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尔法的孩子都穿灰色衣服。他们学习比我们累多了，因为他们太聪明了。我自己属于贝塔，真是太高兴了，因为我用不着这么拼命学习。再说，我们比伽马和德尔塔好多了。伽马都很笨，都穿绿色衣服……哦，不，我才不要跟德尔塔的孩子玩呢。爱普西隆的孩子更差……”☆ 在《美丽新世界》的开端，赫胥黎就借参观胚胎培育中心的孩子们的目光，向所有读者透露出公元2540年的社会秩序与等级是如此清晰森严。但这从来不是残忍的、阴森可怖的，相反，不同种姓的都对这样的现实甘之如饴，自愿自觉地承担着相应的工作：从拥有政治与经济特权的外交官、石油大亨到普通的工薪阶层，再到只能承担建筑、煤窑工人等苦力活的工人，没有一个人质疑过当下的生活是否合适，因为从胚胎培养的氧气供给到社会化过程中接受的意识形态教育，都使其根本不具备思考“对与错”的能力。☆ 赫胥黎写到：“这便是获得幸福与德行的秘诀——爱你该做的事。制约的目的，是让人们喜欢其无法逃避的宿命。”☆ 郝景芳在雨果奖获奖作品《北京折叠》中也预设了这样一座城市，上流、中产和底层在不同的时间点内使用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并划定出不可逾越的分界线，如同美国上东区的名流阶级与布鲁克林、格林威治村的居民一样，虽然同处在一个空间内，却永远无法彼此共享同一种文化、价值与生活质量。与《美丽新世界》相似的是，被折叠的北京城同样鲜少会发生矛盾与反抗，不同阶级的人似乎早已有了约定俗成的默契，互不打扰。布尔迪厄谈到过这类情况，上流社会的资源拥有者不断建立起各类复杂的规则，由此来彰显他们的品味，又通过金钱物质的拥有，使自身同其他阶级相互区隔开来，形成明显的地理位置落差。处于下位的个体生而便被要求“进入那个世界”“成为人上人”。如此一来，上位者的合法性又再一次得到彰显，甚至不需要任何武力或其他外在力量的强制。☆ 但社交媒体打破了这些既定的秩序，北京不再被折叠，所有的胚胎都事先知晓了种姓培育的计划，地理空间的差异打造出原本难以触及的上位者的姿态被扁平化的社交网络所颠覆。他/她们不再拥有独属于自身的某些私密空间——在那里，他/她们拥有神秘感，接受他人的朝拜、获得羡慕而非嫉妒的渴望——而是成为被围观的对象，稍不留神，便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因为不是所有人出生就在罗马，也并非所有人都能够成为阿尔法或者贝塔。绝大部分的普通人只是努力活着，相信一切皆有回报的神话，抬头却发现，自己的天花板，甚至远远够不上不足他人的起点。【引言】传统的权力精英之所以受人尊敬乃至崇拜，是因为他们具有权威性与神秘感，是在「被折叠」的社会里不可见的对象。【第一部分】这种被折叠的情况被社交媒体所打破，众人不仅看见了精英的生活，更已对其祛魅。【第二部分】普通人成为一种身份政治，公众讨厌的或许不是谷爱凌，而是自己无法逃离的生活、根本无法改变的社会。权力的精英们必须要擅长隐藏自己，制造神秘感。他们费尽心思地设定出一系列的阶级品味与惯习，便是要与普通人、中产阶级划分差异。无论是欧洲庄园里尊守着繁文缛节的旧贵族们，还是纽约上东区享有声望的上流人士出席的晚宴与派对上对着装打扮的要求，都在各类外在符号的修饰中制造出圈层壁垒，明确地向其他人声明：这从不是属于你的世界。在贵族制衰弱，民主与自由兴盛的现代化发展周期里，商品承担起重要的地位象征、群体区隔的标志性作用。如果说工业革命与大航海时代来临前，欧洲贵族标榜自身实力与社会地位的方式是偌大的状元、城堡式的建筑，以及仆人的数量，那么现代商品贸易的出现与繁荣便使大洋彼岸的珠宝、香料与丝绸成为新的阶级消费品的象征。这一情况又持续被消费主义与资本市场所鼓动、维持，没有人不赞同金钱与地位之间紧密的联系。不过，由于信息交流上地理区域的限制，哪怕是城市中不同的街道区域，都很难实现透明化的、赤裸的展示，公众只能依靠想象或是猜测去描述所谓“权势阶级”的身份与生活方式。即使电视等大众媒介拥有场景融合的特点，允许处于不同成长背景与阶层群体中的个体相互了解、观看对方的生活实践方式，但得益于大众媒介本身的稀缺性与地位赋予价值，它能够为权势阶级更好地赋魅。处于电子屏幕中的对象仍具有强烈的表演特征，它很难被观众真正认为是与真实空间处于同一世界的情况，甚至会因为媒介本身的权威性，自动为其赋予与自身不同的社会身份与地位。这就是折叠的社会。但节点化、开放的社交媒体改变了一切。它削减了传统精英苦心搭建出来的社会地位与圈层壁垒，使其在大规模的闲言碎语中成为毫无负担可言的谈资。一旦蜂拥而至的众人踏平那道过往将自己与权力精英相互区隔开来的门槛，圈层内部所有的规则秩序将被打破，虚幻的等级泡沫将被戳破，他们将不再拥有使普通人望而却步的神秘感。虽然透明化的现代社会使精英组织的社会身份被持续弱化，但是看似平等沟通的社交媒体创造出的却不是“我也可以”“原来不过如此”的充满希望与憧憬的年代，而是普通人深陷困局，倍感迷茫与焦虑的当下。网络让原本被折叠的世界赤裸地展示出来，让众人得以对权威人物在交谈中祛魅、在群体的情绪洪流中将原本难以触及的阶层或某个特定群体贬损得毫无价值。但等到情绪褪去，强烈的被剥夺感却持续无法消解——2019年，美国高校招生舞弊丑闻被揭露，大量富人阶层能够花费几十、上百万美元，为子女直接购买常春藤名校的新生入学资格。在“人生而平等”的现代价值观基础上，金钱、阶层、出身，却无时不刻地敲打着众人敏感的神经：努力的回报，不及命运早已定好的轨迹。如同赫胥黎笔下的阿尔法、贝塔、德尔塔一样。社交媒体的情境融合性让精英群体无法再依靠传播工具塑造自身形象，搭建身份符号，但从不妨碍他们的体面、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相反，普通人将会面临优绩主义制度的残忍真相：它根本无法兑现那个“公平竞争”“努力就会实现阶层流动”的诺言。回到谷爱凌。22年冬奥会期间，她是社交媒体上「我的朋友谷爱凌」，是「斯坦福学霸」；24年，她是被认为「两面派」「享受身份红利」「精致利己主义者」。主流舆论风向转变的原因自然与近两年强烈的社会差距感、被剥夺感相关：208万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到普通人一辈子都不见得看到过的银行存款，千万网红一条广告便足以让许多人辛勤工作十年甚至更久。社交媒体让原本被藏匿于后台的社会运作方式被彻底公开，众人站在一览无余的扁平化空间中才发现：原来罗马离自己如此遥远，原来命运真的早已安排好了既定的轨迹，所有的公平竞争、生而平等，不过是某种意义上的谎言与遮羞布。
所以会有人气愤，会有人感叹不公，会有人厌恶，这也许并不只是针对谷爱凌的愤懑与声讨，而是在资源倾斜、特权群体与普通人差异难以弥合、努力的神话被打破的当下，处于困局中的众人无处可申的压抑和无奈。
在分析“为什么讨厌谷爱凌”这个问题时，很多文章都会用到「精英的傲慢」的说法，原表述出自桑德尔的同名著作《精英的傲慢》。他在书中说到，“影响我们成功与否的因素大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例如性别、种族、地区、健康状况、天赋、家庭背景等”。依靠于「运气」而实现的优绩与成功从不能说是公平的。桑德尔同样提出，优绩制固化了社会阶层，导致原本每个人都应该获得的公平竞争机会早已在其出生的家庭单位中作出了决定，父母获得的社会资源与累积的财富，将由子女继承，持续往复，又将（或已）形成中世纪时期“铁匠的儿子还是铁匠”的局面——当然，比起日本的下流社会，维持既有的社会地位已实属不易。在更糟糕的情况下，随着社会资源的马太效应、头部聚合，子辈能够分得的「蛋糕」将越发稀少，甚至出现子女生活状况与职位不如父母的情况。之前我们谈过，谷爱凌遭受质疑的原因是强烈的社会被剥夺感带来的情绪化宣泄，这让她成为一个焦点式的靶子，承担着大量不满的社会情绪——这些诉求的对象也许并非针对她本人，而是一种无处可申的愤懑；另一方面，这种被剥夺感的本质又来自于优绩制的破灭，普通人终于发现阶层固化的现实，也终于认清个人的努力在多种其他因素，例如家庭、性别等“运气”成分里，显得如此微不足道。我们必须承认，谷爱凌在她的女性角色上扮演了强大、自律的正向形象，给予了诸多女性role model式的期待与追逐的目标，但站在“普通人”的视角上，她的成功却恰恰真实地说明：条条大道通罗马，但有的人需要十年，有的人需要一辈子，还有的人就在去向罗马的道路上无疾而终。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让弗朗斯西·福柯提出了身份政治的概念，其中，黑人、女性、同性恋者等处于主流社会边缘的群体要求更多的社会公平和承认。如今，“普通人”似乎也成为一种身份政治的代表，反对、抗拒着来自精英主义的口号与实践活动，试图通过打工人、牛马、发疯发癫等文化上的塑造、舆论中的情绪表达，争取更多社会权益。普通人也想要拥有去到罗马的机会与资源，普通人也希望拥有10个小时的睡眠，普通人也渴望被看到、被承认自己的努力；普通人也在无数个凌晨加班熬夜，在通勤时背书、工作，做着日复一日毫无疑义的狗屁工作。那个被谷爱凌认为是「一定要睡满」的10小时，对普通人来说是奢侈的休息日；那些被她漂亮精致地展示在社交媒体中的paper和学习，是普通人毫无二致的日常；那些她说，如果通勤时不写就没时间再写的无奈，是普通人根本无法回避的压力。
也许众人并非讨厌谷爱凌，我们只是在试图与那个为了获得有尊严的工作、体面的生活，需要一刻不能懈怠的、持续努力下去的自己完成自洽：没关系，人嘛，生来就是不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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