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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龙”谢幕，“六小虎”登场，人工智能时代更替后谁将突围；在仍然坚守在全无人驾驶赛道的公司已经所剩无几时，监管迎来了松绑；经济下行、银行基本面承压，股价却持续上涨，背后反映了怎样的交易逻辑？
播音｜财新 杨律
文稿｜杨律 陈正雅
音频剪辑｜仝瀚元
即将成为中国的OpenAI，即将诞生下一个张一鸣、王兴、黄峥——这是当下国内人工智能行业之中，投资人与创业者从不怀疑的趋势。
已经成为独角兽的“六小虎”——智谱AI、MiniMax、百川智能、月之暗面、阶跃星辰、零一万物，正成为最跃跃欲试的新晋力量。
但初创大模型公司的2C类产品想要成为超级应用，必须从互联网公司统治的流量生态中虎口夺食；2B产品中，互联网公司都有云计算业务，它们基于绑定算力和云服务的AI功能，在商业推广上效率更高。而创业公司一旦选择和大客户合作，很难避免走向高度定制化。
此前一轮的AI视觉“四小龙”，无一例外都沦为项目制公司，严重局限了产品的标准化能力。中小客户预算少、场景需求各异，AI大模型的泛化能力仍需经历市场的残酷验证。
而另一方面，以字节跳动豆包为首的大厂旗下AI产品们，也在通过降价与大量投放，给这个市场带来更强的竞争压迫感。
谁能够真正的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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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周刊导播》，将先为你领读《财新周刊》封面文章《竞逐 AI 2.0 时代》。让我们先来看看当下的AI产业格局究竟是什么样子。
中国AI公司在追赶美国AI公司的过程中仍有算力和融资上的差距。
目前中国头部大模型创业公司仅有千卡的算力规模，想要使用万卡集群还需和算力中心合作，融资最多的中国大模型创业公司累计融资额不过100亿元左右，估值刚刚超过200亿元。算力中的“卡”，是对算力硬件设备的通称，若要训练万亿参数的大模型往往需要数千张英伟达GPU算力卡，或同等甚至更大规模的华为等国产厂商算力卡，训练数月时间。
美国大模型头部三家创业公司中，OpenAI、电动车巨头特斯拉CEO马斯克（Elon Musk）创办的xAI均已在建10万卡的算力集群；Anthropic也和亚马逊合作，使用数十万张亚马逊自研AI训练芯片训练下一代模型。融资方面，OpenAI成立以来累计融资额超过100亿美元，估值高达1570亿美元（约合1.15万亿元）；xAI累计融资额更是超过120亿美元，截至2024年5月估值达到240亿美元（约合1752亿元）；Anthropic也获得了累计超过80亿美元的融资。
目前国内大模型创业公司算力主要来源于自有算力，由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下各地建设的算力集群和云厂商等提供，地方政府对于算力租用的补贴，也使得国内创业公司使用国产算力的成本相较于租用或自建英伟达算力更低。
市场有观点认为，中国大模型公司应该做应用、商业化产品，而不是盲目追求实现AGI。但“六小虎”仍不甘心，希望通过算法架构的优化，跟住OpenAI等国外领先者的技术发展。
零一万物CEO李开复认为，中国大模型公司的优势在于成本、人效、资源利用率。他举例称，零一万物融资额不到OpenAI的10%，但训练成本只有OpenAI的3%，推理价格是OpenAI的四十分之一。“用美国的打法当然打不过美国的公司，但在中国可以有市场，在海外也有机会，例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一个对中国有利的趋势是——技术迭代正在放缓。当地时间2024年12月13日，OpenAI联合创始人、前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斯克沃（Ilya Sutskever）在机器学习顶级会议NeurIPS 2024上指出，数据就像AI的化石燃料，但数据已被穷尽，实现AGI需要找到新路径。
算法、算力和数据被称为AI的“铁三角”，OpenAI发展到GPT-4是通过不断扩大数据的规模来实现的，国内大模型公司此前也跟随这一技术路线：只要扩大训练参数规模，模型能力就能得到提升（scaling law）；而OpenAI迟迟未发布GPT-5、未能继续证明扩大规模的有效性，其于2024年5月、9月推出的GPT-4o、o1两个模型，分别代表了多模态理解、强化学习两条技术路线。
阶跃星辰的创始人姜大昕表示，“无论OpenAI的Sora还是o1，到目前为止，它们在算法上并没有让我们大吃一惊。”OpenAI有充足的算力资源供给，可以在更多技术路线上下注，而国内大模型公司资源有限，无法承受失败的风险，被迫选择跟随。他说，“OpenAI不会告诉你它是怎么做的，但只要它放出来一个东西，就证明了这条路是可以走通的。我们的策略就是6个月内赶上它，先跟跑、再卡位，再结合应用做创新。”
本期封面文章，作者刘沛林，除了全面介绍了当下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格局以及对比美国的优劣外，还详细介绍了技术追赶中的机会和潜在的商用前景，以及融资能否跟上的讨论等等。
《特别报道：大病救助黑洞》
对于一些在河北三河市燕郊镇求医的人们，2024年冬天格外阴郁。中国疑难危重血液病患者集中在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周边因此形成有“小白村”之称的白血病病友社群。过去一年半，当地的公安部门先后接到过五起涉案金额千万元级别的大病家庭诈骗案报案。
这些诈骗案中，组织者以“配捐”为名，要求患者家庭将钱财汇往个人或社会组织账户，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返还本金和“配捐额”。配捐是一种筹款模式，指个人捐款后，爱心企业或慈善组织出钱为每一笔个人捐赠额外“加码”，意在鼓励捐款。然而，患者家庭通过向自己的筹款项目里打款，套取配捐，一度成为大病救助领域公开的秘密。然而，在配捐黑箱下，患者家庭拿到的回款，并非都是被套取的“配捐”，而是组织者通过公益广告投流，甚至灰色产业“钱生钱”的产物。如果资金崩盘，患者的“救命钱”最终也会杳无音讯。
此前，在“互联网+大病救助”的潮流下，公募基金会发展出与一线组织“抱团”筹款的新模式：病友可以向地方或医院附近的服务组织求助，后者收集信息、撰写文案，并通过自己熟悉或有过合作的公募基金会“挂牌”到互联网平台上筹款。这种模式在官方发放公募资质有限的情况下，极大助力了中国公益行业，但同时留下了监管与合规漏洞。业内人士认为，这种发展模式的最大弊端是，劝募滑向流量博弈，代价却是社会信任在一次次“爆雷”后崩塌。
新的救助支持还没出现，旧的筹款渠道加速收缩。对大病家庭来说，他们只感受到筹款越来越难。于是，很多人开始自愿参与、配合各类吸附在大病救助上的灰色“产业”。
频发的诈骗背后，是迫切、强烈的大病救助需求。在中国国家医保基金连续多年紧平衡运行、“保基本”的大背景下，主体层供给有限，不少大病家庭掉入补充层、托底层。然而，公益行业发展失序、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救助信息不对称等结构性原因，则可能导致补充、托底失灵，让他们陷入更深的黑洞。受骗，往往是悲剧的最后一环。
为何在医疗保障和救助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大病患者仍然频繁卷入筹资诈骗？公益行业如何重建信任？更多内容请看《特别报道：大病救助黑洞》。
此外，本期《财新周刊》还有关于公募基金扭亏、建言《仲裁法》大修等内容。在下方的链接中，也可以找到过往所有《财新周刊》文章。升级订阅财新通，你不仅可以读到上述精彩报道全文，还可畅览财新全部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