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业仿 | 再忆母亲

文/张业仿

父亲去世近两年，母亲却走了20多年，有人说我关于父亲的文字较多，对母亲谈及甚少。确实，母亲去世时，一篇述说母亲生平的追悼词，封装在她的棺木里，盖棺定论后，我真的少有文字了，总觉得欠老人家点什么。后来刻于墓碑“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辞万年子孙愁”的文字，为我所作。一万年太长，二十年太短，现闲散之时，细想起来，母亲的音容萦绕于耳，历历在目，愁容难掩，时而依稀梦里相见。

我母亲姓雷，名华秀，人如其名，一位具备中华优秀传统农村妇女，人说父亲是山，我母亲便是一湖华美秀丽的水，滋养着我们。但凡赞扬母亲的，无不夸其勤劳吃苦，晨起采露而出，晚时踏月而归。我母亲也不例外，1931年出生的她，经历了新、旧社会两重天。母亲常说她7岁死娘，爹娘都走得早，家境不好，从小就自立吃苦，什么事都做、都学，一手好针线活，一手好茶饭，勤劳吃苦，自然是环境赐福。

父母成家后，由于我奶奶去世早，父亲又常年在大队干基层工作，她自然即当媳妇又当婆，家庭主妇、主男一肩挑。我是母亲37岁时生的，排行老七，母亲此前如何辛苦劳作，没有目睹，只有耳闻。听姐姐常说，家里的房子几经翻修、扩建，母亲自然是主要吃苦的人，在毛屋换瓦房那次，她就配合母亲收拾捆扎从旧屋上掀下的稻草，一整夜都没合眼，农忙时，这种辛劳更是家常便饭；还说母亲在生产队出工，从来不服输，什么事都做得最快、最好。在世时母亲自己也常说，生产队每当分组干活，人人都争着要和她分在一组，觉得这样总不吃亏。

记得我儿时，母亲是生产队猪场的饲养员，所谓猪场，平房几间，可人员就我母亲一人，猪却不少，那时我还小，具体多少也不清楚，反正年底杀了猪，全队分肉。饲料主要是提着蓝子到田间地头野地里去寻找，找回后要剁粹。母猪从培种、下仔到养育，是个技术活，要有经验，特别是下仔时，要日夜看护。散集体后，家里一直也养母猪，靠卖仔猪经营家庭，她就一直这样辛苦着。

那时我家菜园里蔬菜绿绿葱葱，瓜果飘香，茄子、辣椒、黄瓜、丝瓜、扁豆、四季豆一应俱全，菜吃不完就送人。每每与和母亲提水浇园、抬桶施肥，那时都是天然有机肥，绿色环保。母亲常常夸赞我勤快，懂事，称我“相公”。我受到鼓午，越听话，越乖！帮着洗碗、跑堂抹桌，不亦乐乎。人都喜欢被表扬，尤其是小孩。

父母一共生养我们八姊妹。俗话说儿多母苦。只有“无娘的孩子天照顾”，虽然那时养育小孩相对简单容易，一半是散养，但也不完全是自生自灭，小孩多，一个接一个，母亲里外一把手，从嗷嗷待哺、吃喝拉撒、穿学用度、头痛脑热、磕磕碰碰，到毫发无损地拉扯成人，聚亲完配，实属不易。更为辛苦的，残疾的妹妹先后生有两个小孩，都是她一手从月里开始带起，我姐姐超生了一个小孩，也是她秘密养育。尽管那时她年纪较大，依然无怨无悔。超生就是生育计划外悄悄多生的小孩。时代变迁之大，现在年轻人都丁克或不想生了。

上世纪80年代，母亲已五六十岁，哥哥姐姐都成了家，父母还拖儿带女，有我们四个小的，那时在农村一般妇女年纪大了，就不会下水田干农活了。包产到户后，可我母亲还依然下田插秧割稻，不仅是她勤劳吃苦罢得蛮，也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活力，最大限度调度了农村劳动力。

农活闲暇之余，母亲还到周边各村小学，去卖姜糖、泡泡糖等膨化食品，拖着疲惫的身子，一天跑几十里地，为了生计，乐此不彼；再后来，夜里加工，白天于十里八乡，走村圈户，去售卖自制的酒曲（一种酿制甜酒的催化济），可谓自产自销，所以母亲远近有名，乡亲都认识她，对她很友好。她俨然行走江湖，有人替她赶恶狗，有人为她递茶水。年纪再大些后，跑不动了，每年秋冬季，就到附近去捡拾野棉花，所谓野棉花，是过了季节，扯起来棉梗，没炸的小秋桃、病桃炸出来的棉花，也没人要了。靠这些辛苦钱贴补家用，供我读书，还给自己置办了梦寐以求的“房子”，一口当时价值上千元的棺木。呵呵，可以说我母亲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市场经济的和家族商业经济的探索者。

从母亲自产自销酒曲，就要说到她的聪明能干。甜酒曲制作，属民间传统手工业。我母亲也不知哪学来的配方，就自学成才，反正不是祖传秘方，弄来的甘草、芝麻花等原材料，制出的酒曲还很地道，远近闻名，很受周边乡亲的亲睐和好评。

过去在农村待客接物，一手茶饭、一手针线货，是评判家庭主妇重要标准。按习俗，来了稀客、贵客，打几个荷包蛋，不老不嫩，要技巧，掌握火喉，母亲自不在话下，左邻右舍无不竖大拇指；逢年过节，或请匠人，或团聚，弄个十碗八盘，自是小菜一碟。母亲用她灵巧的手，生出的绿豆芽菜白白嫩嫩，腌制的炸肉香烹烹，制作的酱菜有滋有味，成为青黄不接时的佳肴，巧妇自有巧安排。尤其加工豆腐，十拿九稳。拿捏磨黄豆、泡黄豆、煮浆、过滤等工序，乱熟于心。年头时节，作糖造酒炒花生等，都是母亲一手张罗的。

（图片来自网络）

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产队的纱线被盗了，在真相大白之前，我家被重点怀疑，父亲还被打倒。因为方园几里，能纺纱织布的只有三人，母亲就是其中1人，另2位也是我家亲戚，母亲是三人中的领头和师傅。儿时见到家里的织布机，好稀奇，连形状都好像现在家庭不多钢琴，稀奇而珍贵，随着母亲手上敏捷的动作，梭子来回穿梭，脚下有规律的踩踏，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这样“弹钢琴”一弹就是连续好多天，而且经常通宵达旦。虽是机器，近似纯手工，效率还是很低的。制出布来，还可以印染上色，自己做衣服外，多余的可以卖。当然还有纺线、纺纱、浣沙、牵线、成锭很多前置工序，母亲好像那黄道婆，道道精通，妥妥地一条龙制作，有时也卖纱线等半成品。呵呵，从织布销售讲，酒曲的自产自销讲，我家祖上已开始工业革命，有了资本家的萌芽，只是我们没有继承，没有发扬光大。

母亲不仅织布是行家，一手针线活自是一绝了，在众多妇女中首屈一指。从糊打壳页（利用旧衣布做成纳鞋的原材料）、剪鞋样、纳鞋底、上鞋面，母亲都得心应手，特别是上鞋面这道工序最难，就是将成形鞋面钉缝在成形鞋底上，很多妇女根本不会，不是不合缝不美观，就是不牢靠，常常请我母亲帮忙攻尖克难，母亲心地好，也乐善好施。

有部歌颂娘的电视剧叫《丑娘》，俺娘便是“苦娘”，正因为有娘的勤劳辛苦和能干，家里生活基本上能自积自足。

母亲的勤劳能干一时也说不尽，还是说说她的“严”传身教，特别是一个“严”字。都说严父慈母，可在我们家偏偏是父”宽”母“严”，因为父亲算文化人，又常常在外，母亲信奉的是“棍棒之下出好人”，口头传是“吃的不少，打的不饶”。不光这样说，真打！她打人（小孩）是远近有名的。所以，“我们妈妈好‘恶’”，也是我姐一辈子的口头传，有例证，说得有板有眼，说她小时候有次被误认为偷了邻居家地里的瓜，那还了得，“小来偷针，长大偷金”，不问青红皂白，被母亲冤枉地掉起来，棍棒侍候。

当然，不仅“严”，且言传身教，那么多子女，不严怎么办？就像大国治理理论一样，该严。但“严”中也有“慈”。记得我们每次出门时，就算平时离家上学，她常交待“晴带雨伞，饱带饥粮”，总是“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我上初中时，冬天长冻疮，每周回家，是她烧开水，为我捂上被窝来蒸。后来我成家有小孩了，尽管年纪也很大了，她还到城里，来尽一位农村婆婆的本份，帮助带了一段时间的孩子。小孩几岁时，感冒日久不愈，她用农村那套迷信方法，虔诚地“喊魂”，那一步一屈，那声声心愿，期盼孙子尽快康复，尤在眼前。母亲知道我喜欢吃蘑菇，几次清早从家乡山上采来，不惜劳累车费，给我送来。每年清明她总要到娘家祖坟和张家祖坟去插青送灯亮；每年过年总交待我去看看这位舅妈、那位姑妈，还有很多等等言行，就这样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敦敦教诲，循循善诱，教我们做人做事，不忘先祖，敬重前辈，孝敬老人。

母亲虽不够伟大却劳苦功高，虽无才情却聪慧能干。在我们这柴门小户，足也。我父亲、爷爷两代单传，正是因为父母的操持，特别是母亲的勤扒苦助，才得以我们这一代兄妹八个长大成人，并开枝散叶。其中虽无达官贵人，但能勤劳致富，平安幸福生活，遵纪守法，也足也。如果当时父母亲再开明一点，早早让子女多读书、读好书、读成书，可能是另一番景象。然而时代没有假设，现实不允许，但平凡与非凡，都将繁华散尽，沦为过往。

时光匆匆，岁月无情。2002年8月，72岁的母亲大人终因肺部积劳成疾，离我们而去，归于尘土。

今天不免再忆母亲，曾有这样一位女性先辈，曾有这样一位非凡母亲，她聪明能干、吃苦勤劳、言传身教，现集成文字，留于世间，因为后辈流淌的血脉里永远承载着、延续着她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