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行军的时候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皮箱，它是刘伯承存放中央指示、命令以及一些书籍等物品的办公用具，它伴随刘伯承走过了南征北战运筹帷幄率军抗敌的风雨历程。
这个皮箱，1992年3月13日，在北京由刘伯承夫人汪荣华捐赠给了涉县文物保管所程耀峰所长。这一红色文物，经相关权威机构鉴定为二级文物。此皮箱通长47CM，宽28CM，厚15CM。
◆刘伯承用过的皮箱，现陈列于河北涉县129师纪念馆。
它生动见证了抗战时期作为八路军129师师长的刘伯承德高望重、军事才能卓越及其所建树的非凡功勋；它还具体见证了刘伯承从1938年起与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等组织指挥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以及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等战役战斗，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与太行军民结下了深情厚谊，深受尊重和爱戴。
《神头战斗总结》：亲临一线的习惯赢得此仗胜利
在戎马倥偬的作战生涯中，刘伯承“熟思断行”，他把战前准备的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称之为“五行”，掌握这五要素是战争取胜的基础和关键。每战之前尤其是重大战役之前，刘伯承都要对这五方面的因素进行认真分析，调查研究，力求掌握敌我全盘情况，决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从而以奇制胜。著名的神头岭战斗就是一例。
而这一战例珍贵有力的佐证原件——八路军第129师386旅《神头战斗总结》这一文物，就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1938年，日军为配合其津浦作战，以3万余人的兵力向晋南发动进攻。为钳制向晋南进攻的日军，刘伯承决定率八路军129师发动了长生口战斗，消灭了敌人130余人，击毁汽车5辆。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刘伯承运用“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兵法，决定发动神头岭战斗。神头岭山岭崎岖，地形复杂，公路也是从岭上通过，有的同志认为这种地形道路崎岖、不便于我军行动，而刘伯承却决定以这里作埋伏战的战场，他说，“这里地形复杂，敌人的陆空技术兵种难以施展其长，骑兵也难以左右机动，选择这里，利于我隐蔽、埋伏、而不利于敌军展开回施。”在具体部署这次伏击战之前，刘伯承亲自到神头岭侦察地形。他发现，这里的汽车路是从岭上通过的，但司令部的参谋却没有在地图上标记出来，刘伯承严肃地批评他说：“这么大的疏忽，能打胜仗吗？做参谋必须细心，要像头发丝那样才行。”由于他的细心，避免了作战部署上的错误。
在兵力部署上，刘伯承在神头岭三面设伏。战斗打响的时候，由于八路军129师埋伏部队伪装巧妙，在发起攻击前，进山的日军一直没有察觉。当战斗打响后，日军步兵还没来得及展开、骑兵还没上马、炮也没架起来便束手就擒，仅仅十来个小时战斗就结束了。连从潞城赶来增援的日军108师团笹尾部队、16师团林清部队的1500余人、除100余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八路军129师歼灭在神头岭上。
◆百团大战时作战任务重，邓小平便举着蜡烛，刘伯承顺着烛光看地图，找地名。
这次战斗被当时侵华日军称为“支那第一流游击战术”“八路军游击战的典型战术”。战斗结束后，长期在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工作的一位同志说：“这种伏击战在我们外行人看来，简直是近于‘押宝’的战斗，但是偏偏刘将军所筹划的伏击战，简直是打得百发百中。”这就是神算。此仗之高超特殊、棋高一着，就连刘伯承的对手——日本军人都给予很高的称赞，在他们的报纸上惊呼，说“这场战争是由支那一流的中国人称为神机军师所指挥的”。
木刻画像：巧破谣言威震日军
重庆市开州区的刘伯承同志纪念馆，是个令人神往的红色文旅打卡地，它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观瞻，接受革命优良传统教育和红色文化的灵魂洗礼。该纪念馆作为一家国家三级博物馆，截至2018年9月，已拥有馆藏文物共计4543件/套。
在数千件文物中，一张已经有些残破的木刻画像印刷品，常常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驻足观看与沉吟深思。
这张木刻印刷品的正中间是一幅生动的刘伯承头像，画面的左下角写有“刘伯承将军”五个大字。这张木刻画像是1942年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宣传品，也是国家一级文物。
◆1942年刘伯承的木刻画像印刷品。
为什么当时要印制刘伯承的宣传画？原来，时任八路军129师师长的刘伯承在华北战场可谓战无不胜，为了打击中国军民的士气，日军就到处散播刘伯承已经中弹身亡的谣言。
为了有针对性地粉碎日军的谣言，鼓舞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中共中央在1942年12月16日为刘伯承办了一场50岁的生日宴的同时，还印制了这幅宣传画，以这种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象画作，起到配合生动有效的宣传作用。
据《刘伯承传》记载，12月16日当天，129师师部所在的清漳河畔锣鼓喧天，彩旗招展。129师师部宾客如云，函电似雪，在那次五十诞辰中，彭德怀、罗瑞卿等都参加了庆祝大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祝词，大力赞扬刘伯承率129师深入敌后的辉煌成绩。叶剑英、陈毅、林伯渠、吴玉章等人纷纷为刘伯承写下祝寿诗文……叶剑英的祝寿诗中更是用“遍体弹痕余只眼，寿君高唱凯歌旋”对刘伯承的功绩进行了高度评价。
面对众人的祝贺，刘伯承在致谢时激动地表示，自己愿意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尽全部力量。“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回赠毛毯：彰显的是军民鱼水情深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曾经多次驻扎在山西省武乡县的石板村，主要住宿于人称“三先生”的开明绅士王全谨家，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住在转角楼的西房，实际上一层是窑洞，而“三先生”住着北房。
“三先生”是个前清的老秀才，家中有不少藏书，爱书如命。他珍藏有一本《石头记》（《红楼梦》的老版本）。同样嗜书如命的刘伯承知道后，很想借来阅读一番。
“三先生”本来一贯视书籍为珍宝，轻易不肯借给别人，更何况这本稀世珍典《石头记》呢。
然而，“三先生”这次见是八路军的高级将领、知识渊博且受人尊敬的刘师长要借看《石头记》，觉得这位儒将之风的师长能运筹帷幄于战争之余还要挤时间学习研究实属不易，便深受感动地表示考虑考虑。
“三先生”作为一位旧社会的学者，十分佩服刘伯承和邓小平首长的为人素养、文韬武略与高贵品质，他发自肺腑地对家人说：“人家真是文武兼备的国家栋梁之才呀，这部书就算我给刘师长的一点礼物吧！”
刘伯承得到这一宝书简直如获至宝，喜不自胜。随后，他对“三先生”如此慷慨大度之举实在是感激，觉得一个爱书如命的先生肯把自己最珍视的看家宝贝舍得赠送出来，难能可贵。琢磨着要还赠老先生一份礼物，略表自己的谢意。临走时，刘伯承决定将自己的毛毯回赠给“三先生”。他恳切地说：“虽然我知道你家富裕，并不缺这么一块毛毯用，可是，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您能收下，也算我与您老先生交情的一点记忆吧。”
◆抗战中并肩战斗的刘伯承和邓小平。
盛情难却之下，老先生收下了这份礼物。
1944年，老先生的孙子王争先作为热血青年，决定要走出家庭投身革命，去为国家和人民尽力奉献，锤炼成长。当他向奶奶告别时，老人家从衣柜里取出珍藏的那条刘伯承赠送的毛毯，再三叮嘱孙子，多学一学、念着点刘师长的好。于是，王争先便一直将这条毛毯保存到了现在，成了珍贵的传家宝。自然而然地，这件毛毯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鱼水情深。
129师师部旧址院小石桌：刻著“军神”为邓小平长子起名故事
在河北省涉县129师师部旧址院落里，至今仍然有一处红色景观让游人温馨感动，它就是那个记载了刘邓两家人亲密无间欢乐时光的小石桌。
1944年，邓小平的长子在八路军总部的驻地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麻田村降生，临时取了个乳名“胖胖”后，被送到麻田村清漳河对岸的农民家中哺育。
1945年，胖胖被接到了赤岸村129师司令部。一天，刘邓两家人围坐在师部院子里的小石桌旁闲聊，卓琳对邓小平说：“咱们的孩子都快两岁了，总叫胖胖可不行，该取个名了。”邓小平想了想说：“我们也给孩子取名叫太行吧，邓太行。”刘伯承在一旁不由地笑了起来，自然回想起他的儿子刘太行，1939年3月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出生，孩子出生时，作为父亲的他不在妻子汪荣华身边，他便给妻子写信，说孩子就起名叫“太行”吧，缘由是：根据刘家的家谱，孩子是太字辈，又生在太行山，所以起名“太行”。
◆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旧址。
邓小平想想也觉得名字起得不妥，因为刘伯承的儿子已经叫刘太行，不能都叫太行吧，于是对刘伯承说：“师长，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咱胖胖起个名字。”刘伯承微笑一下，风趣地说：“这是政委的事，与师长没有关系。”邓小平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家嘛，你给起一个吧。”
刘伯承听邓小平这样说，看是逃不过了，恭敬不如从命吧，就把胖胖叫到身边，略加思索一番，他认为，中国人有个习惯，孩子的学名应该由一家之主的父亲来给起一个，那就要按胖胖这个小名来起学名，胖的声母和朴的声母是一样的，胖的韵母和方的韵母是一样的，因此就构成了“朴方”两个字，既体现了父亲给亲生儿子起名的传统，又寄托了刘伯承对下一代的期望，希望孩子朴实、方正，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随后，刘伯承就在院落里那个小石桌上用毛笔写下了“朴实方正”四个大字，说：“这孩子长得朴实方正，就叫‘朴方’怎么样？”大家齐声说好。解放后，邓朴方每次回到五加坡，都要深情地向人们讲述这个感人的故事。
5年多的共同生活，使刘伯承同涉县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涉县的山山水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刘伯承曾说过：“四川开县是我的故乡，河北涉县是我的第二故乡。涉县人民养育了129师，也养育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