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爱人,就能重获新生吗?从老舍到苔丝的离婚故事

文化   2024-11-26 10:01   北京  


撰文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选择离婚,在当下各类综艺和舆论场里,似乎成了独立自主的标志。事实上,这一潮流由来已久。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离婚是近代最著名的离婚事件之一。徐志摩认为自己与张幼仪的离婚具有文化上的意义,在朋友的见证下,他发表宣言,离婚是为了“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

他的离婚确实符合20世纪20年代中国鼓吹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风潮,不告而别也像是普通的一次“逃婚”。离婚是基于个人自愿的选择,不过选择也代表着要放弃某些东西。追求自由和独立的逃婚产生着许多受害者,受害者正是那些被抛弃的妻子,其中河南省自杀的弃妇人数最多。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张幼仪远渡重洋投奔丈夫,言语不通、举目无亲,怀着第二个孩子,就在此时被抛弃,成为了丈夫追逐自由、浪漫和爱的背景。不过,离婚也是她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点,就像《五四婚姻》讲到,被丈夫抛弃后,她反而在德国读起来书来,回国后受聘于东吴大学,还摇身一变成为银行家,成了人们眼中的“新女性”。

徐志摩和张幼仪的离婚可以指向离婚的多个层次,诸如男方追求的自由与爱,是否能借由离婚得以新生;对于女方来说,婚姻破裂是否能够成为其新生的契机,以及这其中的自由、自主的诉求,是否难免遭遇更广泛的残酷与苛刻对待? 


男方:妇女不够诗意 


徐志摩轻视张幼仪,认为她不过是土包子,不离婚就不能见到人生的曙光。老舍的小说《离婚》也将科员无聊的人生与生米煮成熟饭的局面——特别是难以摆脱的乏味的太太——相连。科员老李将发妻接来一同生活。自认讲究“诗意”的老李与裹着脚的妻子没有共同语言,也缺乏相处的乐趣。他不欣赏她的乡下装扮、作风和解放脚,又嫌弃她不会说话,在同事面前出丑。他怀有或许可以改造她的想法,对她念新小说,可她想的是孩子的裤子还没有补。

由于心中朦胧的诗意无处寄托,他渐渐对看起来温顺又善解人意的邻居马少奶奶产生好感,她秀丽、轻盈,处处透着生命的活力,跟她在一起,苦闷和冷气都消失了。马少奶奶的样子正像是他期待的,“像明月或浮云一般来去没有痕迹”的形象,换句话说就是不讨厌、不碍事,能不言不语地明白他。

他们都是身不由已的。在接连帮助同事科员的离婚风波之后,老李陷入了彷徨的局面,总觉得有苦没地方说。对于妻子,他并不发怒,只觉得寂寞。想象的诗意与现实生活、黑洞洞的衙门、平庸的妇女之间实在距离太远了。他看到现实的令人讨厌的各种人生,领悟到“世上原没有讨厌的人,生活的过程使大家不快活,不快活就显得讨厌”。至于活着,本身就像“生命入了围,和野鸟入了笼,一样的没意思。再不能跳出圈外,谁也不能”。生活就是冷一会、热一会,如同犯疟子。

电影《离婚》剧照

老舍对陷入离婚风波的科员太太们——不管是长得“方墩”一样的吴太太,还是读过大学的、个性强烈的邵太太——都不留情面。她们最终没能离成,并不是因为情感深厚,大部分还是因为不知道“离了婚,吃谁去”。所以尽管口口声声“男子靠不住”,跟自己的丈夫闹得轰轰烈烈,最终还是咽下了这口气。因为她们是妇女,妇女不是诗意,妇女有自己的盘算,就连安静、独立的马少奶奶面对背叛自己的丈夫也必须顺从。

这令人想起契诃夫感叹的妇女的本事:她们一方面需要表达“固执的愿望,想向生活索取和争夺生活所不能给予的”,另一方面却好像极有忍耐的功夫,女人会安居在丈夫家中,正好像她从小就生活在那里一样。

契诃夫点出了婚姻对于女性的驯养的事实,这个想法并未过时。当代的一部芬兰作品《你是我的逃生之路》,即以反乌托邦的寓言形式扩写了契诃夫的感叹。小说借用了H.G.威尔斯对未来人类的想象,想象未来社会将基于“优生主义”将女性分为可以适宜结婚的地上人——埃洛伊人,以及不适合婚配、只适合在劳动市场中流通的地下族——莫洛克人,前者被驯养得甜美单纯,后者被剥夺了生殖能力。


女方:离婚等于自由吗


婚姻是充满偶然和不确定的。就像作家张洁写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并不一定了解自己追求的、需要的,就算起哄也能促成一桩婚姻,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草草结婚,就会把那“不堪忍受的婚姻和爱情分离的镣铐套到自己脖子上去”。从女性的角度来看,婚姻的偶然和荒谬可能会更残酷。

在当代电视剧里,离婚的女人要么是因为浑浑噩噩而失掉了丈夫的爱与尊重的怨偶,参考《我的前半生》(2017)及《第二次也很美》(2019),要么是被丈夫威胁或辜负、在经济和生活上都受到拖累的受害者,譬如说《马大帅》(2004)的玉芬或者《乡村爱情》(2006)的谢大脚。不过,通常来说,她们的离婚是通往下一次更好的婚姻的途径。对于上一段婚姻,她们看到的通常是所托非人,对于婚姻本身究竟是怎么思索的就少有表达了。

《乡村爱情》谢大脚

哈代在《无名的裘德》里借用角色苏之口,讲出了女性在婚姻中的无奈,以及女性意识到的婚姻制度的问题。刚成婚一个月的苏向裘德吐露道,她的丈夫没有什么不好,也令人尊敬,但她始终无法适应婚姻生活。“人家都说,一个女人,在刚结婚的时候如果有什么厌恶的东西,过了五六年以后,就习惯成自然,觉得没有什么不舒服的了。”苏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岂不跟说把胳膊或者腿锯掉了并没有什么痛苦一样吗?”她在生理上嫌恶丈夫,却不得不配合,使她觉得可怕的,就是妻子有履行契约的义务。她认为必须表达这种痛苦,而不是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因为如果婚姻仪式真是一种神圣的事情,这样说可能是不对的;可如果婚姻只是“肮脏和龌龊的契约”,只是为了“管理家务、纳捐纳税的实际方便”,只是为了别人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那么一个人受了这种制度的损害,就应当把这种损害说出来。

离婚的女人是自由的,可自由也可能是残酷的。在《德伯家的苔丝》里,苔丝的婚姻名存实亡后,她想到白白荒废了许多生命,想到所罗门的“凡事都是虚空”,可是如果凡事包括婚姻以及丈夫的恩爱都是虚空倒还好,一切比虚空还坏,她面对的是不平、惩罚还有人们的苛待。譬如说丈夫在知道她婚前失贞后不仅离开了她,还要宣布她已经不是他爱的那个人,也没有给她安排生活的后路。陌生人能够造成的残酷和羞辱,远远不如这个曾许诺爱她、要为她奉献的人。

哈萨克电影《离婚》

当巨大的外部权威从天而降承诺女性有婚姻的自由,面对这空白的自由,女性是困惑、眩晕与迷惘的。哈萨克电影《离婚》(2024)讲述的是在革命与传统交替的时刻,女人获得了革命政府赋予的、与男人同等的自由,谁也没有权力强迫她嫁给谁、属于谁。片中的主角、一个对窝囊丈夫感到不满想要离婚的女子选择离家出走,嫁给邻村的富人,可是她的逃离也混合了不愿服从的天性,与短视、愚蠢和轻率的缺点。她轻信了自由的承诺,离开了自己的孩子,在新家中充当“新宠”的角色。片尾,革命代表再一次从天而降,他收回了之前赋予她们的“自由”和“权利”,斥责村妇们背叛了苏维埃政府的“仁慈”与好意,不配这样的赐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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