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是充满偶然和不确定的。就像作家张洁写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并不一定了解自己追求的、需要的,就算起哄也能促成一桩婚姻,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草草结婚,就会把那“不堪忍受的婚姻和爱情分离的镣铐套到自己脖子上去”。从女性的角度来看,婚姻的偶然和荒谬可能会更残酷。在当代电视剧里,离婚的女人要么是因为浑浑噩噩而失掉了丈夫的爱与尊重的怨偶,参考《我的前半生》(2017)及《第二次也很美》(2019),要么是被丈夫威胁或辜负、在经济和生活上都受到拖累的受害者,譬如说《马大帅》(2004)的玉芬或者《乡村爱情》(2006)的谢大脚。不过,通常来说,她们的离婚是通往下一次更好的婚姻的途径。对于上一段婚姻,她们看到的通常是所托非人,对于婚姻本身究竟是怎么思索的就少有表达了。哈代在《无名的裘德》里借用角色苏之口,讲出了女性在婚姻中的无奈,以及女性意识到的婚姻制度的问题。刚成婚一个月的苏向裘德吐露道,她的丈夫没有什么不好,也令人尊敬,但她始终无法适应婚姻生活。“人家都说,一个女人,在刚结婚的时候如果有什么厌恶的东西,过了五六年以后,就习惯成自然,觉得没有什么不舒服的了。”苏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岂不跟说把胳膊或者腿锯掉了并没有什么痛苦一样吗?”她在生理上嫌恶丈夫,却不得不配合,使她觉得可怕的,就是妻子有履行契约的义务。她认为必须表达这种痛苦,而不是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因为如果婚姻仪式真是一种神圣的事情,这样说可能是不对的;可如果婚姻只是“肮脏和龌龊的契约”,只是为了“管理家务、纳捐纳税的实际方便”,只是为了别人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那么一个人受了这种制度的损害,就应当把这种损害说出来。离婚的女人是自由的,可自由也可能是残酷的。在《德伯家的苔丝》里,苔丝的婚姻名存实亡后,她想到白白荒废了许多生命,想到所罗门的“凡事都是虚空”,可是如果凡事包括婚姻以及丈夫的恩爱都是虚空倒还好,一切比虚空还坏,她面对的是不平、惩罚还有人们的苛待。譬如说丈夫在知道她婚前失贞后不仅离开了她,还要宣布她已经不是他爱的那个人,也没有给她安排生活的后路。陌生人能够造成的残酷和羞辱,远远不如这个曾许诺爱她、要为她奉献的人。当巨大的外部权威从天而降承诺女性有婚姻的自由,面对这空白的自由,女性是困惑、眩晕与迷惘的。哈萨克电影《离婚》(2024)讲述的是在革命与传统交替的时刻,女人获得了革命政府赋予的、与男人同等的自由,谁也没有权力强迫她嫁给谁、属于谁。片中的主角、一个对窝囊丈夫感到不满想要离婚的女子选择离家出走,嫁给邻村的富人,可是她的逃离也混合了不愿服从的天性,与短视、愚蠢和轻率的缺点。她轻信了自由的承诺,离开了自己的孩子,在新家中充当“新宠”的角色。片尾,革命代表再一次从天而降,他收回了之前赋予她们的“自由”和“权利”,斥责村妇们背叛了苏维埃政府的“仁慈”与好意,不配这样的赐予。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董子琪,编辑:黄月、潘文捷,未经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