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的中国大地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与曙光交织之际。也是在这一年，蒋介石下达了一道密杀令，而 “云南王” 卢汉却凭借着机智与勇气，一字未改地将这道密杀令化为废纸，成功救下了九十多人。那么，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1949 年 9 月中旬，距离新中国成立仅剩半个月，全国上下都沉浸在即将迎来新时代的喜悦之中。然而，此时的 “云南王” 卢汉却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与忧虑之中。
卢汉坐在自己的书房里，手中紧紧握着蒋介石发来的电报，脸色凝重。这份电报上，蒋介石要求他处置在昆明逮捕的九十多位地下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上面赫然写着八个大字：“情有可原，罪无可逭。” 很明显，蒋介石是要卢汉按罪处理掉这些人。
卢汉深知，此时国民党失败、新中国即将成立已是不可逆转的大势。若真的杀了这九十多个革命人士，共产党难免会将自己视作蒋介石的人。
而蒋介石此举，无疑是想把他紧紧绑到自己的战车上，断绝他的一切退路。这封电报和后续的处理，将成为决定卢汉和滇军命运的关键。
“我究竟该如何抉择呢？” 卢汉喃喃自语道。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部，战略位置重要。1945 年 10 月，卢汉成为新一任 “云南王”。与前三任军阀相比，卢汉名气稍逊，个人魅力也略显不足，但他有一个优点 —— 谨慎。
上任后的两三年里，卢汉表面上对蒋介石言听计从，暗地里却大力收集各方情报，分析局势。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共产党依靠人民的力量，胜势越来越大。卢汉明白，共产党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自己必须为未来做好打算。
摆在卢汉面前有三条路。第一条，转移财产到国外，安享下半生，但他舍不得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第二条，与蒋介石站在一起，可蒋介石的阴险狡诈让他望而却步，表哥龙云就是前车之鉴。第三条，向共产党投诚，从收集的情报来看，共产党对投诚将士待遇好且讲义气。
卢汉思索着如何与共产党建立联系，他将目光放到了云南境内的游击队身上。他撤掉了云南境内的反共政策，暗中帮助游击队，相信中共高层听说后，自然会派人联系他。
1949 年 4 月的一天，卢汉正在办公室处理事务。
“报告主席，有一位叫张秉昌的老人求见。” 警卫进来报告道。
卢汉心中一喜，张秉昌原是国民党第 60 军的高级军官，后来跟随长春起义加入了解放军东北军区。如今他来云南，很可能是中共派来联系自己的。
“快请他进来。” 卢汉急忙说道。
张秉昌走进办公室，两人一番寒暄后，聊起了正事。
“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败局已定。中共希望南方各大军阀起义，与蒋介石一刀两断，加入新中国，实现和平统一。卢主席，您怎么看？” 张秉昌问道。
卢汉有些担忧地说：“中共是否确有诚意呢？我过去做了不少反革命的事情，共产党会原谅我吗？”
张秉昌笑道：“毛主席说了，‘既往不咎’。只要您认错态度良好，就不是战犯，而是起义将士，还有立功的机会。”
卢汉微微点头，心中的疑虑渐渐消散。
几个月后，一则新闻出现在香港报纸上，标题写着：云南省前主席龙云与共产党建立合作，希望云南起义。
卢汉看到这则消息，吓出一身冷汗。虽然人名说错了，但龙云是他的表哥，蒋介石看到这则新闻，肯定会对他产生怀疑。
果然，几天后，蒋介石的电报就发到了卢汉这里，邀请他参加西南军政会议。卢汉不清楚蒋介石是真心开会还是设鸿门宴，借口云南闹革命，辞掉了会议。
蒋介石召开会议是为了构建 “大西南基地”。三大战役结束后，长江防线即将被攻破，西南部省份地形崎岖，易守难攻，他想把这里作为国民党反攻的基地。但除了卢汉，各省军政首脑都到了重庆，这让蒋介石对卢汉起了疑心。
为了让卢汉就范，蒋介石采取 “威逼利诱” 的方式。他通知卢汉会议时间延长，再次邀请他，并威胁说如果卢汉不来，中央会派出两个军和 60 架飞机 “帮助” 他解决云南问题。
卢汉无奈，只好前往重庆。临走前，他将云南省的重要事务托付给亲信。
“我此去重庆，吉凶难卜。万一被扣，你们就打电话要求（蒋介石）。要求不准，就插上红旗，通电起义，不要管我。” 卢汉严肃地说道。
1949 年 9 月 6 日，卢汉怀着复杂的心情前往重庆。没想到，抵达重庆后，蒋介石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卢汉看出蒋介石需要自己的支持，而且自己通共的事情也没有被发现，悬着的心慢慢放了下来。
几天后，会议结束，蒋介石再次邀请卢汉谈话。
“今后云南将全权交给你，中央会给云南一百万银元作为军费。” 蒋介石说道，“但你要带上我精挑细选的特务，他们会协助你反共。”
卢汉表面大喜过望，内心却苦涩不已。他知道这些特务是来监视他的，一旦他们抓捕到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让他下令处置，那他就无法与共产党合作了。但他别无选择，只能假意答应。
9 月 8 日，卢汉返回昆明，特务头子徐远举带着一批国民党特务也来到了昆明。9 月 9 日，国民党特务在全市大搜捕，一夜之间，四百多名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被捕，这就是震惊全国的 “九九整肃”。
第二天，国民党特务拿着名单找到卢汉，希望他批准处理意见。卢汉接过名单，翻看了几个，十分震惊。两百多人的处理意见是执行枪决，其中还有他接触过的共产党人。
卢汉沉思片刻，对特务说：“直接处置恐怕会引起民众大规模反抗，还是稍等一段时间，罗织好罪名再进行处置。”
特务想想也有道理，民众对国民政府的不满已经到了极限，若直接处置这批人，确实会引起暴动。
卢汉命令亲信在云南省内暗中鼓动群众要求释放被囚禁的人，同时多次致电蒋介石，表示要杀的人太多，自己很为难，希望能减少一些。在他的争取下，囚禁人数从四百多人变成了九十多人。
蒋介石确认九十多人的名单后，又给卢汉发了一封电报，上面还是八个大字：“情有可原，罪无可逭。” 意思很明确，要求卢汉处置这九十多人，没有回旋余地。
卢汉看着电报，陷入了沉思。他知道一旦把电报交给徐远举，这些人就会被立刻处置。但他又不能篡改电报内容，徐远举为蒋介石做事多年，任何改动都可能被发现。
卢汉坐在沙发上，闭目思考着应对之策。这时，他听到外面走廊上管家喊道：“这是谁挂的字画，都给挂反了，有些字画挂反了寓意就完全相反了。”
这句话让卢汉突然有了灵感。他坐起身，拿起笔在电报上画了一个反钩，将八个字颠倒顺序，变成了 “罪无可逭，情有可原”。这样，意思就变成了虽然这些人有罪，但是可以原谅。
徐远举收到电报后，愣了一下，怀疑校长改变了主意。但反复确认后，发现电报上的字没有被修改，出于对自己工作能力的信任，他也没有派人询问蒋介石。
这九十多人只好暂时囚禁，不进行处置。蒋介石也怕过问太多会引起卢汉的反感，就没有再问，这件事就一直拖延了下来。
两个月后，代总统李宗仁来云南视察。李宗仁素来与蒋介石不对付，也有和中共缓和关系的想法。卢汉摆好酒席宴请李宗仁。
酒过三巡，卢汉提起被囚禁的人。李宗仁当即表示：“委座已经退了，你还听他的干什么。”
卢汉连声称是。第二天，他组织云南各人士联名上书，希望释放被囚禁的人，李宗仁痛快地签了字。至此，在卢汉的努力下，“九九整肃” 被逮捕的进步人士被全部救出。
卢汉的机智与勇气，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用自己的行动，为即将到来的新中国保存了一份力量，也为自己的未来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