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党政干部视野》2024年第2期刊发湖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讲师张泽尧的文章《永葆“赶考”的清醒和谨慎 将新时代自我革命推向新高潮》，红麓公众号现予以转载，以飨读者。
赴京“赶考”：反腐“第一刀”揭开自我革命序幕
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胜利召开，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由此，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目的就是要揭开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序幕，也恰如毛泽东所说：“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及所属机构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临行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便是“党史六对”之一“赶考对”的由来。为什么毛泽东要在此时提到“闯王”？其用意何在？据《明季北略》第20卷记载，“士卒进居民宅，先曰借锅，少焉，曰借床眠；顷之，曰借汝妻女姊妹作伴。……不从则死，从而不当意者亦死；一人不堪众嬲者亦死。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降官妻妾俱不能免。”可见大顺军日渐骄傲自满、腐败堕落，如刘宗敏之流，过分沉沦于贪图享乐，不受管束之况日益加剧。比如在《亡天下：南明痛史》一书中就有提及——李自成曾百般无奈地对刘宗敏等人讲：“你们为何不帮助孤王做个好皇帝？”而刘宗敏却直接顶撞道：“皇帝之权归你，拷掠之威归我，你别废话！”此后刚过一个多月，便“兵败如山倒”，李自成只能弃城而逃。所以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弦外之音就是希望党员领导干部能够抵住资产阶级利用“糖衣炮弹”从党内侵蚀党的生命力、战斗力。
1950年2月底、3月初，毛泽东与周恩来访问苏联结束后回北京的路上顺道在东北沿线进行视察，当时同行的还有借道回国的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在视察中，毛泽东不仅发现了一些铺张浪费、大吃大喝的现象更是发现了一些官僚主义做派，于是在沈阳同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负责人谈了一次话，其中说道：“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做表率。”同时在听取原松江省委和哈尔滨市委的情况汇报后提笔写下了“学习”“奋斗”和“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几行字。而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第一次为地方省委题词。至此，一场属于那个时代的“党的自我革命”开始酝酿、发酵。1951年底一场轰轰烈烈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在全国开展，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持续，1952年2月上旬，首先在各大城市开始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也随之加速推进，并迅速走向高潮。同时在此期间也落下了新中国反腐“第一刀”——从严查处了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在对二人执行死刑前，党内曾有同志找到毛泽东讲情，希望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能否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对此，毛泽东答复道：“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而后，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下了命令：“凡是为刘青山、张子善讲情的人，我一律不见！”也就在刘青山、张子善二人被执行枪决的两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出台，成为新中国第一部专门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条例。
从“七届二中全会”到“赶考对”再到“三反”“五反”运动，这其中不仅深刻揭示了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不怕“自我革命”，更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自我革命的切入点——反贪污、反腐败。实际上，苏联共产党也曾意识到“自我革命”的重要性，比如列宁就曾尖锐地指出：“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在列宁看来，这些官僚主义者是“一批一贯招摇撞骗、贪污盗窃的人”，从一开始的公器私用、以权谋私一步步堕落腐化，进而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成为阶级敌人。苏联解体前不久，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能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这组数据深刻揭示了苏共没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原因，即不敢自我革命、不能自我革命、不想自我革命。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对于任何一个执政党而言，唯有永远保持“赶考”的定力与“自我革命”的魄力才能有效降低“历史周期率”发生的概率。
保持定力继续“赶考”：将自我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把历史的镜头拉至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久，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参观时指出：“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而就在两个月之后，中纪委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了第一期“2013年9月各省区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表”，由此新时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的序幕由此拉开，肃贪反腐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不敢腐的氛围越来越浓
比如从中纪委公布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数据来看，截至2024年4月（这是连续第128个月公布月报数据），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91万余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1.6万余人。再比如在“打虎”上，党的十八大至二十大期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553人，严重违纪违法的各级一把手20.7万多人；在“拍蝇”上，党的十九大至二十大期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民生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53.2万个，给予党纪政务处分48.9万人；在“猎狐”上，十九大至二十大期间，“天网行动”共追回外逃人员7089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 1992人，追回赃款352.4亿元，“百名红通人员”已有61人归案。我们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毅力深刻践行着“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不能腐的制度越来越严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通过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官法》，出台《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印发《纪检监察机关工作规则》《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规则》《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两次修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三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我们以筑牢自我革命制度堤坝兑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不想腐的动力越来越足
党的十九大以来，纪检监察机关查处涉嫌贪污贿赂犯罪7.4万多人，其中首次贪腐行为发生在党的十八大前的，占48%；首次贪腐行为发生在党的十九大后的，占11.1%。这就表明，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得到有力遏制。在高压政策和政策感召下，党的十九大以来共有8万多人向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投案。与此同时，信访举报量连续4年下降。2021年比2018年下降了29.9%。我们以筑牢自我革命的思想根基“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
尽管我们面对着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但只要我们永远保持着赶考的清醒与谨慎，长期坚持“反腐败绝对不能回头、不能松懈、不能慈悲，必须永远吹冲锋号”的态势，那么新时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必将像“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那般高潮迭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来源：党政干部视野
作者：张泽尧
编辑：李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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