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2年底召开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当时担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对曾在1935年下令逮捕他的朱理治、郭洪涛等人展开了激烈的指责。高岗特别强调，他们反对陕北红军迎接中央红军这一行为，成为了他指控的一个重要罪名。 高岗的发言则意外地将时任中央北方局委员、冀中区党委书记及冀中军区政委的程子华也卷入了这场争论之中。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1935年的劳山战斗期间，陕北红军（红15军团）缴获了一份敌人的情报文件，文件中提到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向北推进，抵达甘肃武山县西南区域。 得知中央红军已经北上的消息后，前线的指挥官们（如徐海东、刘志丹、高岗和郭述申等人）立刻向当时负责西北工作的朱理治发出了一封信，建议红15军团应立即派兵前去迎接中央红军。在信中，他们还附上了那份缴获的敌军文件。 几天后，朱理治、郭洪涛和程子华等人做出了一个决策，决定不前往迎接中央红军。
在1942年的西北局高级会议上，高岗再次提出这一事件，作为指责朱理治和郭洪涛的一条重要“罪状”。面对这样的指控，朱理治和郭洪涛自然无法接受，他们详细阐述了当时的情形和决策过程，但高岗毫不理睬。 在程子华晚年的回忆录中，他提到不去迎接中央红军的提议实际上是他最初提出的。 当时，朱理治在收到前方的来信和敌军文件后，将文件带去给程子华征求意见。程子华读后表示： “这个情报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已经传出，中央红军若要来的话，早就应该到了。红15军团不必全力前去迎接；若中央红军并未到达，只是去了其他地方，那我们贸然前去将可能扑空。红15军团南下至关中，来去路途将耗时一个多月，若敌军趁机攻占永坪镇，苏区将面临危机。与其如此，不如向南发起进攻，让西安的敌军转向北方增援，这样一来也能起到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的作用，我们仍能保持在永坪镇附近。” 朱理治听取了程子华的分析后，觉得很有道理，随即他和后方的同事们开会讨论，决定让程子华前往前线，传达后方的意见。
当时程子华身体欠佳，但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躺在担架上抵达前线。向徐海东、刘志丹、高岗和郭述申等领导传达完后方的意见后，前方和后方达成一致，认为在局势不明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冒险前去迎接中央红军。 整个决策过程清晰明了，依据也非常充足，实属合理。然而，他们当时并未料到，几年后高岗会重新提起此事，指责后方与前方的同志们不同意迎接中央，甚至强迫前方的同志们妥协。
郭洪涛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深感无奈地写道：“高岗坚称朱理治与我反对迎接中央红军，指控我想要当土皇帝……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朱理治和我都赞成迎接中央，支持程子华的建议，红15军团继续向南作战，调动敌军北调，以维护陕北根据地并支持中央红军北上的战略，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1955年3、4月间，高岗事件平息后，中央组织了一个由彭德怀主持的西北问题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在会议上，程子华再次对此次决策进行了说明：“这个决策关乎作战战略，而不是对中央与毛主席的不欢迎。如果损失是因为作战方针错误，那么责任我来承担。因为这个提议是我提出的，前后方的负责同志们都是同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