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飞上将是我军有名的战将，也是有名的福将。在革命战争年代，叶飞虽然先后五次遇险，但是由于他有勇有谋，结果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第一次遇险：16岁被捕入狱
1930年7月，刚满16岁的叶飞被组织上派到厦门代理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职务，但他刚到那里不久，就和两名助手被敌人逮捕了，面临着生死考验。
叶飞年纪虽小，但已有了两年的革命经验。在敌人面前，叶飞和其他二人保持一致口供，只承认自己是来厦门上学的学生。敌人始终没有问出什么名堂来，最后只好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将三人各判刑一年，以示惩戒。
由于此前发生了中共福建省委组织的厦门劫狱事件，因此，担心共产党会飞檐走壁的国民党军警吸取教训，把叶飞等三人投入专门关押亡命之徒的死牢中。叶飞等人入狱以后，每天只能睡在石板上，抱着几根稻草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还处在长身体年龄的三个半大小子，吃的尽是霉米烂菜，严重营养不良，疾病也向他们袭来。和叶飞同岁的一位难友陈举因此得了肺结核，最后病死狱中。瘦得皮包骨头的叶飞只好向远在菲律宾的家人写信求援。
叶飞的家人接到信后，整个家庭都几乎动员起来。二哥叶启存首先赶往厦门探监，不仅带来了叶飞急需的钱物，极大地改善了他的生活，还带来了叶飞在菲律宾出生的证明。根据菲律宾的法律，凡在菲律宾出生者就可以自动取得菲律宾国籍。这样说来，叶飞也是有海外关系的侨胞了。而国民党最初是靠海外华侨的援助起家的，所以在掌权后表面上还是采取了一定的优待侨胞的政策。随后，叶飞的待遇得到了较好的改善。叶飞的父亲叶荪卫则准备通过菲律宾驻厦门领事馆引渡叶飞回菲律宾。正当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运作菲律宾当局同意出面引渡叶飞时，叶飞反而觉得刑期快满了，再坚持一阵子就出去了，引渡到菲律宾后，可能更加麻烦，于是拒绝了父亲的好意。
1931年底，叶飞终于坚持到刑满释放，在党组织的接应下顺利出狱，随后走向新的战斗岗位。
第二次遇险：血溅狮子楼
1933年冬天的一天中午，在闽东一带巡视工作的叶飞到福安县狮子楼客栈和一位同志接头，一不小心被福安县国民党的特务队盯梢了。叶飞刚上客栈二楼，三个特务就一拥而上，将其按倒在地。叶飞极力反抗。一个特务对着叶飞的脑袋就是一枪。叶飞头部中弹，头脑却很清醒，躺在地上装死。过了一会儿，叶飞听到特务们下楼的声音，以为他们都走了，于是挣扎着抬起头。没想到狡猾的特务还在现场留下了一个人，见叶飞没死，又向叶飞连开三枪，分别打在叶飞的头、胸等部位。叶飞真是命硬，头脑依然清醒。他接受上次教训，躺在血泊中一动不动。过了许久，特务们都走了，叶飞才睁开眼。他想站起来，但由于失血过多，几次努力都没成功。叶飞几乎要放弃努力了。他静静地躺在那里，叹息自己才十九岁就要牺牲了，不能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又过了一会儿，死神还是没有向他走来；经过短暂的休息，叶飞求生的欲望越来越强，他告诉自己：不能在这里等死，要争取活下去！于是他又憋足了气，从楼上爬到楼下，又爬到客栈外的一条小水沟旁边，直至最后因体力不支，昏了过去。
幸运的是，客栈附近的村子群众基础较好，也有党的支部。傍晚，党支部派人到客栈侦察情况，发现叶飞昏倒在水沟旁边，就将他抬了回去。党支部还给叶飞请了一个医生，由于条件有限，医生只能将伤口进行了简单的清洗，但无法取出叶飞体内的子弹。党支部决定次日将叶飞送到附近山上的游击队根据地进行救治。
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敌人已经将客栈附近的所有路口都封锁了。原来，刺杀叶飞的几个特务害怕附近的游击队报复，从叶飞身上搜走了笔记本等东西后，就匆匆回到福安县城交差。特务队长翻开笔记本一看，上面竟然有叶飞的名字，又命令特务们回来砍掉叶飞的脑袋，向上级邀功。当特务们从县城赶回客栈时，已经没有了叶飞的踪影。敌人只好派大部队将周围的村子封锁起来，到处查问。
党支部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特务们折腾了一个星期，也没将叶飞搜出来。久而久之也疲劳了，路口的哨卡也撤了。党支部经过精心准备，将叶飞打扮成当地回娘家的小媳妇，派两名同志用轿子抬着，送到山上。
到了山上以后，战友们又请来医生为叶飞动手术。医生发现，射中叶飞头部的子弹本来是从左耳侧进去的，但是在碰到头骨后，方向下移，跑到叶飞右脸下方停了下来。因此取出来非常容易。但是，叶飞胸部的那颗子弹受条件限制无法取出，在其体内停留66年，直到他去世才从骨灰中取出。
第三次遇险：敌人的诱捕
1934年3月，正在福安的叶飞突然接到福州中心市委代理书记陈之枢的电报，要他立即动身回福州。叶飞当即乘船到福州附近的三都澳，先到党的一个地下交通站——百克医院住下。他告诉百克医院的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员丁立山说，次日要到福州见陈之枢并汇报工作。
熟悉福州敌情的丁立山大吃一惊，他连忙对叶飞说：“你怎么能相信陈之枢呢？他现在叛变了！福州正到处抓人！”
说起陈之枢，叶飞对他实在是太熟悉了。叶飞担任福建省团委书记时，陈任福州市团委书记。1930年7月，陈之枢和叶飞一起被捕并被投入厦门死牢，当时陈的表现还不错。出狱后，叶飞转任福州团中心市委书记，陈任组织部长。陈的工作能力相当强，叶飞对他的印象也非常好，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叛变，更没有想到他会设陷阱害他。
看到叶飞满脸吃惊的样子，丁立山进一步把陈之枢叛变的详细经过都告诉了叶飞。原来陈之枢在蔡廷锴发动“福建事变”后就暴露了身份。在蒋介石的中央军镇压了“福建事变”后，军统特务也大批进驻福州，首先把暴露身份的陈之枢逮捕。不到两个小时，陈之枢什么都招了。福州市的党团组织也因此遭到彻底破坏。叶飞因在闽东巡视工作，幸免于难。特务们不甘心，就让陈之枢以中共福州市委的名义给叶飞拍了封电报，让他到福州汇报工作。
特务们满以为这次会钓到一条大鱼，没料到百克医院的丁立山早就对此了解得一清二楚，凡是经过三都澳到福州的同志都会得到他的提醒。
叶飞听了丁立山的解释，这才恍然大悟。为了防止其他同志上当，他连夜返回福安，将陈之枢叛变的消息通知了福州中心市委所属的各个县委，将陈之枢叛变给我党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点。
第四次遇险：绝处逢生
1946年12月，国民党军队重兵进攻苏北。山东野战军决心南下迎敌，准备消灭宿迁以北的敌整编第69师。由于山野刚组建不久，各纵队间还缺乏配合，指挥机关缺乏大战经验，个别指挥员缺乏责任感，险些让包括叶飞在内的山野第一纵队一万余人被敌人歼灭。
16日中午，山野司令部作出歼灭69师的总攻部署。一纵担任向敌纵深穿插，分割敌69师和11师的任务。傍晚，叶飞率一纵在夜幕的掩护下深入敌军纵深，控制了一块长约六七公里，宽约一二公里的三角地带。一纵虽然在敌人心脏楔入一颗钉子，自己也遭到敌人的南北夹击。
17日上午，敌军猛攻一纵的友邻部队某师阵地。该师抵抗不住，于中午放弃阵地。但迟至下午一点，跟随该师前进的山野前指的一位负责人才将这一情况通知叶飞，并要求一纵也随后撤退。叶飞当即回答说，一纵处在敌人纵深处，四周都是开阔地，敌之第11师已经用飞机、大炮封锁了一纵的退路，自己实在无法完成指挥大部队在大白天撤退的任务，并请这位负责人到一纵来指挥撤退。该同志却说：“敌人封锁得很厉害，带一个警卫班也进不来。”叶飞反问道：“既然一个班也不能通过，一个纵队怎么能通过敌人的封锁圈呢？”叶飞建议等天黑以后，再见机突围。没料到该同志竟然不耐烦地丢下一句“你们撤不撤我不管了”，就挂断了电话。
◆叶飞抗战胜利后留影。
闻听此言，叶飞和身边的其他纵队领导当即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作为上级领导，怎么能丢下一纵一万多兄弟不管呢？叶飞也是急性子，当即把电话摔到地上。不一会儿，叶飞就冷静下来，开始部署突围计划。他先以一纵第7团坚守抵挡11师的正面进攻，并要求该团必须坚守阵地四小时，其他部队除派出部分警戒分队外，一律躺在战壕睡觉，养精蓄锐，准备傍晚突围。叶飞向各旅领导表示：“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敌第11师是国民党军队五大王牌主力之一，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作战凶悍。我军仅有一个团与之抗击。一个营打光了，第二个营上；第二个营打光了，第三个营上。
到了下午三点半，离突围还有两个小时，眼看第三个营也快拼光了。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叶飞当机立断，改变计划，命令所有部队排成连方队，端起刺刀，向敌发起反冲锋。一纵将士个个抱着必死决心，如猛虎下山般冲向敌人，当即把南面的11师杀得七零八落。北面的69师一看形势不妙，夺路南逃，竟然慌不择路地从一纵指挥所旁边撤退。由于主力都追击11师去了，叶飞当即组织警卫人员、机关干部、后勤人员、民工等向69师发起攻击；同时命令主力停止追击11师，迂回反击第69师。
一纵的反冲击，不仅使自己绝处逢生，也使整个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山野其他部队也纷纷出击，最终全歼第69师，这就是著名的宿北战役。
第五次遇险：雨季里的突围
1947年6月，国民党集结重兵围攻我沂蒙山区，华东野战军决定由叶飞、陈士榘分率左右两个兵团，进击鲁南、鲁西，争取在消灭各自当前之敌后，再对进攻我根据地中心区域之敌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力争消灭其中一部。不料天公不作美，赶上雨季，洪水泛滥，右兵团没能按预期计划消灭当面之敌。已经打到鲁南枣庄一带的左兵团反而成为一支深入敌后的孤军。
左兵团由一、四两个纵队组成，均为华东野战军的主力部队，特别是一纵从宿北战役到孟良崮战役一直都在唱主角，是消灭号称国民党军队五大王牌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的功臣。敌人对其又怕又恨。左兵团深入鲁南后，敌人迅速纠集五个整编师将其团团围住，另有三个整编师陆续增援。
蒋介石得知围住了我军两个主力纵队后，亲自指挥对左兵团的围追堵截，要为74师报仇。敌军在电话中把我一、四纵队分别称为“面包”、“西瓜”。狂妄的敌军将领向蒋介石保证，这次“面包”和“西瓜”吃定了。
左兵团被围，陈毅和粟裕等华东野战军领导也为其处境焦虑万分。他们一面建议左兵团东返沂蒙山区，一面指示叶飞“一切机断处理，争取胜利转移为要”。
◆1947年3月留影，左起：叶飞、乔信民、谭启龙、汤光恢。
叶飞分析了周围的敌情：敌人在南北两个方向驻有重兵；东北方向敌人力量薄弱，跨过沂河就可返回沂蒙山了，但是时值山洪爆发，沂河猛涨，又无渡桥，弄不好会全军覆没；而根据我军掌握的情报来看，敌人的主要意图是防止我军东返沂蒙山区；西面敌军也正在沿津浦线频频调动，但还未形成完全集中。
叶飞考虑再三，最后决定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向西突围，争取越过津浦线，跨过独山湖，与鲁西南的右兵团会合。四纵队司令员陶勇非常拥护叶飞的决定，并派四纵第10师担任向东佯动任务。
7月24日，第10师依计而行，大张旗鼓向东进军，和敌人展开激战。敌人果然上当，纷纷向东追击。接着，叶飞率左兵团主力冒着倾盆大雨向西突围。直到次日，敌人才发现上当。为消灭我军主力，敌人索性撇下10师不管，调头向西追赶我军。
7月28日晚，左兵团跨越津浦铁路，进入独山湖水网地带。由于周围七八十里皆是水乡，又无隐蔽物，部队暴露无遗，任凭敌机扫射。地主反动武装也乘机向我军放冷枪。部队在水乡里行军，又冷又饿，极度疲劳，许多人走着走着就累倒在泥地里，一些同志则不幸被洪水冲走，而敌人三个整编师的追军越逼越近。正在这时，叶飞和兵团其他领导签署了“紧急动员令”，对部队进行紧急动员，要求“共产党员更应该带头起模范作用。”
在兵团领导的动员下，部队士气一下子高涨起来，加快了行军步伐。到8月1日，左兵团冒着敌机的轮番扫射，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渡过多条河流，最终和右兵团胜利会师。
