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言坊 | 赵生群老师：焚膏继晷，勇猛精进

（赵生群教授   王永吉拍摄）

       赵生群，1957年生，江苏宜兴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任山东大学教授，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二十四史暨《清史稿》修订工程”修纂委员会委员等。中华书局《史记》修订主持人。主要著作有《太史公书研究》《史记文献学丛稿》《史记编纂学导论》、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史记导论》（修订）、《春秋经传研究》《春秋左传新注》《左传疑义新证》等，目前正从事《后汉书》修订工作。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曾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全国古籍整理优秀成果奖、全球华人国学大典最佳传播奖、国家图书奖等多种奖励。

     1982年2月，我本科毕业后留校，参编《汉语大词典》。1983年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古文献专业，缺少教师，《汉语大词典》编完后，就到了古文献专业。我当过83级古文献班的班主任，和他们一起实习考察，参观过山东曲阜、泰山等地，但没有给他们上过课。我开始给古文献专业的学生上课是从84级开始的，给他们上过《论语》《孟子》《史记》《汉书》四门导读课程。1987年，与古文献专业的同学考察西安等地，和曹红军等几位同学一起登上华山之巅，惊心动魄，至今记忆犹新。此后40年间，一直都给本科生上课，直至退休。

       我上大学的时候，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许多老先生还健在，并且在给本科学生上课。我有幸听过徐复、钱玄、诸祖耿、吴调公、许汝祉等先生的课，并且时常登门向诸、钱、徐诸位先生请教，深受教益。听过孙望、唐圭璋、段熙仲等先生的讲座，对他们的治学方法有所了解。大学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谈凤梁老师。他上课生动有趣，富有感染力；他板书用竖版，龙飞凤舞，赏心悦目，令人难忘。谈老师从来不带讲稿，一支粉笔一张卡片，就能滔滔不绝讲上几个小时，而且非常生动有趣。他还组织学生成立课外小组，交流学习心得，讨论相关问题。我本来就偏爱中国古代文化，谈老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小说，但他讲授先秦两汉文学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对《史记》的兴趣与谈老师有很大关系。我觉得，一个好的老师，关键是要能调动学生，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

       留校之初，正值徐复先生主持《汉语大词典》的编写工作，我就分到组里给老先生们当助手。南京师范学院编写组分到的几卷，汉字部首笔画都比较多，像齒、黑、鹿、龍等。一个字头下有许多条目；每个条目又有许多资料，主要是从字书、辞书和各种文献中找到的各种资料，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按照汉字的笔画和笔顺排定条目的先后顺序，并核对资料卡上的文字，注明相关信息。做这项工作需要有耐心，细致踏实，这也是一种很好的磨练。和老先生们的接触加深了我对他们的了解，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1977年全国高考，招生总人数不到30万。我在农村长大，能考上大学感到很幸运，我和所有同学一样，非常珍惜进大学深造的机会。同学们来自不同的职业，年龄也参差不齐，进校后，大家都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都非常自觉，基本上不需要老师督促。上课无需点名。还记得为了方便同学们晚上自习，中文系专门留一个教室不熄灯，供同学们自习。现在想起大家当年的学习劲头，依然感慨不已。

（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77级4班合影  后排左三为赵生群老师）

       我特别喜欢从事经典文献的研究，因为这些文献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像《左传》《史记》故事性强，文采斐然，令人陶醉其中。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一是因为含金量高，具有历史、文学、思想、文化、审美等多方面的价值；二是因为它们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先秦两汉的典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就像黄河滥觞、长江发源，一泻千里，浸润大地，滋养万物。唐诗、宋词、元曲、传奇、小说等无不从中汲取营养。先秦两汉典籍大多是“富矿”，虽然采挖起来的难度比较大，但值得为此付出艰苦劳动。我长期在古文献专业教书，在古文献专业课程设置系列中，专书导读集中在先秦两汉。我在专业讲过不下10门课程，如中国古典文献学、校勘学、经部文献专题研究、史部文献专题研究等，其中上得最多的是系列导读课程，有《论语》《孟子》《左传》《史记》《汉书》，而上得最多的就是《左传》和《史记》，自己在备课过程中经常能够发现新的问题，或者产生新的理解，教学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我觉得把教学和研究结合起来是很好的。

       我读《史记》和《左传》，几乎是在同时。这首先和自己的兴趣有关系，这两部书历史、文学兼长，鲜活生动，很有吸引力，两者之间也存在许多联系。另外，也和自己的教学、工作经历有关。《史记》《左传》这两部书是我几十年一直在教的。近年来涉足上古史研究的一些问题，也与《史记》《左传》这两部书有着密切的联系。僖公五年《左传》：“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根据《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仲雍是太王的儿子，他们在商朝末年出奔到吴地，建立了吴国。仲雍为什么又称“虞仲”？他和后来的虞国、宜国是什么关系？1954年6月，江苏丹徒大港镇烟墩山出土了宜侯夨簋，相关问题讨论了数十年，发表的文章数以百计，而答案就藏在《左传》《史记》《国语》等典籍中。僖公五年《左传》：“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虢仲、虢叔是王季的儿子，本姓姬，和周同姓。他们怎么又称“虢仲”“虢叔”呢，因为他们都封了侯。虢仲封于东虢，虢叔封于西虢。所以姬仲、姬叔又称“虢仲”“虢叔”。但是，根据《史记》等文献记载，虢仲、虢叔二人并非武王所封，那么，他们是谁分封的呢？昭公九年《左传》说：“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毫无疑问，虢仲、虢叔是文王所封。下面的问题是，文王有没有称王？具体情况又是如何？昭公二十六年《左传》说：“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据《左传》，幽王并非西周末代君主。幽王之后，尚有携王。根据《竹书纪年》、清华简《系年》，携王在位二十一年，晋文侯杀携王，立平王，三年之后东迁洛邑。这牵涉到西周王年的一系列问题。而且还引出《古本竹书纪年》和今本《竹书纪年》真伪的问题、西周时代相关历史和文献研究的许多重大问题。被这些问题所吸引，对上古史的关注自然就提升了。

       严格说来，我的学术研究很难明确划分阶段。如果一定要分，可以把最近若干年和前30年大致区分一下。前面主要关注《左传》《史记》。出版过《太史公书研究》《史记文献学丛稿》《史记编纂学导论》《史记》（修订本）《史记导论》《春秋经传研究》《春秋左传新注》《左传疑义新证》《春秋左传详注》等著作。当然，在进行某一项具体工作的时候（如修订《史记》、注《左传》等），注意力会相对集中一些，但同时也在上课，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应约写一些东西，经常会有所交叉。最近大约10年的时间对上古史特别是西周史关注较多，将来也准备结集出版。

       2008年，我出版了《春秋左传新注》，后来一边上课，一边不断补充修订书稿，同时撰写相关论文12篇，约15万字，将来准备作为《左传疑义新证》的续编结集出版。上面提到过，现在关注的重点是上古历史，对夏商周三代王年（特别是西周王年）投入精力较多，这其中涉及到许多重要的历史问题，也需要对《竹书纪年》等重要典籍进行系统研究。

       2022年，山东大学与中华书局签订《后汉书》修订协议书，由我和杜泽逊教授共同担任《后汉书》修订主持人。目前，杜泽逊教授负责的《后汉书》版本校勘已基本完成，下一阶段后续修订工作将全面展开。

（2023年6月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修订工作会议）

      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成立于1983年。当时，唐圭璋、孙望、徐复、程千帆、钱玄等老一代学者参考无锡国专等课程方案，设置了古文献专业课程，筹划周密，体系完备。我大约在2000年担任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专业主任，后来兼任文献学系主任。我做的主要工作就是遵照老一辈学者设置的学科体系，排除一些人为的干扰，保持专业特色。

       徐复、钱玄等老一辈学者身上，最为可贵的是他们的精神品质。徐先生和钱先生最主要的著作，都是在退休之后、甚至是80岁之后撰写出版的。追求学问，追求真理，已经完全融入他们的生命，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活方式。徐老在90岁以后，依然每天伏案工作。他常常翻阅的《经籍籑诂》，被翻得散了架，天头地脚满是密密麻麻的批注。他给章太炎先生的《訄书》作注，经过了几十年的资料积累，10几本软面练习册上，写满了蝇头小楷，厚厚的一摞。钱玄先生上课极为认真，每上一门课必编写讲义，他上课条理清晰，板书遒劲有力，很受学生欢迎。家里墙上挂着著名史学家柳诒徵的手书大字“夙夜彊学以待问”。《荀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唯其“为己”，乃能淡泊名利。徐老在学校教授定级的时候，一再谦让，传为美谈，钱老获评正高职称，已届退休之年。这些都丝毫都不会影响他们对学问的追求。治学“为己”，所以能从容淡定，循序渐进，不急不躁；所以能永葆本色，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所以能老当益壮，孜孜矻矻，不知老之将至。老一辈学者身上严谨朴实的治学作风，是我们永远的精神财富。

       南师古典文献学专业除了开设中国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主干课程和文史要籍介绍、工具书使用、出土文献研究、经部文献专题研究、史部文献专题研究、古籍整理研究专题、古籍整理研究实践等基础课之外，还设置了一系列的专书导读课程，有《诗经》《楚辞》《论语》《孟子》《左传》《老子》《庄子》《史记》《汉书》等经典导读课程。专书导读课程强调读原著、打基础，这在全国古文献专业中很有特色，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史记》点校修订本，中华书局，精装本2013年，平装本2014年）

（赵生群老师主持修订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修订本获教育部科研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我和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产生联系，始于1985年。那年学会在南京举办年会，地点是南京干休所，由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南大组织会议的主要是卞孝萱、周勋初两先生，南师这里是郁贤皓先生等。当时我是系里的青年教师，还不是会员，郁贤皓先生让我去协助做一些会务工作，后来加入了学会，经常参加年会。

     当时，张舜徽先生等老一辈学者还健在，参加学会对年轻人的进步成长很有好处。记得那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的年会赠书是张舜徽先生所著《文献学论著辑要》，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比如书中收辑刘向书录七篇（《战国策书录》《管子书录》《晏子书录》《孙卿子书录》《韩非子书录》《列子书录》《邓析子书录》），刘歆书录一篇（《山海经书录》），对于我了解刘向父子与西汉古籍整理、早期文献的形态及传抄留存、传世文献和汉以前的复杂关系等重要问题有很大帮助。我后来研究《史记》与《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两书的关系，研究《晏子春秋》《孙子兵法》《管子》《新语》《司马法》的真伪和流传，都从中受到了极大的启发。

（2017年10月赵生群老师接替朱杰人先生（右）担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

      根据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章程，“中国历史文献”包括的范围很广，实际上就是中国古典文献（古籍），因此会员的分布很广，遍及经史子集四部。除了高校、科研机构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之外，还有其他文化部门（如图书馆、出版社等）的人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每年都召开年会，四十余年间从未间断。此外，还组织过不少集体项目，如“二十四史”系列词典。《学记》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众多各有专长的同道经常砥砺切磋，有利于开拓视野，增广见闻，提高学识。这样的环境特别有利于年轻人的成长。

      经常有学生问我怎么读书，怎样才能提高读书效率，我的回答是：一，读书。二，思考。学问的基础是学，主要是读书。人们常常说不要“死读书”，这话不错。也有人说，不怕“死读书”，就怕不读书。做学问，首先要打好基础，这就需要多读书。需要下真功夫读书。学问的问包括的方面很广：问老师，问师长，问字典、词典，问各种工具书，问相关的论著，而更主要的是问自己，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自我追问的过程。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读书，要和思考结合起来。同样是读书，如果带着问题来读，记忆会更牢固；只有好学深思，才能在读书中不断发现问题，从而引发更多的思考，培养读书的兴趣，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读书和思考相结合，不断循环往复，知识的积累必然会不断增加，久而久之，研究能力也自然就提高了。

      我把《左传》原文录入电脑，是为了给《左传》作注。只有读懂《左传》，才能做好这项工作。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象《左传》这样的经典，与我们时空悬隔，要理解起来很不容易。《左传》内涵丰富，它记载的东西牵涉到社会思想历史文化天文地理等各个方面。只有认真读，反复读，才能逐渐读懂，逐步加深理解。录入原文，此后要校对，然后再作注，可以强迫自己仔仔细细地把原文读一读，有助于加深印象。像《左传》这样的书，无论你读多少遍都不能说读到家了。对于研究对象，没有最熟，只有更熟，永远没有止境。

      成为一个合格的研究者，首先要认识工作的意义和价值，热爱自己的工作，要发自内心地真正喜欢。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你就从不懂到懂，从不知到知，从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甚多，所以兴趣最要紧。对待任何一项工作，只有发自内心地喜欢，才能真正做好。其次，要努力具备各种相关知识，这是一个不断努力，不断追求的目标，永无止境。另外，还需要有定力，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不忘初心，不为外物所动，以追求学问为目标。

*采访手记：吾生也晚，进入南师古文献学习时，赵老师已从南师退休，没能亲耳聆听赵老师讲《左传》《史记》，深感遗憾。采访是以书面的形式进行的。字里行间，洋溢着赵老师对南师古文献的热爱，对前辈的感怀，对学术的执着，令我们感动。赵老师的谆谆教诲也必将激励南师古文献学子在求学道路上不断探索。祝赵老师学术之树常青！

特别鸣谢 | 赵生群老师

排版 | 刘昱彤  王梓越

审核 | 王永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