牲品。大量数字游民从事网络直播、视频创作、在线教育等在线零工工作，面临着劳动过程、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诸多挑战。有学者指出，数字游民的工作和生活仍然处于一种脆弱、无根的状态，悬浮在缺乏关键经济和政治权利，以及没有安全网的公民身份之上。结构性流动障碍、人身安全和情感孤寂等问题也是社交媒体用户在描绘数字游民群体画像时常常选择性忽视的面向。

学者法比奥拉·曼奇内利(Fabiola Mancinelli)强调，数字游民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更是媒介技术发展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交织的产物,这其中包含了政治、经济、媒介、文化等多元力量的交织与融合。这些力量共同影响着数字游民的个体流动、地理套利、工作与休闲的平衡，以及线上和线下社区的营建等多个方面。基于此，本文旨在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商品化、结构化和空间化分析视角出发，试图穿透数字游民乌托邦式生活愿景所赋予个体多元化工作和生活的表象，解析被这一愿景所遮蔽的数字游民的现实困境和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进而全面和深刻省思全球范围内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兴起与流行。

商品化视角为我们解析数字游牧美好生活背后的政治经济动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和逻辑基础。杰里米·阿罗尔斯(Jeremy Aroles)等研究者指出，数字游牧生活方式已经被完全商品化，转变为一种营利性业务，针对数字游民群体的信息、咨询服务和活动层出不穷。在这其中，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推广者(digital nomad lifestyle promoters, DNLPs)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他们是数字游民社区的关键组成部分，通过个人叙事的商品化、自我品牌化与网络资本的商品化，以及个人体验的商品化，将数字游牧生活方式打造为一种可持续且可复制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他们在个人博客、网站、播客和社交媒体平台上推广自己，吸引更广泛的人群关注他们和他们的生活方式，通过流量变现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换言之，数字游牧在网络平台上被描绘为一种理想化的乌托邦生活方式，这既是数字游民群体建构的产物，也是他们追求经济收益的重要手段。

(一)个人叙事的商品化 

个人叙事是一种总结和重述个人经历的技巧，是将自己经历的事件按照时间顺序编织成叙事单元的技巧。动态性是个人叙事的重要特征，它指的是将个人的生活经历转化为一系列的“事件”,并且将这些事件编织成一个连贯的“故事”。除动态性之外，个人叙事还具有历时性、策略性、私人性和公共性相结合的特点。由于叙述者和故事主人公身份上的一致性，个人叙事的内容通常被认为是个性化的，真实且生动，这赋予了个人叙事创造亲密感、拉近叙述者与听众之间关系的社会功能。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平台为个人叙事的述说和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媒介舞台，各类网络博主成为了生产个人叙事的“主力军”,其中就包括DNLPs。

DNLPs定期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自己的旅居体验、心路历程、工作经验和生活技巧。虽然这些自媒体内容具有零散化、碎片化的特点，但由于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使得它们更富有真实感和亲近性，因此DNLPs能够在全网轻松捕获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粉丝。例如，NomadList的创始人皮特·莱维斯(Pieter Levels)在全球旅居的12个月中打造了12家初创公司，这样的个人传奇故事通过社交媒体在数字游民群体中广为流传。接地气的表达、丰富的生活体验和传奇的经历使得像莱维斯这样的DNLPs及其个人叙事有着很强的“可观赏性”,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商品化潜力。

DNLPs个人叙事的商品化形式是多样化的，包括但不限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个人叙事以吸引粉丝和流量，然后通过接洽商品推广来赚取广告费；依托流量和知名度，建立付费社群，为会员提供与数字游民相关的信息和咨询服务(包括一对一指导和培训等多种形式);以个人叙事为创作灵感，为商品编织引人入胜的故事，赋予商品文化溢价；以及组织专门针对数字游民社区的活动(包括交流会、研讨会、游轮之旅、露营等),通过倾听他人叙事来获取灵感，分享个人经历来积累声誉资本，等等。

当个人叙事在传播过程中演变为可营利的商品时，DNLPs和相关组织或机构都被吸纳到个人叙事的“生产流水线”中，试图通过个人叙事来获得更多的流量和关注度，从而进行价值转化和变现。例如，浙江安吉数字游民公社(Digital Nomad Anji, 以下简称DNA)的微信订阅号“数字游民接管计划”栏目在数字游民“同乡群”内征稿：作者在DNA公众号上发布一篇原创文章就能得到1000元人民币的稿费。该栏目的策划人员“期待投稿者基于自己的专业、爱好和生活经验，大胆发挥、勇于尝试、展示个性、创造新花样”,并希望投稿的故事能够在平台传播后被更多人看到。这背后的逻辑在于，DNA旨在以征稿的方式提升平台的知名度，激发更多的非数字游民群体对这种新型生活方式的兴趣，进而认同这一群体和这种生活方式。

(二)自我品牌化与网络资本的商品化 

DNLPs通过个人叙事来构建自身的职业身份和声誉，这种个人叙事的商品化进程加速了他们的自我品牌化。著名美国广告大师大卫·奥格威(David Ogilvy)曾指出，品牌是一种混合了精神、物质和行为三重维度的复杂象征，其价值在生产和消费的互动中得以体现。DNLPs的自我品牌化主要表现在：他们借助个人叙事来塑造自我成功的形象，并通过图书、播客、公开演讲和会议等方式，将成功的秘诀和技能商品化，推广给他人，特别是那些有意或者刚刚成为数字游民的个体。自我品牌化是DNLPs获取优质工作和提升工作效率的关键，同时也是他们获得身份合法性的源泉。

作为一种社交策略，自我品牌化能够帮助DNLPs建立更广阔的社交网络，从而加速他们网络资本的积累。在这个意义上，DNLPs的自我品牌化与网络资本的商品化是同构的。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提出，网络资本是一种“与不一定亲近的人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的能力”,这些社会关系作为一种资本，能够带来情感、经济和实际的收益。对于DNLPs来说，网络资本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当他们在不同地点之间流动时，网络资本能够保持他们社交网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也能连接更广泛的资源和关系，为他们提供特权和便利。凭借这些特权和便利，DNLPs在全球拓展他们与数字游牧相关的业务，并从中获益。

克劳汀·博诺(Claudine Bonneau)等研究者发现，DNLPs热衷于在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自己的成功游牧经历，以积攒自我品牌化所需的受众和信誉,并在此基础上承接各类广告，构建线上社区来实现网络资本的价值变现。例如，博主“游牧夫妻”通过分享他们环游世界的数字游民旅程来塑造自我品牌，积累粉丝。他们计划将自己的数字游牧经历编撰成书，同时经营着自己的线下数字游民社区。此外，成功的个人品牌化案例不断激发着DNLPs对网络资本的想象，网络资本可以被转化为经济资本(如直接收入)、文化资本(如专业知识和技能)和象征资本(如声誉和认可),从而带来经济、情感和其他实质性的利益。

(三)个人体验的商品化 

数字游民的生活需求推动了聚居地的产业经济发展，围绕衣、食、住、行、娱乐、学习、工作等多个领域，这些聚居地构建出一套完整的商业体系。这种产业经济的内在驱动力来自数字游民生活方式所蕴含的中产阶级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消费主义将“物的生产转变成为符号性生产，所有物品都可以通过符号包装成为满足人们需求的商品，与其实际用途相割裂，消费本质上变成了一种符号化的操作系统”。也就是说，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下，人们对物的追求和占有从使用价值转向了符号价值。自由、放松和惬意等中产阶级生活的符号潜在地成为了数字游民追求的目标，而聚居地的产业规划和项目建设自然迎合了数字游民作为消费者的需求。例如，泰国清迈旧城的大街上咖啡店林立，为数字游民提供了清新的冷气、舒适的座位、高速的网络和香浓的咖啡。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海滨小镇长谷(Canggu),因其宽敞的共享办公空间、精致的咖啡馆和符合中产阶级健康理念的素食餐馆，被誉为“数字游民天堂”。

需要强调的是，相比于对物的占有，数字游民更乐意为体验买单。长期的旅居生活使他们必须尽可能地精简行装，这减少了他们与物之间的占有和捆绑关系。除了必需的生活和办公用品外，数字游民通常不会购买可能被闲置或不便携带的物品。换言之，这种流动的生活方式不仅带来了“人地解绑”,也助推了“人物解绑”。虽然强调体验可能会让数字游民重新关注物的使用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式微。相反，这表明数字游民正在发生转变，从追求占有物的符号价值转向追求占有物的体验价值和体验的符号价值。例如，国内不少数字游民基地组织了众多符合中产阶级生活调性的活动以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人，其中不乏大量有意成为数字游民的职场人士。这些课程包括户外徒步、漂流探险、瑜伽、心灵疗愈和冥想等，最初主要提供免费体验，随后却多转向了商业化的付费模式。这其中的逻辑在于，DNLPs通过加速数字游民个人体验的商品化，并利用中产阶级生活的溢价效应来获取利润，这进一步将数字游牧生活打造成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

结构化视角：数字游民受限的全球自由流动

虽然全球自由流动是数字游民的核心特征，使他们享有“数字时代的波西米亚人”的美誉,但并非所有追求跨国或跨地区自由流动的人都能轻易地成为数字游民。实际上，数字游民的自由流动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般无拘无束，相反，他们在追求这种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现实挑战。从结构化的分析视角出发，即从社会结构和行动者之间的能动关系出发，可以揭示出阻碍数字游民实现自由流动和美好生活愿景的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包括：零工经济与就业市场结构、签证与税收等地区政策，以及社会性别与种族等。

(一)零工经济与就业市场结构 

作为零工经济的一部分，数字游民的自由流动受到零工经济和就业市场结构的双重影响。首先，数字游民在零工经济的环境下，既需要获得高收入，又要尽可能地将他们的收入来源多元化，增加被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比例，以抵御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因此，并非所有类型的远程工作者都能顺利转型为数字游民，这打破了对数字游民的理想化想象。例如，数据标注、数据录入、线上客服等去技能化的在线工作，由于劳动时间长、工作强度大且收入较低，很难满足数字游民的生活和工作需求。相比之下，数字游民的工作往往需要一定的专业技能。根据罗科仕数字游民平台的最新数据，信息技术、新媒体、策划文案、行业关键意见领袖，以及互联网轻创业等技能化职业是中国数字游民的主流选择。

其次，根据MBO Partners在2023年发布的数据，全球数字游民的年收入中位数为每年8.5万美元，平均收入为每年12.05万美元,这意味着数字游民接近或者已经是精英阶层。在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获取高薪工作需要劳动者具备强大的个人能力和有效的社交网络。这不仅与数字游民主要从事的技能化工作有关，也解释了为何大部分能够长期自由流动的数字游民大多是社会精英或中产阶层。他们通常拥有高等教育背景和不可替代的专业技能，依靠房地产租金、金融投资回报和储蓄账户利息等多元化的收入来源，这些都为他们的游牧式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因此，普通职场人士能否成功转型为数字游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阶层地位和财产结构。换言之，不同的数字游民并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二)签证与税收等地区政策 

自2022年7月BBC报道全球超过25个国家和地区推出“数字游民签证”以来,到2023年8月，根据MBO Partners的统计，全世界已有58个国家和地区为数字游民提供了专门的签证类别。这标志着全球数字游民签证体系的逐渐完善。签证政策作为影响数字游民区域流动的重要因素，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对数字游民的接纳态度。随着数字游民群体的规模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各国政府开始认识到数字游民的潜在社会价值。相较于普通游客，数字游民不仅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还能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推动产业发展。因此，各国纷纷制定和颁布吸引数字游民的签证政策，并采取了丰富且多样化的激励措施。

除签证政策外，税收政策也是影响数字游民自由流动的关键因素。国际税法专家指出，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以及国家间的税收竞争与合作，都是税收政策影响数字游民去留的几个重要方面。数字游民签证与税收政策有着密切的关联，签证的颁发实际上意味着数字游民和当地政府达成了税收责任的确权。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开放数字游民签证国家和地区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签证条件的放宽。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数字游民签证在个人收入、资产、医疗保险和停留时间等各个方面都对申请者设有严格的限制。例如，捷克的数字游民签证要求申请者年满18周岁，并需要提供一系列申请材料，包括简历、商业计划、个人网站网址、每月收入不低于5084欧元的银行对账单和无犯罪记录证明。同样，西班牙的数字游民签证要求申请者持有远程或自由工作合同、无犯罪记录、银行存款不低于36480欧元的证明，同时需要缴纳在本国境内收入的20%(固定税率)作为税费。

总体来看，数字游民签证对申请者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安全性(特别是犯罪风险)都有较高的要求，因为各国政府都想通过签证和税收政策来筛选符合其地区利益的数字游民。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能够实现全球流动的数字游民群体多为高收入人士——低收入数字游民往往被签证政策拒之门外。虽然各地区之间围绕数字游民而展开的“争夺战”客观上为他们带来了更多全球流动的便利，但其背后是各国政府和地区在权衡自身利益和评估风险后的相互博弈。这种结构性力量又进一步影响了数字游民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

(三)社会性别与种族 

不论是在MBO Partners发布的历年数字游民报告，还是在NomadList线上社区的统计中，全球男性数字游民的数量都超过了女性。虽然女性数字游民的比例从2019年的39%上升到2023年的43%,但在数字游民群体中，性别差异仍然非常明显。这种现象与两性在工作收入和生活安全这两方面的结构性差异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方面，从工作收入上看，男性在线工作的报酬通常高于女性。一些学者基于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在线劳动力平台的200万份工作信息，比较和分析了不同性别人群在工作模式和工资方面的差异。他们发现：即使女性选择了与男性相同的工作并具有相似的工作经验，她们每小时线上工作的平均收入仍然比男性少20%。此外，作为数字游民的高收入群体，Web3从业者也以男性为主。波士顿咨询集团(BCG)的最新调研发现，仅有13%的Web3创始团队中有女性成员，而在所有创始人中，女性的比例只占7%。不仅如此，男性创办的Web3初创公司筹集的资金几乎是女性创办公司的4倍。由此可见，在线工作领域中性别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影响数字游民性别比例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从生活安全上看，女性数字游民(特别是单身女性)在全球旅居时往往需要面对更多潜在的风险和安全隐患。例如，女性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非常容易受到性骚扰，这导致她们需要支付更高的住宿费以获取安全的居住环境。数字游民在线社区Digital Nomad Soul发布的“33条针对单身女性数字游民的人身安全提示”建议女性在旅居中“假装已婚、小心饮料、避免单独夜行、随身携带口哨等”以确保个人安全。此外，女性可能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这也阻碍了女性，特别是已婚女性背井离乡、踏上旅途。

需要补充的是，除了社会性别之外，种族也是考察数字游民群体构成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数字游民的种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即使是一国的数字游民也由多族裔的人群组成。以美国的数字游民群体为例，MBO Partner在2023年发布的数字游民报告指出，美国数字游民的种族构成中73%是白人，18%是非裔，11%是西班牙裔，4%是亚裔，3%来自其他背景。另一方面，不同种族的数字游民可能会因为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刻板印象、收入差距等原因，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受到差异化对待。一般来说，收入和消费水平较高的欧美国家和地区(全球北方)数字游民往往会得到优待，这与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全球南方)的数字游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现象也间接反映了不同种族间的在线收入差距。

空间化视角：数字游民激烈的全球资源争夺

空间化视角关注资本如何重构人、商品、信息与空间的关系，以克服社会生活中的空间和时间限制。在解析数字游民的全球旅居生活时，我们需要从空间化视角深入分析和阐释“地理套利”的概念。地理套利是指数字游民在高收入地区工作和赚取收入，然后选择在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居住。然而，当他们进入新的地理空间后，对当地居民生存空间的侵占问题变得尤为突出，这是地理套利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也揭示了数字游牧生活方式并非完美，甚至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士绅化”的形成及其现实挑战 

1964年，英国社会学家露丝·格拉斯(Ruth Glass)首次提出了“士绅化”(gentrification)概念，以阐述中产阶级返回城市，占据或取代低收入群体生活空间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社区遭到中产阶级的侵蚀，低矮破旧房屋被收回并逐渐改造成有格调的昂贵住宅，原住民的社会结构被逐渐瓦解。”曼奇内利指出，地理套利的核心是数字游民利用互联网等媒介技术，以资源为导向，对全球地理空间进行选择，并与当地居民展开激烈的空间资源争夺。一方面，这体现了他们主动利用互联网技术的能力，选择物美价廉且景色宜人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旅居地，这也是他们基于政治经济条件做出的理性化选择。另一方面，在数字游民全球流动的过程中，地理套利极大地加速了当地社区的“士绅化”进程，数字游民持续挤占当地居民的生活空间和资源，引发了本地社区的强烈不满。例如，里斯本和墨西哥城等地都出现了当地居民反对数字游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因为数字游民“夺走了他们熟悉的一切”。尤其是在墨西哥城，城市住房短缺问题和相关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在本地人的眼中，数字游民的涌入是导致街道和社区景观改变、生活成本飞涨，以及原住民被迫迁离的导火索。因此，数字游民被贴上了“新殖民主义者”的标签，被视为瘟疫般的存在。

然而，一些学者敏锐地洞察到，数字游民和流入地居民一样，同样受到地区“士绅化”的困扰。一方面，数字游民成为了当地物价上涨的受害者，这在中国国内的一些数字游民社区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例如，一位DNA体验者在简书上写道，“周边仅有的几家饭店价格是相当的昂贵，比杭州贵，价格与上海差不多，附近有一家做西式烧烤的，价格比上海还贵”。另一方面，数字游民还不得不面临“士绅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货币贬值、资源紧缺、犯罪活动频发等，这些问题同样严重影响着他们在当地的生活体验。此外，“士绅化”下千篇一律的现代建筑和商业活动也对数字游民的地方体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许多数字游民努力寻找那些尚未被过度开发的旅居地，以期获得本土的、具有地方特色的、非过度商业化的旅居体验。

(二)政府与商业资本的矛盾转移 

将数字游民视作占用当地资源的主要责任人，既不公平，也不客观，缺乏对该问题全面性和复杂性的思考。数字游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仅仅是全球化背景下大规模跨境流动冲突的一种表现，而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根源是流入地政府和商业资本联袂的“搭台唱戏”。艾琳·麦克尔罗伊(Erin McElroy)指出，地方政府和商业资本吸引数字游民的主要驱动力在于：它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通过数字游民带来的商业利润和GDP增长来实现资本增殖。也就是说，数字游民的集中涌入并不仅仅是个体层面的偶然行为，其引发的地区“士绅化”问题是当地政府和商业资本不断追求资本增殖的结果。

然而，这些政府与商业资本并不愿意平衡和调解数字游民带来的红利与空间资源挤压之间的矛盾，相反，它们利用这些矛盾，巧妙地将围绕着“士绅化”等问题展开的空间资源争夺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压力和责任，转嫁给数字游民。因此，随着数字游民聚集地逐渐“士绅化”,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得到解决。同时，数字游民与地方居民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调和这些矛盾变得愈发困难。从长远来看，政府与商业资本的矛盾转移行为可谓“竭泽而渔”。当矛盾难以调和而数字游民纷纷选择离开聚居地时，地方政府与商业资本不仅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机会，而且还将直接面对因“士绅化”而产生的各类社会问题和民众的不满。

(三)全球发展的失衡和地缘权力结构的不均等 

以地理套利为核心的空间资源整合和争夺揭示了全球发展的失衡和地缘权力结构的不均等。数字游民的全球流动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利用全球空间资源来培养和壮大本国劳动力的过程，即“高纬度”(全球北方)地区的劳动力依赖“低纬度”(全球南方)区域的空间资源。这里的高纬度和低纬度指的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劳动力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因此，地理套利的本质是一种通过利用全球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利差”来降低劳动力培育成本的行为与策略，它建立在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均衡的基础之上。这种不均衡的发展模式，使得在全球范围内，有些地区的资源和优势被其他地区的劳动力所利用，而这些地区本身却通常无法从中获得相应的回报。

值得注意的是，高纬度国家通常也是“强势护照”国家,即持有这些国家公民身份和护照的数字游民可以免签进入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他们往往流向东南亚和南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泰国、印度尼西亚、哥伦比亚等。这种流动的趋势，恰恰是全球发展失衡和地缘权力结构不均等的集中体现。因此，数字游民的全球流动实质上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地理空间资源的渗透与争夺，这种隐形的“新殖民主义”不仅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产物，可能还将长期存在。

上述研究中的商品化、结构化和空间化分析视角是彼此交织和关联嵌构的。首先，在商品化视角和结构化视角的关联性方面，当个人叙事在传播过程中转变为可营利的商品时(商品化视角),我们发现，作为主要叙事者的DNLPs大多是来自“全球北方”国家和地区的男性。这些人通常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受益者，享有“强势护照”带来的旅行自由和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在许多数字游民聚居的地方，他们被视为“高净值人士”,受到当地政府的青睐(结构化视角)。

其次，从商品化视角和空间化视角之间的联系来看，高商品价值的个人叙事(商品化视角)大多涉及DNLPs如何利用地理套利，在全球范围内寻求高品质、低成本的生活方式(空间化视角)。这些叙事有时还包含了能唤起人们好奇心的内容，如在泰国清迈的丛林中骑大象，或者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与当地人一起采摘咖啡豆的经历。这些猎奇性的叙事源于个人对欠发达地区自然环境的好奇和对非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兴趣。换言之，这些叙事既反映了全球发展的失衡，也揭示了地缘权力结构的不均等(空间化视角)。同时，当这些猎奇性叙事作为商品销售时，上述的失衡和不均等成为了其价值的重要源泉(商品化视角)。

最后，结构化视角和空间化视角也密不可分。一方面，数字游民根据个人喜好、身份地位、生活成本、文化环境等结构性因素选择合适的居住地，从而在全球空间范围内构建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结构化视角)。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同一地方旅居的不同个体，他们的地理套利空间也存在显著的差异(空间化视角)。数字游民与当地居民之间对空间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这不仅反映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在资源和发展水平上的差异(空间化视角),也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和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结构化视角)。当地居民中的社会边缘群体更容易受到“士绅化”的负面影响。面对货币贬值、资源紧缺、犯罪活动频发等社会问题时，他们更是无力应对，因此，这些群体往往是相关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结构化视角)。

由此可见，商品化、结构化和空间化视角是相互关联的，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剖析数字游民在全球范围内逐利的业务拓展、受限的自由流动和激烈的资源争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媒介技术与上述三个方面存在着密切联系。

首先，数字游民的个人叙事商品化得以实现，其背后得益于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也为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奠定了物质基础。利用各种新媒体技术，数字游民将个体经验转化为在互联网上吸引流量和积累网络资本的商品。其次，数字游民的全球自由流动高度依赖于稳定、高速的网络环境，特别是移动通信设备和网络平台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诚如保罗·格林(Paul Green)所述，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和互联网的治理水平是形塑数字游民群体工作、社交和生活新模式的重要因素。最后，数字游民运用互联网和其他媒介技术进行全球资源的争夺。技术的可供性使他们能够突破传统地理位置的限制，对全球空间进行筛选，寻找最优的空间资源(包括物质资源、环境资源、社会关系资源等),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效益。对于当地居民来说，社交媒体、在线论坛和网络社区成为他们表达不满，甚至是激愤情绪的主要阵地。他们在这些媒体平台上引发公众的共鸣，为集体行动积聚动能，与数字游民展开激烈的对抗。

综上所述，商品化、结构化和空间化的分析视角相互关联，共同揭示出媒介技术与数字游民在全球范围内的业务拓展、自由流动和空间争夺之间的复杂相关性(参见图1)。这些关系共同构成了探究数字游民工作与生活的分析框架，也为我们深刻反思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撑。

图1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政治经济学

当下，数字游牧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这种生活和工作方式激发了一种美好的想象：利用数字技术，我们可以重新定义人与地理空间的关系，实现高质量的生活和无拘无束的全球流动。在工作模式和居住地选择上，数字游民展示了高度的自主性。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亦如万花筒般丰富多彩，通过此种方式，他们传达出对于工作与闲暇平衡的全新理解。然而，研究显示，大部分数字游民在3年内选择放弃这种生活方式。这是为何?本文旨在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商品化、结构化和空间化三个分析视角出发，对此问题进行解答，尝试穿透数字游牧乌托邦式生活愿景的表象，深入探讨其背后被遮蔽的、尚待解析的理论逻辑和现实线索。

具体来说，其一，从商品化视角看，网络平台上展示的数字游民乌托邦式生活是由数字游民，尤其是DNLPs所构建的。这是他们个人叙事商品化、自我品牌化与网络资本商品化的产物，以及个人体验商品化的结果。其二，从结构化视角看，数字游民的美好生活愿景只是一种想象。他们的全球流动受到零工经济与就业市场结构、签证与税收等地区政策，以及社会性别与种族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制约，这使他们面临各种现实困境。其三，从空间化视角看，虽然数字游民的到来为当地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推动了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但同时也引发了“士绅化”问题。这导致了他们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上述三个视角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对数字游民在全球范围内的业务拓展、自由流动和资源争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与媒介技术的发展不可分割。这些因素共同构建了一个多维度、动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更为系统地阐释和深刻反思全球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热潮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基础和动因。

需要强调的是，在全面和详细探究数字游牧这一新型生活方式时，应避免对DNLPs网络叙事的商品化、数字游牧生活方式中的消费主义等进行过度简化的批判。数字游牧生活方式并不仅仅是一种由资本逻辑驱动的现象，而是在全球资本和国家权力的共同推动下形成和发展的。全球数字游民看似自由的流动、享受地理套利的实践、松散的身份认同、表面上平衡的工作与休闲，以及线上与线下社区的营建等，都是二者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对全球数字游牧生活方式进行政治经济学省思时，数字游民与资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条关键的线索。

最后回到本土语境中。我们看到在过去两年里，中国数字游民的数量和规模持续扩大，他们主要由来自一线城市的青年群体构成。为了逃离高强度的工作环境和快节奏的生活，以及“996”工作制，他们选择迁移到如云南的大理、福建的泉州这样的旅游城市，或是浙江的湖州安吉(DNA)、河南的信阳光山(光山数字游民基地)的农村地区。一些学者认为，成为数字游民是越来越多年轻人在不愿“躺平”或参与“内卷”竞争情况下的无奈选择。在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群体兴起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它所折射出的社会变迁?同时，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年轻一代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以及他们的未来发展。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和实施“乡村振兴”和“数字乡村”发展规划，如何将这些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年轻人转变为乡村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总之，在面对全球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热潮时，我们需要保持审慎的态度，深入探究这种生活方式的本质，进一步理解和阐释由此产生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以及它可能带来的社会变迁，特别是对现有工作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挑战，以及对未来工作和组织发展趋势的影响。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