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几天前入境英国，希思罗边境检查官看着我的护照和居留证，问我在英国干什么。
"我在这里上学。学创意写作。"
"哇，44岁。" 她抬头打量了我一下，这是怀疑呢，还是觉得这人有病。
"我的很多同学都六七十岁。" 我没说谎。
"你以前做什么呀？你是为了写更好的东西所以来学创意写作吗？" 她很有兴趣地追问。
"是啊。而且英语对我来说是第二语言写作，更有挑战。" 我一副可以和她继续聊下去的放松状态。
"哇，第二语言。" 好像和我的对话让她常规的检查盖章工作多了一些有趣的东西。她还想聊下去。
"我以前做记者的。" 我继续。
"在中国么？"
"是的。" 我又担心中英关系不好，她会以为我是情报搜集人员。
不过显然她满意于这个回答，手上的章准备盖下去。
被我拦住了。
"啊，请麻烦在一些用过的页上盖章，我所剩的空白页不多了。" 每次出入境现在我都有点龟毛，我是护照空白页焦虑患者。护照只剩三个双面空白页，再被盖章就很难再申请新的签证了。
她翻出了两个连续页，"You have loads！" (你有很多啊！） 但是她还是找到了一页用过的，小心在旁边盖了一个，"看，我还帮你省了个地方，这一页还可以再盖一个！"
如果她晚几天见到我，我已经45岁了，又多了一岁。却还可能继续学点什么。
2
45岁的这天早上我五点多醒来，幸运地发现从新加坡带来的咳嗽在昨晚没有太多次让我从梦中坐起。窗外一如即往地阴沉，四月底的屋里还不得不开暖气。我给自己做了一碗昨晚在中国超市买的虾仁馄饨。这是食材匮乏的英国一项不错的中式早餐了。活了半辈子，人还是要被早餐选择的稀缺所困扰。这是小时候每天早餐固定吃爸爸煮的白粥的我没有想象过的。
今天下午有课，"非虚构小说"的第七周，要谈谈Irony ：Reliable or unreliable（可靠与不可靠的讽刺）： We will now begin to read a series of recent novels which abandon the realist conventions of the novel: plot, fictional character, a story that hinges on transformation, an elision of the author/narrator, as well as any pretense of knowledge, certainty or control in the narration, never mind omniscience. 系主任在课程大纲上这样写。
很多过于文学的理论其实我不太懂，在课上主要发挥共情和通感的能力。本周的同学作品点评，我最喜欢的是一位叫Daisy的英国女同学写她怀的孩子胎心停跳的故事，她写出自己在医院病房里的感受，写出胎儿没心跳之后丈夫的反应，写等待取掉胎儿之前一周时间的煎熬，她提问，当身体里有另一个生命，自己和它的边界在哪里？
每周四五收到下周要点评的同学作品时，都像打开未知的糖果盒。喜欢和不喜欢的差别悬殊。有些纯粹的就因为文化背景、叙述方式而完全不能喜欢。在那种时候，还是会感慨人类文明之间脑回路和表达的巨大差异。而碰到特别喜欢，特别能共情的篇目，我都会找到作者，直接表达对TA作品的喜欢。
聊了一下，才知道Daisy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哲学与创意写作"本科。英国人到美国读大学并不多。问起她的选择，她说记得自己高中去过牛津，在街上给妈妈发短信：我不想来这里读书，这里的人都需要穿袍子！普林斯顿毕业之后，她到了伦敦一所大学读出版研究生，毕业后去了Faber & Faber做图书编辑。刚入行的编辑收入很低，她慢慢接了更多的Freelancing工作。现在她又在UEA开始了两年part time的创意写作研究生课程，同时抚育一个2岁半，一个1岁的女儿。我问她有没有看过《坠落的审判》，她说还没有。她先生是做体育行业的，两个人似乎还在诺维奇当地筹备开一间酒吧餐馆。
她在这里的专业读小说创作，但是写的内容却是非虚构。虚构与非虚构，像两个阵营，在英国也是。不过我并没有那么执着。一切并不可靠，特别是记忆。我认为非虚构是对自己设定的游戏规则：如果我不存心主观编造，仅就我所认知的"真实"而写，那就是非虚构。这个规则是对我自己的，读者是否接受它"合法"，是读者自己的选择。
还有一个月，这样的授课就要结束了。还有四五个月，这个学位也要完成了。我不知道未来去向，行李里多了一种半生不熟的写作语言。我期待回到中文环境好好写作，也希望和我的同学们继续英文workshop，继续打磨我还未成熟的"潮汕书写"。
UEA短短的一年也是很多有趣的人相互际会的中转站，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做过多年律师的同学Penny, 想留在英国，不过她说需要一份工作来支持她三个孩子读大学。在BBC和路透社做过多年记者的M，要随到联合国任职的外交官先生去纽约。来自德州的美国姑娘H，一边在诺维奇当地高中兼职，一边把自己的书稿完成了大半，她很想尽快能出版。
晚上，我去打了一场Pickleball。 今天这场是不分级别，节奏没有周一的快，但16个人，四块场地，没有替补，不间断地打。打得我肌肉酸痛。我的体力没有比很多大我20岁以上的老人更好。这种在羽毛球场上用大号乒乓球拍打的"网球"，是我的新欢。我的体力和身体对抗能力在以年轻人为主的足球赛中已经很难获得成就感了。
我发现很多这里的老人不会把"年纪大了"、"老了"这样的话挂在嘴边。什么年纪能做和不能做的事，并没有约定俗成。Pickleball的管理员Yvonne，满头银发，晚上8点多还捧着一杯咖啡在喝。她偶尔也下场参加比赛。她是除了同学老师之外，我在UEA印象最深刻的人。
3
想起来，妈妈在45岁那年被调入一家地方电影院当检票员。
15岁的我多了很多进电影院看电影的机会。很多时候是免费的。
那一年我开始在大荧幕上看《唐伯虎点秋香》和《大话西游》。《大话西游》没太看懂，《唐伯虎》看了两遍还是笑得前仰后合。
妈妈的同事在我看来都是中年人。他们没事的时候就坐在影院门口互相讲些笑话。1994年，改革开放也只不过开始15年而已。很多运动还没过去20年。也就是今天的我们回望北京奥运的时间距离。他们都是被时代颠沛过的老百姓，能够安然退休已经是最好的恩赐。
1994年是我全面接触外部世界的一年。电视里多了翡翠台和亚视，可以看大陆以外的电视节目，我开始听Eagles的歌，和越来越多的英文歌。美国世界杯来了，我总是悄悄半夜爬起来看直播，同时思考自己应该起一个什么英文名。我开始自己写球评，布莱克本是那时英超领先的球队，但是我喜欢上了南安普顿队。家里换了一个房子，我人生中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的房间，不需要再睡客厅沙发。
再过了15年我才第一次有机会去国外长住，在我30岁那年我到了伦敦读书。那是我和英国的人生初见。在过去的15年里它一直在影响着我，包括我的家庭。它是我们一家在上海之外唯一的居所，移动城堡中的亲切港湾。而现在，我似乎想开始寻求更广阔的可能，接受更多的影响。但还不知道到了今年年底，我会在哪里。
那个时候，妈妈再工作五年就可以退休了。而现在，我为自己选了一个没有退休年龄的职业：写作。
4
我坐了一辆大巴又回到了UEA。还有两天就是五月，英国还是可以穿羽绒服的天气，天空还飘起了小雨。如果一直安土重迁，就看不到世界生活如此多样。在英文写作里，中国开始成为我笔下的异国。一个异国如何在他人的语言里获得主体性，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是此刻挣扎在作品deadline的我的写照。
门口的一株树在我回来的这些天突然开花了，在漫长的一年里，它一直平淡无奇。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