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理论是关于大众传播与环境建构的理论，其来源于1968年麦库姆斯和肖在教堂山进行实证调查后发表的《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该理论首次强调了大众传播具有“设置议程”的功能，大众传媒不一定会影响人们“怎么想”，但是会影响人们“想什么”，至此成为了大众传播宏观适度效果的里程碑。议程设置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李普曼《公共舆论》，麦库姆斯和肖在教堂山调查后提出了完整的议程设置理论，强调大众媒体能够对公众议程和舆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议程设置”理论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麦库姆斯和肖发现大众传媒不仅影响人们想什么，还会影响人们怎么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属性议程设置。当议程设置进入到属性议程设置时期，大众传播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潜移默化的控制也就随之凸显出来。在电子技术与数字技术全面变革社会传播的新时代，唐纳德·肖和韦弗提出议程融合理论；麦库姆斯和郭蕾提出了网络议程设置，不断发展议程设置理论内涵。新的环境、新的平台、新的传播主体、新的媒介技术意味着旧有传播学理论需要全面革新，议程设置理论的新趋势必然是围绕“摒弃旧大众传播变量和引入新的技术、流量、用户等变量”而展开的，诸如算法议程设置、媒介化议程设置，都有可能是议程设置未来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