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人强行叫醒，其乐大概可以从夜里睡到下午。这个充满音乐的大脑是如此需要待机时间。在旅行的时候，他也不想加速。
一般来说，让他起床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在终于坐起身来后，他还需要数分钟纹丝不动的发呆，这样才能慢慢启动他的四肢，缓慢地拉近早该穿上的衣服。在他的脚下地的时候，我总会有一种"终于"的感觉。
和其乐旅行有很大程度的轻松感。一来他对目的地和每日的安排不挑剔，二来他已经长大到可以照顾自己。回忆起第一次和他旅行的时候，他还是一个11岁的小男孩，在纽约监狱般的地下铁门闸，我刷卡过了之后，他的没刷过，略微浮起一丝惊慌。当然，布鲁克林街上的流浪汉，以及吸毒者，也是让一个父亲需要告诉自己的孩子如何远离他们的时刻。甚至提前想到，多年之后如果孩子来美国读书的话，在这种有危险因素的环境中，如何安然度过。
那个时候，我也没想到他会成长为一个身高1米84的高小伙，虽然手臂还是纤细，但是配合上足够的长度，远观似乎还有一丝健壮。再加上一双大脚，至少人是站稳了，不那么飘逸。脸上暗红的青春痘印，昭示着内在的某种愤怒。这些微小的火山口，喷薄着某种需要一定伤口才能释放的情绪。红色是一种绽放的痕迹，丝毫不影响一张青春脸庞传递的气息。
有些时候，我意识不到一代新人就这样浮出水面。其乐新年马上就19岁了。当我们听说某个球星、某个歌星，或者年轻有为的未来科学家在这个年纪被报道的时候，我们不会意识到，他们也有同样刚刚没掀过几页的青春期，同样可能有一个焦头烂额的原生家庭。我们惊叹于这些新型大脑的奇特构造，进而乐意在社交媒体上鼓吹一代新人的降临。我承认，我对其乐也有这样不知不觉的惊叹——怎么好像一夜之间，他的思考这么成熟，他的逻辑如此完备，他甚至还有我40多岁没拥有的沉稳。
只不过，他少了一点点很容易获得的社会经验。比如他不知道一个物件在社会价值衡量的昂贵还是便宜，他不知道如何将自己的音乐制作技能更好地定价，也不知道在上海一个一居室的房子租多少钱。这些时候，我还能发挥一些作用，一个比他大26岁的爸爸，在这个社会洗磨过几遍之后一些仅供参考的经验。我说，你现在每小时音乐制作报价100元人民币，五年后会是1000人民币。他表示不可思议，我觉得还算保守了。
这些谈话发生在我们这次在伊斯坦布尔的旅途当中。很多时候是在行走的路上，穿过卖地毯的巴扎、和中国小城市风格类似的小卖部门店，几乎一个接一个的清真寺当中，有时是在夜里，在每晚七八百人民币，标着五星实则四星的旅馆中。我们自然唤起了一些对话，对土耳其这个世俗化中东国家的观察，对维吾尔餐馆的光顾，对他时刻准备到来的爱情的展望，也包括我中年危机的困惑。
这些谈话，不太会专门发生在家庭中。当他在学校的时候，对话的窗口甚至长期保持关闭。我上大学之后，和父亲的谈话仅限于纸质通信，大学毕业之后就依赖于一两周才打一次的电话。年轻人对和年长者联系的时间间隔并无直接概念，他们的时间随时有很多新的东西涌进。和他们的面对面接触，是让谈话自然发生的唯一机会。
我问其乐，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独立？是从那个刚进Bedford School哭鼻子的14岁少年开始，还是一场源于新冠危机的独立隔离？对于他这样一个动作非常缓慢的青少年来说，任何属于未来的意识也是缓慢发展的，因而不会过早地用结果来反向穿梭时光对年幼的过程施加影响。
他说，我的独立是从发现自己可以教自己开始的，别人只是提供影响。13岁的时候，在网上学魔方，发现可以用互联网学习任何东西。而很少人在这样用互联网，他们总是把互联网看作单纯的信息，或者消遣的工具。
我说，更多的家长是会在这个时候说，会转几下魔方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最紧要的还是学习。
"对，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玩魔方的价值，过程的价值。事实上，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爱好，往往就出现两种极端，极端的学习压力，和极端的游戏放纵来消解学习压力，我的中国同学大多如此。独立探索的爱好，以及基于爱好的学习，这一点似乎没有人看到价值。"
我掏出手机在备忘录上做了上面这些记录。这场对话发生在去往帕慕克"纯真博物馆"路上小巷子里的一家泰国餐厅，虽然我们当时并不饿，但是因为吃了太多土耳其菜，不想错过这家泰国餐厅就走了进去。阳光正好，照在面向窗户的佛祖身上，佛祖在玻璃上用一个回眸看我。窗外一只灰猫眼神凶狠，但却和佛祖相得益彰。
这是其乐即将入读大学之前的半年，或许也可以算是他的毕业旅行？我们父子之间的单独旅行，从他读初一开始。在纽约看了看卖真枪的店，初步了解美国控枪的难度，一年多后又去了印度，在雾霾爆表的德里，戴着口罩在庞大的国家博物馆里昏昏欲睡，他更感兴趣的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以及需要奏国歌才能开场的电影。在孟买，我们看到了甘地的英国签证，伦敦大学的录取信，在爆炸过的孟买宾馆大堂里坐了坐，又到贫民窟走了一圈。那是他进入少年时期之后，认识世界的开端。
到了16岁左右到年纪，其乐非常清楚自己喜欢自然。甚至一度把有没有大草坪当作选择大学的标准。他对海的热爱在黑山的亚得里亚海边得到确认。这次在伊斯坦布尔，在我去看一个女权主义画家展览的时候，他提出要自己在海边打坐冥想半小时。虽然坐在岸边，他有点担心被人推到海里，他还是享受了我们约好的40分钟分开时光。
这40分钟，他需要定闹钟提醒自己，他是一个在沉浸某种事物之中绝对无法醒觉抽身的人，就像我们在Istanbul Modern约好的20分钟碰头结果他独自游荡了一个多小时看展览，就像他迟迟无法清醒的每日睡眠。我甚至羡慕这种沉浸，我总是被某些即时信息打断，回复，警觉地安排下一个行程。在他18岁的年纪，我已经看到了很多我需要学习的东西。这甚至让我觉得本身的失败，一个失去了整个行业的旧新闻人，一个文学的初学者，一个在感情当中屡屡暴露自己弱点的人。但是他说，你创办了三明治，你影响了超过一万人写作，有多少人能影响到一万人呢？
我似乎过度用主流的标准衡量自己所做的事，我甚至都不像他那样享受每一次细小的连接。在创意写作课程中感受到全息细节所带来的自然叙述力，我的大脑像被细密的梳子重新梳过一遍。惯于用宏大叙事思考的人，其实活的是另一种介质的人生。他们活于自定的意义，而并不能在大自然的实物安排中取得生命的质感。
所以，我需要和其乐学习钝感和实感。
旅行的最后一天，我们去了一座森林，几乎没有外国游客会在伊斯坦布尔去这个地方。而我们需要的只是去自然吸氧，感受脚下粗粝的摩擦，一团团浆在小溪的粘土，像无数人一起高举双手的树枝。我很高兴他和我一样能感受到自然的灵气，那些不言自明的生命力，从腿上攀爬上来，在呼吸的鼻孔里和我们的内心交换。一只流浪的黑猫很喜欢跟着他，下了几个山坡之后，黑猫碰到一只棕猫，终于停下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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