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寺传法正宗殿
永安寺殿宇外壁大字
探究及其他
张聪虎 | 文
▲乾隆版《浑源州志》卷六《人物》
高定，好学敦信，尚气节，仕为云中招讨使、都元帅、永安军节度使。定谓子曰：“吾蒙国恩，致位俟伯，布衣之极，曷敢久贪爵宠？”遂致仕去。
高定营建永安寺之谜
永安寺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城内。据史料记载，永安寺始建于金代，原寺毁于大火。元初，云中招讨使、都元帅、永安军节度使、浑源人高定（号永安居士）与其子高仲栋在原有废墟上重建寺院，遂名“永安禅寺”。1243年，高氏父子敬请归云禅师创建寺院；1289年，高定子孙辈的州执节高仲挥、宣武将军高琰邀请归云禅师重孙西庵长老创建大解脱门五楹，并以藏经传法。1315年，高定之孙、将仕郎、浑源州前判官高璞营建传法正宗之殿，至此，奠定了规格极高的前后三进院的初步格局。
当然，浑源民间对于高定建寺亦有不同的传说。高定，元初浑源州李峪村人，传说其名为建寺，实为建殿，意在据兵登基称王，这一说法在数百年后的今天仍在浑源域内广泛流传。尤其是李峪村高氏家族的后人普遍认为高定是其先祖族人，永安寺由这位先人所建，意在建殿为王。
据乾隆版《浑源州志》记载：“都元帅高定墓，在城西南二十里。”李峪村现存《高族家谱》是清康熙二十年由第十世庠生高宗程初修，谱中的一世祖为明朝人高整，据《高氏家谱·序》记载：“粤稽我高氏，自唐代士季翁居于山东，以及行周翁官居高平关之王迁于宏同县。元朝，定翁，字永安，官奉永军诏讨都元帅，复迁于山西大同府浑源州城西东威毛邨。自明代，我祖整翁，移居李峪东邨荆里十家（甲）民藉。至于迁居他乡奔走异域者，远而难稽。将我李峪之宗族排列于谱，俾后子孙展阅之。”从其《高氏家谱》来看，由于没有一世祖高整之前的具体世系谱录，还是难以见到李峪高氏家族与高定之间的明确联系，但其家谱记载高定是其先祖族人，民间传说亦如是。元、明更朝换代的战争，大多数乡民为了躲避战火而逃离家乡，李峪高氏族群是否是高定后裔逃离家园，待社会安定后重返故土，这一切似乎已经难以说清了。
▲李峪《高氏家谱》 康熙朝高宗程案初修
李峪村以高姓、穆姓两大姓为主，基本各占近半，还有包括元姓在内的一些小姓。元姓是北魏皇族改姓，穆姓是鲜卑贵族改姓，其实李峪高姓应该也是鲜卑后裔的一支，从其相貌特征、脾气秉性中亦可体现。由此看来，家谱记载及民间说法也许就是确切的事实。
高定最初建寺实为建殿，是否有此可能呢？元朝初年高定父子便开始在金代寺庙原址上修建，但终未成形，于1243年才敬请归云禅师住持扩建，为什么起初不请沙门禅人而是自行修建呢，这一不寻常之举难道另有深意？这未免令人起疑。除非的确起意是建殿，而非是建寺，不然不会建寺不请高僧而自行为之。况且高定这么身份重要的人，这样的作法显然是不符常规常理的。1289年，高定的子孙辈创建大解脱门五楹，并以藏经传法，空门屋脊殿刹中建有景教特色；直至1315年，高定之孙高璞营建传法正宗之殿。为何一个主体寺庙，从高定父子着手重建，本应首先建造的主体正殿却迟迟未建，七、八十年后才终于建成？这也是耐人寻味的一个问题，莫非真的是侍机建殿？正殿屋顶覆盖琉璃瓦饰，正坡以黄色琉璃为主，东西两侧与后坡以蓝色琉璃为主，作为一个非皇家寺院，这明显是越轨的，这又是为何呢？乾隆版《浑源州志》第八卷的“寺观”类目这样记载：“永安寺，用黄瓦非制也。然殿上设皇帝万岁位，文武官朝贺于此，亦当。故从士民之请云”；第九卷的《重修庙学记》（作者：明朝万安）在盘点浑源杰出历史人物时，称“高定之信义”。浑源知州桂敬顺作为乾隆版《浑源州志》纂修，他载入的这段话及万安写的这句话，又都意味着什么呢？还是很值得推敲的。毕竟《高氏家谱》中记载着其先辈中曾经出过“高平关之王”，也许高定及其子孙们确实都是不走寻常路的一代代枭雄吧！
▲乾隆版《浑源州志》卷八《寺观》
永安寺，用黄瓦非制也。然殿上设皇帝万岁位，文武官朝贺于此，亦当。故从士民之请云。”
殿宇外壁大字之谜
永安寺殿宇外壁的大字共有三处，分别在传法正宗殿南墙外的“莊、嚴”、天王殿北墙外的“法、相”、传法正宗殿北墙外的“虎、啸、龍、吟”。
A组
莊 嚴
“莊、嚴”两个字分别镶刻在传法正宗殿东、西稍间的正面墙壁的外墙上，字高376厘米，字宽分别是250厘米、275厘米，非常醒目。款识上首雕刻有长圆形图案，内刻“古雅绝伦”，其下刻“壬午夏月”；款识下首刻有“太原龍山段士逹書”，下面是两方印章，一为“段士逹書”，一为“龙山月溪”。
关于此二字的创作年代与作者，文史研究者、永安寺文物管理所原所长张建德先生在其所著《永安寺壁画》一书记述，刻字年份应该是正殿建成（1315年）后的第一个壬午年，即1342年，由寺院住持嗣祖龙山月溪所书。按此结论，就是时隔27年在传法正宗殿正面外壁书写如此恢宏的“莊嚴”大字，不免让人一视肃然起敬，望而生畏。进一步彰显了寺庙的威严气度，充分展示了嗣祖的不凡之势，为世人所仰目。
文史研究者侯涛博士对于这两个字的笔法与创作也作过阐述。他在《浑源永安寺“莊嚴”与（雪菴字要）“捽巾把布法”》一文中，称此类墙壁大字的写法是“捽巾把布法”，启于唐，盛于金元，并详述了《雪菴字要》中明确有“大抵四尺以下者，以草笔可以书之。五尺以上者，须用此布法而书之，然者自一尺至两丈者皆可书也”。想来确实也是，书五尺以上大字，那得用多大的笔，恐常人难以为之，以手之力将身心之意直接传于布书中，应该是最恰当的办法了吧。
印象中，上世纪七十年代盛行街面外墙上刷宣传用语，诸如：“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批林要批孔……”“深挖洞，广积粮……”等等，这些标语字也是较大的，但当时这类字多为用板刷刷成的美术字，与书写的大字书法还是有实质性区别的，充其量是仅有“韵”而不具“神”的。与当今满大街动不动画个“拆”字圈个圈，基本类同吧，不具有任何艺术性。
记得早先曾看到过一篇文章，说这种大字是以投影的方式写的。意思是写好一定尺寸的字后，将其放在高处，再在之上放一盏灯，将其投影到地上，字就变大了。当时看到后，就觉着此种说法过于牵强了，这样子至少会让字的比例变形的，觉得是不可能的，但当时确实也没有令自己信服的说法，如今终于让侯涛博士给解惑了。
侯涛博士亦对“莊嚴”二字书于何时作了推断。从正殿建成的1315年至1780年，共有八个壬午年，他认为落款没有年号的、按理有可能的，是建文四年与嘉靖元年，该壬午年为建文四年（1402）的可能性较大。侯涛博士又对“莊嚴”二字出于何人之手作了一番研究。经查阅资料，发现对“段士逹”其人有记载的仅有一人，此人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任鹿邑主簿，监生，平阳人。由此推断，如果是他所为，那只可能是万历十年（1582）那个壬午年，这又与不署年号相矛盾。
那么，“莊嚴”二字究竟是谁书的呢？侯涛博士认为如果是至正二年月溪觉亮和尚所书，显然与其落款“太原龙山段士逹”有悖，沙门中人书其俗名而非其僧名，有违常理。看来侯涛博士在文中对年代及书者是何时何人，还是暂无一个明确的定论。
笔者认为，也许是沙门嗣祖月溪觉亮所书可能性更大。虽然其落款俗名有违门规，不署年号亦有不当，但我们应该要意识到，其实沙门中人实质上亦是人，不是天生下来就是个和尚的。作为个人，谁还没有个激情满怀的青春呢？谁还没有个满腔热血、血洒大地的壮志呢？也许只是时也非也，空门也。至正二年书此两字时，月溪和尚应该是已过天命之年，自己的精神早已升华至皆空了，书写沙门中的诫语“莊嚴”，留下一俗名也许仅是对过往的一个纪念吧。况且，他这样的高僧，也许更是明白世俗的风风雨雨，更是愿意贴近世俗，拯救尘世的。就像星云大师那样，越是高僧越是让世俗中人倍感亲切的。至于如确是他所书，又为何不写年号，其情其怀也许只有月溪觉亮和尚心明，毕竟其俗中“士达”而未达，遁入空门了。
究竟是何人何时所书呢？也许是个千古之谜吧。
B组
法 相
“法、相”两个字分别镶刻在天王殿后壁外墙（北墙）的东、西两侧，原本与传法正宗殿的“莊嚴”两字相对呼应，使寺庙更加生辉。现仅存东侧的“相”字，西侧的缺字经张建德先生按规律推断为“法”字。
天王殿后壁外墙东侧，镶刻在墙体上的“相”字，高255厘米、宽275厘米，落款“張煖書”。其下刻有两方印章，一阴刻“张煖之印”，一阳刻“□□”。在天王殿后壁外墙西侧，应该原有“法”字，与“相”字匹配成为一组，以“法相”与“莊嚴”相对，该字因墙体毁坏已无存。
C组
虎 啸 龍 吟
“虎、啸、龍、吟”四个字分别镶刻在传法正宗殿的后墙外壁，字序排列由西向东次第展开，字高依次为378厘米、384厘米、372厘米、362厘米，字宽依次为302厘米、301厘米、283厘米、341厘米。款识上首雕有一枚树叶状启首章，阳刻“克己”，另起一行阴刻“大清乾隆上章困敦终皋五月”；款识下首刻有“张煖書”，其下刻有两方印章，一刻“张煖之印”，一刻“明□”。
张建德先生在《永安寺壁画》书中记述，大清乾隆庚子年五月完成于传法殿平台。笔者认为：《尔雅·释天》讲，太岁“在庚曰上章”，“在子曰困敦”，“上章困敦”就是庚子年。“皋月”是五月的别称，意为“沼泽之月”。“大清乾隆上章困敦终皋五月”，其意就是岁在上章困敦，月于终皋，即大清乾隆庚子年五月（1780年5月），并无完成于传法殿平台之意。这一说法似乎超出落款之常规，亦有画蛇添足之嫌。上章困敦终皋五月，后边又重复一个五月，应该是明了之意。“终皋 五月”与“庚子年 1780年”用法其实雷同，后者是常用法，前者也是明了之意吧。当然，这样说法，当是笔者拙见，还望有知之士雅正。
张煖的身世之谜
张煖为清乾隆年间的浑源州郝家寨村人，是与笔者同宗的祖上前辈，据尚存的郝家寨《张氏族谱》资料记载，张煖是张氏族谱有名字记载的第五代族人。该谱的第一代始祖是康熙年间张广始，第五代族人有兄弟四人，依次为张澍、张潞、张烳、张煖。据乾隆版《浑源州志》记载，张澍是监生，张烳是丁卯科武举；据族谱资料记载，张潞是文生。张煖没有功名记录，但在族谱中记其事迹为：“武生翁，讳煖，乳名五鹿，教武习艺，更有义方。教成进士邢翁，讳文行；举人伯孙亁、勇兄弟二人；秀才无数。又善书大字，州城永安寺后墙书‘虎啸龍吟’四字，本村移奉。寺書‘佛境’二字，人共称善。”
▲郝家寨《张氏族谱》资料 光绪朝张师程增补
按族谱资料存留张煖事迹来分析，他应该是一个善写大字的知名武术教师，教成的武进士一人，武举人二人，武秀才无数。“邢翁，讳文行”，即“姓邢的长者，名文行”，据光绪版《浑源州续志》记载，邢文行是清朝浑源州第一位会试武进士，“嘉庆己未科，湖北武昌府参将，升施南府副将”。“伯孙乾、勇”，即“兄长的孙子张乾、张勇”，据族谱资料与光绪版《浑源州续志》互补记载，张乾、张勇是张景运的长子与次子，两人均为武举人，张景运又是张煖长兄张澍之子，故张乾、张勇是张煖的“伯孙”。张景运这个人也非同一般，他是张煖的侄子，光绪版《浑源州续志》记载是嘉庆朝岁贡、景山教习，族谱资料记载是廪贡生、修职郎，因为景山官学专为内务府子弟开设，因此在民间传说其为“帝王师”。另外，张煖之子张景魁在族谱资料记载为贡士，《浑源州续志》记载为嘉庆朝岁贡。
▲光绪版《浑源州续志》卷八《科目》
清朝会试武进士
邢文行，嘉庆己未科，湖北武昌府参将，升施南府副将。
依据《张氏族谱》资料所载，“虎啸龍吟”四字并非张煖直接书于永安寺大殿后墙，而是先书于村中某处，然后移奉于永安寺。至于怎么个移法，并未记载，即为不解之谜了。另外，资料中提到，永安寺应该还有张煖写的“佛境”二字，现在寺中已无存，更不知书于何处、毁于何时了。
还有一个更大疑问是——张煖仅为一个地方上的知名武术教师，他是如何将其所书“虎啸龍吟”移奉到永安寺的呢？其既不是沙门中人，又非州中官员，怎么可能就将自己所书的书法作品移奉寺里呢？永安寺重修于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完工于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书写这四个字的年份1780年距重修之日近二十年，其时既非修期，如何能想起移奉并同时又书“法相”“佛境”两组四字呢？是什么人在什么境况下安排完成的呢？这一切似乎已成为解不开的谜团。
▲光绪版《浑源州续志》卷八《科目》
嘉庆年 恩贡生、岁贡生
张景运，景山教习 张景魁
张煖有如此的才干，为何没有功名记载呢？其“虎啸龍吟”中的题记“克己”“明□”又是何意呢？这又不免让人起了不少遐思，令人費解啊！
2023年6月
▲光绪版《浑源州续志》卷八《科目》
清朝乡试武举
张乾，乾隆甲午科
张勇，乾隆丁酉科
邢文行，嘉庆戊午科
参考文献
高宗程.李峪高氏家谱.清康熙二十年（1681）抄本。
桂敬顺.浑源州志.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
张师程.郝家寨张氏族谱.清光绪二年（1876）抄本
张建德.永安寺壁画.中国林业出版社.2016年5月
校对：雪 芳
编辑：学 琳
作者简介
张聪虎，1965年生，山西省浑源县郝家寨村人，中国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中国注册土地估价师。
张聪虎系郝家寨村张氏家族第十四世、“南门张”支系第十世，其支系的“南门张”初始三辈依次为：“南门张”立祖者张澍；景山教习张景运；武生张哲。其母亲高贵华（高桂花）系李峪村高氏家族第十九世，是清康熙《高氏家谱》抄本作者、第十世祖庠生高宗程之直系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